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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周恩来对外交部的同志提出几点要求，他说：
“真正成为一个外交战士，必须磨练自己。对外必须一致，一切事情在一定组织范围内提出 来讨论。 想问题，提意见，纠正工作上的缺点，这样才可以不断进步，才能打胜仗。过去我 们可以说是打游击战的，只接触过一些外国记者和马歇尔等，不是全面的战斗。现在我们是 代表国家一切都要正规化，堂堂正正地打正规战。”
周恩来还要求每个外事干部都必须要有严格的纪律，他认为，“我们要藐视帝国主义，但不 轻视具体斗争；要联合兄弟朋友，但不要马虎。一种是联合，一种是斗争，这两种都通过外 交形式出现。外交是代表国家的工作。我们今天这一百多人，在开辟战场之初，应当在工作 中锻炼培养，要求每一个同志一切从学习出发，不要骄傲，不要急躁，不要气馁。同时要有 纪律，外交同军事一样，不过是‘文打’而已，文打武打是一样的。我们说一句话，做一件 事都可能影响战斗全局。因此，我们必须有严格的纪律。一切都要事先请示、商讨，批准后 再 做；做完了要报告。这一点很重要。”周恩来讲话全文见中央文献出版社的《周恩 来外交文选》，第1～7页。
在礼堂里就坐的外交部全体干部，都像乔冠华一样，认真听取了周恩来这一政策性极强的讲 话，并认真地记录下来，准备好好领会贯彻。
第四部分第11节 投身外交（2）
如前如述，为了坚持和维护外交上的独立自主立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为新 中国制定了三大外交政策，即“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后两 者指 的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外交关系，对旧中国同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和协定重 新审查处理，将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势力、特权和影响逐步肃清，然后在互相尊重领土主 权、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据此，外交部在建部伊始，便遵照中央的指示精神，成立了一个由王炳南牵头的“消除帝国 主义残余势力小组”，乔冠
华与柯柏年、宦乡等人参加了这一小组。
详见程远行： 《风云特使老外交家王炳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
这个小组的使命是继续贯彻在解放战争期间提出的清除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殖 民主义特权、势力，以使人民政权和半殖民地外交一刀两断这也就贯彻“打扫房子再请 客”的重大对外决策。
“清除帝国主义残余势力小组”成立后，立即一手抓处理旧中 国与各国所签订的条约；一手抓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新中国对旧的对外条约，也没有搞一刀切；对帝国主义国家通过侵略手段同旧中国签订的 不平等条约一律废除；对那些在平等互利基础上所签订的友好合作条约，当予以承认或接受 。为此，“清除帝国主义残余势力小组”首先必须对旧中国政府和外国政府签订的各种条约 或协定，认真地进行清理和审查，然后再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 。
“清除帝国主义残余势力小组”在处理同各国政府所签订的条约问题上，是很讲原则的。他 们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做到了本着尊重国际法的原则精神，既维护主权原则，又照顾 各国 在平等基础上的合法利益；既履行“条约必须遵守”的原则，也敢于理直气壮地废除一切用 武力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 平等条约。这样做，体现了新中国外交的鲜明特色。
第四部分第11节 投身外交（3）
对外宣传，也是乔冠华开国之初外交生涯的组成部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成立后，下设新闻总署，首任署长是胡乔木，其国际新闻局局长由乔冠 华兼任，副局长为刘尊棋，秘书长为冯亦代，萧乾在英文组，徐迟、戴望舒在法文组。起初 工作人员不多，而这些人员中的大多数是由乔冠华亲自挑选的。
国际新闻局开张伊始，就酝酿创办对外宣扬刊物《人民中国》。萧乾是这份刊物的元老
，还 在 香港时，他就为当时地下党对外的宣传刊物《中国文摘》改稿，从此与乔冠华熟悉起来。乔 冠 华夫妇曾一再向萧乾表示，希望解放后他就跟着他们俩去北平，从事更大规模的国际宣传。 据萧乾回忆，国际新闻局在前门西河沿亚洲饭店安顿下来之后，我们就去南河沿一所曾经 是丹麦大使馆的，有回廊的四合院里，搭起七个半人的班子领导者乔冠华的大半个身子 在外交部。这个班子一边用电报继续遥编香港的《中国文摘》，一边筹备开国后一个正 式的对外刊物：英文版《人民中国》。刊名是章汉夫在一次交谈中起的。乔冠华是该刊的主 编，一道工作的还有徐迟和冯亦代。
国际新闻局正副局长乔冠华、刘尊棋都是中共党员，由于乔冠华还有外交部的工作，所以只 能每星期来三次。他们两位领导为人很好，非常谦虚，与局里的非党知识分子相处融洽。萧 乾、冯亦代等人都觉得这时是他们在解放后工作最愉快的一段时期；他们认为，“当时党与 非党人士的界限也没有以后划得那么经渭分明，所以工作上很顺手。”冯亦代：《 怀念与反思》，见《色彩集》，第10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4月第1版。乔冠华从不以共产党领导自居，为人温和，关心同志，与同志们关系融洽 。萧乾对此感触颇深，不过有一件事却使他心头结下了一点疙瘩：……
星期天的文娱活动不是坐在一起齐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就是叉着腰扭扭秧歌 。生活单调些，可人与人间却十分融洽。非党的人以回头浪子自居，而党员最常说的是“革 命不分先后”，这句话充满了温暖和慰藉。我开始感到中国的知识分子毕竟是幸运的。30年代苏联那血淋淋的教训以及东欧的党与知识 分子的紧张关系，起了前车之鉴的作用，说不定我们这个民族固有的东方哲学也有着一定的 影响。学《毛选》读到新民主主义要若干年才过渡到社会主义，心里感到踏实。我们这一代 半新半旧的知识分子能有一个过渡阶段，在党的宽容及我们自身的努力下，适应起来也许就 不吃力了。……
1950年冬天，乔冠华要我参加访英代表团并任秘书，临动身前又取消了我出访的资格，说像 我这样的人还是在国内走走算了，……1950年伍修权和乔冠华去联合国所作的那次演讲，也是我们赶译成英文的。尽管已经明确知 悉自己不受信任，可是由于多年的习惯，对工作从未放松丝毫。
萧乾：《风雨平生 萧乾口述自传》，第236…23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这是当时的政策使然，党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确实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和汲取。 建国之初，因《毛泽东选集》的英译一事，乔冠华去找清华大学教授费孝通，请他主持其事 。费孝通表示担心自己的英译水平不足以 胜任如此大事，就推荐本校另一位名教授钱锺书担当此事。乔冠华接受了费孝通的这番诚意，钱锺书遂加盟于“毛选”英译小组并主其事。在后来的一 连串政治运动中，钱锺书幸未受到大的冲击（在五十年代末，“反右”狂潮渐落，众多被错 划为右派分子的大知识分子进入沉默期，钱锺书则在1958年出版《宋诗选注》一书。后又加 入《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定稿小组，与乔冠华、叶君健、袁水拍共事），很可能和他参与毛 泽东著作和诗词英译有关。
参见张冠生：《费孝通传》，第605～606页，群言出版 社 2000年5月第1版。
当然，乔冠华在领导毛著英译小组期间，对宣传毛泽东思想，也 是功不可没的。
这时，乔冠华又与清华的老同学季羡林取得了联系，季羡林已在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任教， 据他回忆，乔冠华没有官架子，平易近人，他说：“解放初期，我曾请南乔木乔冠华给北大 学生做过一次报告。记得送他出来的时候，路上遇到艾思奇，他们俩显然很熟识。艾说：‘ 你也到北大来老王卖瓜了！’乔说：‘只许你卖，就不许我卖吗？’彼此哈哈大笑。从此我就 再没有同乔冠华打交道。同北乔木也过从甚少。说句老实话，我这两个朋友，南北两乔木都 没有官架子。我讨厌人摆官架子，然而偏偏有人爱摆。这是一种极端的低级趣味的表现。” 季羡林：《我的求学之路》，第88～89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随着新时代的到来，许多进步文化人听从党的召唤，纷纷来到京城，投身革命事业。
在北京东单有一座栖凤楼小院，这里先后住进的有戴浩、盛家伦、唐瑜、吴祖光、黄苗子、 郁凤等。 这里的环境比重庆时期好得多了，一时间栖凤楼成为北京一个文化界人士相聚的场 所，他们在这里尽情挥洒各自的个性，自由自在地读书、聊天、唱歌、弹琴、绘画……据唐瑜回忆说，这个栖凤楼，本来就很热闹，现在更是谈笑有鸿儒，名人高士，来往不绝。 齐白石、老舍、梅兰芳、程砚秋、欧阳予倩、洪深、阿英、阳翰笙、田汉、叶恭绰、胡风、 章泯、吕骥、刘白羽、宋之的、叶浅予、丁聪、张光宇，还有青年艺术剧院的张正宇、吴 雪 、金山……连上海、广州、香港各处来人：潘汉年、黄佐临、张骏祥、柯灵、于伶、张瑞芳 等到了北京，也都往栖凤楼跑。
此外，乔冠华以及夏衍、廖承志、陈家康和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田家英等，也时常光顾栖凤楼 ，与文艺界人士谈心、做工作。
第四部分第11节 开城风云（1）
五十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最引人瞩目的就是美国发动的朝鲜战争。经毛泽东、周恩来点 将，乔冠华代表中国政府，参加了在朝鲜开城的停战谈判。在此之前，他曾首度赴美国纽约 ，出席过联合国安理会。事情的缘由还得从1950年夏天说起。
1950年6月25日，新中国成立才几个月，朝鲜爆发内战。美国派遣军队武装干涉朝鲜内政， 扩大朝鲜战争。6月27日，美国政府命令第七舰队侵入我国台湾海峡。9月15日，美国纠
集15 个国家的军队，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在朝鲜仁川登陆，并悍然轰炸中国东北，把战火延烧到中 朝边境。
10月8日，中共中央根据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和祖国安全的需要，果断地作出了“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毛泽东发出了《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命 令中国人民志愿军“迅速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10月19日，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 战，抗击美国侵略者。
与此同时，我国政府诉诸联合国讲坛，严厉抗议美国政府的非法行径。8月，周恩来总理兼 外交部长代表中国政府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安理会主席、苏联代表马立克，控诉美国的 武装侵略，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制裁美国侵略者，促使其撤退侵略军。美国政府则利用联合国 进行反扑，于是在当年联合国安理会的议程上，就出现了两个重要议题：一是由我国提出的 “美国侵略台湾案”，另一则是美国反诬我国而提出的“中国侵略朝鲜案”。
按照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的规定，安理会在讨论有争端的问题时，应当邀请有关的当事国参 加讨论。 鉴于这一规定，安理会于1950年9月29日通过决议，同意由我国政府派出代表团， 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这一决定由联合国秘书长赖伊于10月2日正式通知我国。这在当 时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决定，因为尽管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屹立在世界东方，但是 在美国控制和影响下的联合国组织仍然企图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