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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而复：《回忆荃麟同志》，见《 周而复散文集》第一卷，第284页，华夏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那么，《大众文艺丛刊》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刊物呢？“文革”以后的有关回忆并不一致。时 在香港担任党的文化工作负责人之一的周而复回忆说：“有一天，我们在英皇道住处谈起这 个问题，大家觉得有出版一种文艺理论刊物的必要。夏衍和冯乃超同志十分赞成，最积极的 是荃麟同志，好像胸有成竹，早就想好怎么办这个刊物。原来打算出月刊，因为在香港文艺 界 研究文艺理论的人并不很多，而要研究某些文艺理论问题需要时间，不是信手拈来，倚马可 待的，出月刊，要按时出版，‘等米下锅’不是一个办法；如果出季刊呢，又嫌每期相隔太 长了一点，有文章要发表怕失去时间性；最后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出不定期的丛刊，有文章就 出一期；文章少或者一时写不出文章来，可以推迟出版时间。丛刊取名费了一番斟酌，既 要 表明这个刊物的立场和性质，又要照顾到香港的具体环境，经大家商议，决定取名《大众文 艺丛刊》。”
周而复：《回忆荃麟同志》，见《周而复散文集》第一卷，第282～28 3页，华夏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而作为丛刊主要作者之一的林默涵则得更加明确，他说：“当时在香港领导文艺工作的，是党的文委，由冯乃超负责。在文委领导下，出 版了《大众文艺丛刊》，由邵荃麟主编。这是人民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而面临全国解放的 前夕。香港文委的同志们认为需要对过去的文艺工作作一个检讨，同时提出对今后工作的展 望。经过交换意见，遂由荃麟执笔，写了《对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一文，发表在《大众文 艺丛刊》第一辑上。文中首先进行了自我批评，认为过去工作中存在着逐渐忽略新文艺运动 一贯的大众立场和忽略自身思想改造任务的倾向；同时也批评了作为当时进步文艺几种倾向 之一的胡风等人的文艺思想。”
林默涵：《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载季羡林主编 《枝蔓丛丛的回忆》，第468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由此看来， 《大众文艺丛刊》绝非同仁刊物，而是代表文委领导集体的意志。
《大众文艺丛刊》一共出了六辑，1949年6月因编者与作者纷纷北上而自动停刊。在上面发 表文章的主要作者有邵荃麟、冯乃超、胡绳、林默涵、夏衍、郭沫若、茅盾、丁玲等，当然 还有乔冠华。
乔冠华也参加了对胡风的批评。他在《大众文艺丛刊》第二辑上，发表了《文艺创 作与主观》一文。
在文章中，他首先批评了他自己的《方生未死之间》的论点，他说：“例 如抗战初期，就出现过这样的论调：“到处都有生活，不管是前线和后方，当前问题的重 心不在于生活在前线和后方，而是在于生活态度。”“这种思想好像是为了知识分子如何和 人民结合的课题而提出的，但实际上它取消了和人民结合这一基本命题。”
对乔冠华当年撰写《论文艺创作和主观》的原因，他晚年的解释是为了检讨早先写《方生未 死之间》的缺点，并与批胡风挂起钩来。他说：“关于这篇文章（案：指《方生未死之间》 一文）的缺点和错误，我在后面的一篇文章中作自我批评，这是在1947年或是1948年，在香 港胡风的论战中，我写过一篇文章，叫《论文艺创作和主观》。在这篇文章里，我批评了所 谓到处都有生活的这个片面的提法。这件事在香港的党内同志都知道的，比如说何其芳，他 也在香港。据我所知，批评胡风的这些刊物，也代表延安，延安的同志看到了我这篇文章 ，我听说延安有些领导同志，对我采取这种自我批评的态度是肯定的。这篇文章，《人民日 报》曾经把它编入批判胡风的文集。”
乔冠华，《口述自传》，见《那随风而去的 岁月》，第179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12月第1版。
应该看到，乔冠华和当时这些文章的作 者具有浓重的政治色彩，代表了党和组织的意志（并不仅代表个人），这些文章的作者所坚持 的批评标准已经超出了文艺的 范围，批判的虽是文艺思想、文艺现象，实际体现了政治评论的色彩，因而拥有特殊的“战 争锋芒”。
而所有的这些言行，都是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体现如乔冠华所云“延安”方面的精神，而作 为 党所领导的一员，又怎能不以明确的立场来进行思想斗争呢？所以，乔冠华撰写《论文艺创 作与主观》与诸如邵荃麟、胡绳、林默涵等人撰文的政治色彩，不足为怪，可以理解。
第三部分第10节 辗转沪港（5）
对中共理论家们在香港对胡风发起的围攻，所引发的极大震憾是可以想见的。被批判 者的反应自不待言，就是中共党内的反响也是强烈的：据胡风回忆说，冯雪峰看了刊登批 判胡风文章的《大众文艺丛刊》第二辑以后，曾气愤地说：“难道又要重演创造社的故伎？ 我们在内地的人怎么做事？”上海文委的负责人蒋天佐也表示不满，同为中共香港局负责人 的潘汉年则对胡风说，他个人并不赞成那样发表文章。
胡风：《关于乔冠华》，见 《胡风遗稿》，第81～86页，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
面对来自香港的指责，胡风当然是十分痛苦的。他想：“抗战八年来我一直跟共产党走，编 刊物得罪了一些人，那我是感觉得到的，但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来对我进行批判？”〖ZW（〗引 自戴光中：《胡风传》，第257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ZW）〗胡风欲加回 应，但是胡风的好友（后来是笔者在复旦大学的老师）贾植芳先生劝告胡风应沉着冷静，因为 在贾植芳看来，“在这个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前夕，对香港那些党员同志的批判要冷静对待 ，不可感情用事，否则容易被人扣大帽子，因为香港那些党内朋友的批评文章火药味很浓， 不是个别人的作为”。
贾植芳：《不能忘却的纪念我的朋友们》，第12～13页 ，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
但是这样的忠告，终究未能阻住胡风对真理的追求。1948年6月，他撰写了反批评的文章《 论现实主义的路》。他很天真，认为“真理之外，别无所争”。殊不知，这场论战并非艺术 之争，而完全是政治上的纷争。显然，胡风身处国统区的上海，怎么会料到这场突发性的批 评的真正来历呢？
1948年末的上海风声鹤唳，国民党当局疯狂迫害进步文化人，胡风也被列入黑名单。为了胡 风的安全，上海地下党组织派蒋天佐正式通知，让他避居香港。12月9日，胡风由著名演员 金山送行，登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
13日拂晓时分，胡风抵达香港。他经直前往乔冠华所住的英皇道炮台山对门的一幢公寓，他 打了打门铃，是周而复开的门。胡风在那里住了几天，然后由周而复找到一家小旅馆住下。
胡风并没有因为乔冠华写了批评他的文章就影响到和他的友谊，他希望与乔冠华见面谈谈。 大约过了三四天 以后，由周而复出面邀请胡风到他们那里吃晚饭，作为欢迎他来港的友谊聚会。参加者有乔 冠华夫妇、邵荃麟夫妇、胡绳夫妇、冯乃超夫妇等。大家见面谈得很热闹。
席间，冯乃超特地把一本岛田政雄写的书拿给胡风看，因为那上面有对郭沫若和胡风的访问 记。龚澎也乘此机会请胡风介绍推荐可供外国进步读者看的作品给她，便于在《中国文摘》 上刊登。
吃完晚饭，大家又开始交谈，乔冠华为主，谈了好多问题，通过交流，沟通了思想，对一 些分歧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澄清。对这次谈话，事隔多年，胡风仍有印象。他说：“好像 是他先问我对他的文章的意见，我当即说，我写了文章，你们可能知道了（他们当然知道）， 例如，你引用的黑格尔的一个理论，我花了一些力气才搞清楚了是怎么一回事。他听了有一 点惊愕的表情。事实上，他对那个论点并没有懂，我说弄清楚了当然是反驳了他，也就等于 把他的中心根据推翻了，对他的全部意见都否定了。
他还说，问题是不简单，杨晦（1899…1983），剧作家，文学理论家。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后长期从 事创作 、翻译和教学工作，并曾与郭沫若一起为《文汇报》编《新文艺》周刊。后去香港。建国后 长期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和系主任。到香港告诉他，学生们相信他们的并不是 多数 。那时，我的反批评还没有发表，杨晦说的‘并不是多数’，不过是‘很少’的客气话而已 。……”
胡风：《关于乔冠华》，见《胡风遗稿》，第85～86页，山东友 谊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
胡风的这段忆述，其实是在狱中被指令写的交代材料， 在当时的“语境”下，有些话可能说得言过其实，不过不能因此否认它的史料价值。从这里 至 少可以看出，从那时起，乔冠华与胡风已存在了隔阂，而这种认识的分歧，于这对已有多年 友谊的朋友来说，不免使人感到惋惜与遗憾。
那天聚餐谈话完毕，乔冠华依然十分客气，夜深时，仍然一个人送胡风回去，他一直送到了 马路中间，俟胡风上电车才离去。在路上，乔冠华向胡风介绍了他在北平军调部时，曾去延 安一次，透露了在与胡乔木散步谈天时，胡乔木对周扬的工作不满，希望文艺上能打开一个 新的局面。胡风听了乔冠华的这番话，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似乎“对我的批评是为了把我的 问题解决了，大家一同努力把文艺运动推进，完全是好意”。
大概又过两三天，周而复去胡风临时借住的一家小旅馆，接他回到了乔冠华他们所 住的公寓 去住了。
潘汉年过来拜访了胡风，事先可能与乔冠华商量过，他竭力安抚胡风，希望振作起 来。
胡风没有主动去找乔冠华，而乔冠华来看胡风，与他闲谈叙旧。胡风“模糊地记得他来过两 次，一次谈到我过广州时的两句诗‘两代英雄流血地，熙熙攘攘了无痕’（‘两代英雄’指 ‘黄花岗’和‘广暴’），只有这两句没有续成。我写下夹在桌子上的书里，我不在时他来 看到了。一次谈到从美国回来的心理学者曹日昌。我不谈文艺理论问题，他当然只有放开了 。”
胡风：《关于乔冠华》，见《胡风遗稿》，第87页，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年9 月第1版。
胡、乔两人此时还是有点隔膜的。
胡风在香港逗留时间不长。离香港前一天，新华社的元旦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发表了。 当天晚上，乔冠华来看他，为他送行。两人交谈中，提到献词时，乔冠华说，一定是小胡（ 指胡乔木）写的。胡风对中央负责人了解不多，自然以为乔冠华的猜测是有根据的。
握手告别时，胡风对乔冠华说，“以后大概见面的机会少了……”乔冠华似乎皱一下眉 头，立 即做出一个不以为然的抱歉的表情，意思是，革命胜利了，何至于连朋友都不见面呢？胡风 的本意却是说，革命胜利后，乔的工作一定会更忙，两人工作不同，地位悬殊，当然不容易 见面了。而乔冠华将胡风的话误解为，两人发生了争论，他不想再见到胡风了，所以才会流 露出这样的表情。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各界发布了二十三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号 召 巩固和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 、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团结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没有反动 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号召”，当即受到了得到了民革、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 海外华侨、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
其时居留在香港的各民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约有三四百人，他们都将离港进入解放区。根 据中央的指示，在香港的中共负责人方方、章汉夫、潘汉夫、连贯、夏衍和乔冠华等，经过 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