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海边上了一只木船，就是 他和杨刚，我们家三个，一起在木船上坐了一晚。大概是晚上香港戒严，第二天早上才能上 岸。这是我和他第一次见面，但没有交谈什么话题的记忆。他逗我们的孩子，和杨刚说笑话 ， 没有谈过一句关于战争和到香港后的安排，大家都轻松愉快地过了一晚。这以前，在我的印 象上，他是一个恃才自傲，地位观念重，有些浮华的共产党文化领导人；但现在个别接触 以 后，发现他对工作有责任心，而且是有做组织工作经验的和才干的。这和过去关于他的看法 好像有些矛盾了。
胡风：《关于乔冠华》，《胡风遗稿》，第65～66页，山东友谊 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
1943年春，胡风回重庆后，他与乔冠华成了“可以无所顾忌地谈话”的朋友。一天，乔冠华 到位于民生路的《新华日报》营业部去办事，在街上巧遇返渝不久的胡风。他欣喜万分，连 忙邀请胡风一道到路旁的小茶馆，畅叙闲聊了好长时间。
乔冠华一开口就对胡风说：“我看得出来，你是舍了，不顾一切了！”
乍一听，胡风似乎愣了一下，好生纳闷。原来，乔冠华已经拜读了胡风写的文章，颇有同感 。那是1942年2月，胡风从香港脱险经过东江游击区到达桂林后，看到当时文坛某些不正常 现象，有些作家思想比较混乱，他十分不满。例如个别共产党员作家或以进步面目出现的作 家，在他们作品中有的宣扬色情，有的甚至同情叛徒。与此对应，冒充进步的刊物和作品泛 滥成灾。而其时，在国内刚发生了皖南事变，在国际上则爆发生了太平洋战争，苏联与德国 正 进 行着生死决战，形势异常严峻。令人痛心与不安的是在文坛上却出现了这种骨子里虚伪腐 烂而表面上进步热闹的现象。对此，胡风毅然撰文揭穿了那些“进步”的假相，提出的 问题，引起了不少人的重视。
乔冠华谈到胡风在桂林发表的文章，表示赞同，觉得他是不顾一切，批驳了错误倾向。
谈到整风时，胡风对乔冠华说：
“现在出现了用教条主义反教条主义的情况。”
“可不是吗！”乔冠华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这使胡风颇感欣慰，更加引为知己。
此时乔冠华负责主编党刊《群众》周刊。1943年重庆没有筹备召开鲁迅逝世纪念会。基于这 种情 况，乔冠华给胡风写信，说今年纪念鲁迅，显得寂寞，请他替《群众》写篇纪念文章。胡风 二 话没说，就赶写了《从“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生长起来的》，反映了人民大众缅怀鲁迅的愿 望，很快就被乔冠华刊登在《群众》杂志上。后来，胡风又应约写了一篇《论“大国之风” 种种》，抨击国民党当局一味复古，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反响。
乔冠华与胡风来往不断，在许多问题上观点相似。他支持胡风创办大型杂志《希望》， 并预备在《希望》编发一期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发表百年纪念特辑。乔冠华特地从德文，并参照胡风提供的日译本，把《关于费尔巴哈的 提纲》重新翻译出来。其用意在于进一步反观教条主义的危害，因为他们认为教条主义 的唯心论与马克思《提纲》的原则，恰恰是格格不入的。
除此之外，乔冠华还翻译了英国著名浪漫派诗人雪菜的诗歌《希望》， 供《希望》杂志发表。乔冠华与龚澎结婚后，胡风作了 几首打油的旧体诗祝贺他们。他还让夫人梅志做了肉松送给乔冠华，乔冠华则回赠了美国纸 烟。有时乔冠华还经常请胡风等文艺界人士下馆子，十分默契。
1944年10月19日，重庆的文化界人士聚会纪念鲁迅逝世8周年，是用茶话会形式在百龄餐厅 举行的。除文艺界人士外，宋庆龄、沈钧儒和几位外国记者也前来参加。在沈钧儒致了开幕 词后，会场上有一个青年马上站了起来，声称是刚从沦陷的上海过来，知道许广平投了敌， 所以不应开会纪念鲁迅。
胡风听了此人这番信口开河的话十分恼火，他绝不相信许广平会附逆投敌，立即站了起来， 严厉地驳斥道“许广平投敌不可信！但即使她有什么污行，也不应影响纪念鲁迅先生。汪精 卫不曾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吗？他早已连‘三民主义’都带去叛国投敌了，这未必也应该由 孙中山先生负责吗？……”这时会场上有好几个特务围攻胡风说是侮辱总理。正当特务胡搅 蛮缠时，夏衍组织人员通知宋庆龄等及时撤离了现场，胡风正准备再站起来反击特务时，有 人将他拉住，帮他离开了会场。
胡风回到天府宫住处，想起刚才的场面，仍气愤难平。乔冠华闻讯此事，便马上赶来看他， 表示慰问。
据胡风观察，乔冠华在重庆时，和陈家康思想比较接近，很谈得来，常在一起，胡风有 时间就去看望他们，在一起海阔天空地神聊。夏衍、胡绳等也和乔冠华、陈家康意气相投 ，因而引来闲言碎语，有人他们是搞小集团美其名曰“才子集团”。对此， 周恩来很严肃地加以纠正，他说，同志间对某种学术思想问题有共同兴趣，接近得多一些， 这是正常的，不能当问题。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才消除了误会。
陈家康（1913…1970），湖北广济（今武穴）人。武汉大学肄业。1934年参加中国社会科学家 联 盟，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上海学委委员、中共江苏省委军事委员、周恩来秘书、中共 中央南方局外事组副组长、中共军委外事组科长、南方局外事委员会委员。建国后，历任外 交部亚洲司副司长、司长，外交部部长助理，驻埃及大使，外交部副部长。陈家康
才华过人，他在积极从事党的工作的同时，对艺术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 有着浓厚的兴趣，颇具水平。他十分尊崇墨子，笔名“归墨”。他曾对乔冠华流露，希望自 己有机会从事著述。
在重庆时，青年作家路翎曾拿舒芜研究墨子的文章给胡风看，胡风自恃不懂墨子的哲学，就 转请陈家康看。陈家康看了文章以后，遂与乔冠华要胡风约舒芜见面。胡风引舒芜去见了陈 家康和乔冠华。见面之后，谈了许多学术问题。
第三部分第9节 旧雨新知（4）
为响应整风，反对教条主义，乔冠华与陈家康、胡绳、杨刚等人撰写了不少文章，引起 了极大的反响。1943年6月和1944年3月，乔冠华在郭沫若主办的《中原》杂志上发表了《论 生活态度与现实主义》、《方生未死之间》两篇文章；陈家康在《群众》周刊上发表了《唯 物论与唯“唯物的思想”论》。 陈家康的用意是，以“唯‘唯物的思想论’”来形容教条主 义的 实质，以说明它之所以吓唬人起危害作用的原因。他们的这几篇文章发表，引起了中共办事 处和《新华日报》社内部的争论。
特别是乔冠华写的《方生未死之间》，引得轩然大波。对此，多年之后，作者本人平静地回 忆道：
《方生未死之间》这篇文章里涉及的问题很广，系统回答的一个中心问题 是：大后方的进步作家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引起相当强烈的反响，同时也引起了党内（《新华日报》及办事处）的一 些同志的指责。
这篇文章在一般的进步读者中间反响是强烈的。我记得当时远在福建的一批年轻的同志，曾 经把这些文章和其他同志的文章收集起来，出版过一本小册子，叫做《方生未死之间》，还 有胡绳的文章。还有几位我记不清了，小册子如今也找不着了。
这篇文章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也引起了一些反响，例如当时在昆明的闻一多先生，他就写了 一篇文章，不指名地响应了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出来的观点，这篇文章发表在当时的《昆明日 报》上。
党内的同志对我进行指责是集中在我在这篇文章中所表现的这样一个观点，即：作家要从生 活当中吸收创作的源泉。可是在大后方并没有接触群众的自由。我在这篇文章里，片面强调 了到处有生活这样一个观点。说实在的，这个观点尽管在当时的大后方，有这样的看法还是 可以理解的。当时在大后方也应该强调，争取一切机会到人民当中去，从人民群众中体验生 活吧。反正说我太片面了，你说到处有生活，不就可以不接触群众了吗？这是他们当时的看 法。在这里我要附带讲一下，因为关于这篇文章当时有争论！在重庆办事处负责同志很多， 周恩来同志到云南去了，好像人们在议论，董老在党内会上，公正地对这篇文章提出了批评 。董老对这篇文章究竟有什么意见，我不清楚，但是我负责地说一下，董老并没有在会议上 公开给我提出来，也没有在私下和我说这篇文章有错误，这是历史事实，因为当时在重庆的 同志参加这个会的都可以证明这件事。
乔冠华：《口述自传》，见《那随风飘去的日子》，第178～179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几十年过去了，由乔冠华的这篇文章所引发的争议，早已尘埃落定。回过头来看，当时持批 评态度的同志，不无偏颇。有人甚至从意识形态的分歧加以评判，更是有失公允。
平心而论，乔冠华的《方生未死之间》，不无暇疵，但是应该看到作者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 ，他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出发，针对当时文化界的实际，阐述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 活的辩证关系，不乏真知灼见。
乔冠华的文章发表后，受到一些人的非议。胡风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文章是有才情的，点刺 了 文艺上庸俗而混乱的情况。为了加以呼应，胡风又在《希望》杂志上发表了舒芜的《论主观 》一文。这篇文章的内容不够完备，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因而茅盾、叶以群、侯外庐等 人表示了不满。
后来，问题提到了周恩来那里，他召集了胡风、茅盾、叶以群、冯乃超、冯雪峰以及徐冰、 乔冠华、陈家康、胡绳等开会讨论。经过与会者的讨论和周恩来的协调， 事态得以平息。还有一件事件不得不提，就是在郭沫若那篇闻名天下的《甲申三百年祭》的问世过 程中，乔冠华功不可没。
郭沫若的这篇《甲申三百年祭》，是应乔冠华之约而撰写的，自1944年3月19日在重庆《新 华 日报》上发表。此文在中国史学界及政治理论界有着非常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曾有学者指出 ：“在现代中国学者所写的历史著作中，影响最广泛最巨大的要称《甲申三百年祭》”。转引自《中国现代史争鸣录？人物篇》，第443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版。
《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于抗日战争后期，这时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坚持一党专 政，拒绝进行任何民主改革，人民群众在国民党的高压统治下，毫无自由，更无民主。以蒋 、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家利用抗战大发国难财，通过横征暴敛使官僚资本 急剧膨胀。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挣扎于饥饿和死亡线上，而国民党党政官员却贪污成风、廉耻 扫地，不少人营私舞弊、胡作非为，在大后方花天酒地、醉生梦死，正所谓“前方吃紧，后 方紧吃”。大后方国统区在国民党蒋介石的高压下，民生凋敝，民怨沸腾。1943年冬至194 4年春，大后方各地以宪政运动为契机的民主运动日渐广泛地开展起来。中共中央明确指示 ，要利用国民党允许讨论宪政的时机，“冲破国民党的限制，使民主运动进一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94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版。
恰在这时，正逢朱明王朝灭亡三百周年。在这样的情势下，《新华日报》和乔冠华主编的《 群众 》杂志，都准备开辟专栏发表纪念文章。1944年1月15日，乔冠华等人来到郭沫若寓所共商 此事，商定了撰稿人名单。郭沫若与乔冠华本来就有交情，在他的敦请之下，郭沫若当仁不 让。另外还拟信约“南明史泰斗”柳亚子先生“开炮”。柳亚子后来在他发表的《纪念三百 年前的甲申》一文中首先交代了这一背景。他写道：
“今年1月31日，收到于怀兄（即乔冠华）同月16日从渝都发出的一封信，说道：‘今年 适值明亡三百年，我们打算纪念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