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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鸿。有人介绍我来见张经理。”
“也得登记。”那职员一本正经地说。
沈德鸿一声不响，又从衣袋拿出那个大信封来。职员接过去一看，口里念道：“面陈总经理张台启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孙”──这个墨写的大“孙”字，恰恰写在红色印的“馆”字上面。
“我马上去传达。”那职员满面笑容地对他说，推开门走进去不久带着一个人出来，低声对那人说：“请稍等候。”又侧身引路对沈德鸿说：“请进。”沈德鸿进了门，他就把门关上了。
沈德鸿走进室内，看见一排明亮的玻璃窗前放着一张大写字台，旁边坐着一个中年人，长眉细目，满面红光，心想：他就是张元济了。
张元济指着一把圈椅说：“坐近些，谈话方便。”
沈德鸿坐下。张元济问他读过哪些英文和中文书籍。他简短扼要地回答了；张元济点点头，然后说：“孙伯恒早就有信来，我正等着你。我们编译所有个英文部，正缺人，你进英文部工作好吗？”沈德鸿答：“好的。”张元济又说：“编译所在闸北宝山路，你没有去过吧？”沈德鸿表示不认识宝山路。这时张元济拿起电话，用流利的英语跟对方说：“前天跟你谈过的沈先生，对，沈德鸿，他今天来了，一会儿就到编译所见你，请同他面谈。”挂上电话，张元济对他说：“你听得了吧？刚才我同英文部部长邝博士谈你的工作。现在，你回旅馆，我马上派人接你去宝山路。你住在哪个旅馆？”沈德鸿说了旅馆名称和房间号码。张元济随手取一张小纸片记下，念了一遍，又对他说：“派去接你的人叫通宝，是个茶房，南浔人。你就回旅馆去等他吧。”说完站了起来，把手一摊，表示送客。沈德鸿对他鞠躬，转身走出这间总经理办公室。
回到旅馆，他把简单的行李理好。在等候去编译所时，他回想张元济的办公室是那样的朴素，墙上不挂任何字画，大写字台对面的长几上，堆着许多中、英文的书报。初次见面，商务印书馆张经理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等了一会，通宝来，帮他把行李装上一辆相当漂亮的小轿车后，就对司机说：“走！”
沈德鸿还是第一次坐小轿车，他以为是出租汽车。通宝说：“这是总经理的车子。出租汽车哪里去找？如果坐黄包车，起码得一个小时，那就误了事了。是总经理派汽车接我到河南路，又叫原车送我们到编译所。”沈德鸿有点惊讶地说：“啊！你是编译所的茶房！”通宝点点头，告诉他：“我是南浔人，南浔离乌镇一十八里，我们也算同乡。你到编译所做事，不管有什么要帮忙的，找我就行。”沈德鸿听他口气不小，猜不透他是什么来头。他这时还不知道，通宝是编译所茶房的头头，也是编译所茶房的元老，所里的茶房清一色的南浔人，都是他引进去的。
到了宝山路，通宝把他的行李卸在一座二层楼的小洋房里，就带他到编译所会见英文部部长邝富灼博士。这位邝博士是华侨，原籍广东，在外国大学毕业后得的博士，大约四十多岁。他不大会说广东话，说英语却顺口。见到沈德鸿，就用英语谈话。他说：“欢迎你到我们英文部做事。我跟总经理商量，安排你在我们英文部新近设立的‘英文函授学校’，工作是修改学生们寄来的课卷。我们英文部现在有七个人，大家来认识认识。”
邝博士招呼着同事们，一一向沈德鸿介绍：“英杰文函授学校”主任周越然，编辑周由廑、平海澜，改卷员黄访书，办事员胡雄才。
二周是兄弟，他俩和胡雄才都是湖州人，三人和沈德鸿握手时说：“我们是乡。”听到通宝和这三位同事的浙江乡音，一股暖流涌上沈德鸿的心头，仿佛异乡见到了亲人一般。
他对邝博士和大家说：“我刚来所里做事，一切都不懂，请诸位今后多多指教。”
他的第一天的工作很轻松，只改了四五本“英文函授学校”学生的课卷。
下了班，和他年岁相近的胡雄才到宿舍看他，对他说自己还是练习生，每月薪水只有十八元。沈德鸿的薪水每月二十四元，是“编译”一级最低的工资。以后每过一两年，可以加五元。
“你与总经理是不是亲戚？”胡雄才盘问沈德鸿。
“不是。”
“不是？我才不信哩。你说不是亲戚，可是自有编译以来，从没有听说一个最低一级的小编辑，是坐了总编辑的专用车、由茶房头脑伴送来的。”
沈德鸿也不和他多辩论。因为他觉得胡雄才的推论是合理的。胡雄才还悄悄告诉他：
“我们编译所里，有好多人每月薪水一百元，但是他们长年不编也不译，只是每天这里瞧瞧，那里看看，跟一些拿着高薪又不干事的人咬耳朵说话。你不知道，这些人都有特别的后台，特殊的背景，他们跟老板关系密切。你可不要得罪他们啊！”
送走胡雄才，沈德鸿躺在床上，觉得浑身很疲倦，但胡雄才说的编译所内幕情况，使他久久不能入睡。他想，母亲写了极诚恳的信，请卢表叔不要把自己弄到官场！今后的路，究竟该怎么走呢？
九、入文学之门
沈德鸿到英文部工作已有一个多月了。一天，他翻阅新近出版发行的《辞源》时，心有所感，忍不住给张总经理写了一封信。在信的开头，他赞扬“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事业常开风气之先，《辞源》又是一例。”接着，举出《辞源》中的一些条目在引出处时，有“错认娘家”的，“而且引书只注书名，不注篇名，对于后代颇不方便。”最后，他写道：“《许慎说文》才九千数百字，而《康熙字典》已有四万多字，可见文化日进，旧字不足应付。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文化突飞猛进，政治、经济、科学三者日产新词，即如本馆，早已印行严译《天演论》等名著，故《辞源》虽已收进‘物竞天择’、‘进化’诸新词，但仍嫌太少。此书版权页上英译为《百科辞典》，甚盼能名实相符，将来逐年修改，成为真正的百科辞典。”
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这封信居然引起了张元济的注意。当晚，有一位同事悄悄告诉他：
“你那封信，总经理批交辞典部同事看后送请编译所所长高梦旦核办。”
第二天上班后，高梦旦把沈德鸿叫到小会客室里谈话，对他说：“你的信很好。总经理同我商量过，你在英文部，用非其材，想请你同我们所里一位老先生──孙毓修，合作译书，不知意下如何？”德鸿蓦然想起，他在植材小学时学校奖给他的那本《无猫国》，不就是孙毓修编译的吗？这位孙老先生大概英文很好，要我同他合作译书，不知怎样做法，译什么书？他向高梦旦表示愿意后，高梦旦就带他去见孙毓修。经过交谈了解，他发现这位高级编译的英文小平并不高，编译的《欧洲游记》是按意译用骈体文写成的。
他要德鸿合译的书是卡本脱的《人如何得衣》（出版时书名为《衣》）。
“老先生的文笔别具风格，我勉力续貂，能不能用，还请老先生裁定。‘德鸿谦逊地说。
“试译一章看吧。”孙毓修自负地回答。
他摹仿孙译的前三章，仅用三四天便译出了一章，孙毓修不以为然地说：“真快。毕竟年轻人精力充沛。”待看完德鸿的译稿，他笑道：“真亏你，骤然看时仿佛出于一人手笔。”德鸿说：“惭愧。还得请你斧削。”孙毓修只不过改动了几个字，便把译稿还给德鸿：“你再译几章，会更熟练些。”
“不跟原书校勘一下么？也许我有译错之处？”
孙毓修摇摇头：“本馆所出的译本，向来不对校原著，只要中文好，就付印。”
这使德鸿大吃一惊，怎么会这样呢？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编译中没有人肯做这项吃力不讨好的校勘工作。
这本《衣》译完后，他又译了《食》、《住》两本，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这是他最早的译著。
他们两人合作的还有《中国寓言初编》。出版时，版权页上印的是：编纂者桐乡沈德鸿，校订者无锡孙毓修。这本书在两年内就印了三版。
在德鸿看《衣》、《食》、《住》三书的校样时，主编《学生杂志》的朱元善找到他说，《学生杂志》上没有登过小说，现在打算登点科学小说，请他找点材料。德鸿答应后，在涵芬楼图书馆的英美旧杂志中，找到一些材料，译写出了一篇《三百年后孵化之卵》，交给朱元善，发表在《学生杂志》1917年第一期上。以后，他又与胞弟德济合译了《两月中之建筑谭》，还译编了《履人传》、《缝工传》，都是科学小说一类的通俗读物。
在这以后的两年里，受孙毓修的影响，朱元善的鼓励，沈德鸿编著了许多童话，有《大槐国》、《负骨报恩》、《狮骡访猪》、《狮受蚊欺》、《千匹绢》、《蛙公主》、《牧羊郎官》……等等，先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与此同时，他创作的童话《寻快乐》、《书呆子》，也由商务印书馆分别于1918年11月和1919年3月出版了。
在两年里沈德鸿从翻译科学小说和编著童话，开始了他的编著与文学的生涯。他还在《学生杂志》、《妇女杂志》上发表了一些论文。对于其中的《学生与社会》，他很看重，曾说：“这篇文章可以算得是我的第一篇论文。当时年轻胆大，借着这个题目对二千年来封建主义的治学思想，发了一通议论。”而在《一九一八年的学生》一文中，他认为“亚东局势必且大变”，因而大声呼吁学生“翻然觉悟，革心洗肠，投袂以起”，并对学生提出了三点希望：“革新思想”，“创造文明”，“奋斗主义”。他后来说：
“从这篇文章，可以见到我当时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端倪。”“当然，那时候我主张的新思想只是‘个性之解放’、‘人格之独立’等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东西，还不是马克思主义，因为那时‘十月革命’的炮声刚刚响过，马克思主义还没有传播到中国。”
沈德鸿从1919年起，就“开始注意俄国文学，搜求这方面的书。”他说“这也是读了《新青年》给我的启示”。那时，他已读了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文章，对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十分佩服。鲁迅创作的第一篇反封建小说《狂人日记》，也使他激动不已。
“五四”运动爆发前夕，他在《学生杂志》上发表了《托尔斯泰与今后之俄罗斯》。这是他关心俄国文学后撰写的第一篇评论。他敏锐地指出：“俄人思想一跃出……二十世纪后半期之局面，决将受其影响，听其支配。今俄之Bolshevism（布尔什维主义），已弥漫于东欧，且将及于西欧，世界潮流，澎湃动荡，正不知其伊何底也。”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他开始专注于文学，翻译介绍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
在《学生杂志》和《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如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在家里》是他第一次用白话翻译的小说。在《近代戏剧家传》的长文里，他介绍了比昂逊、契诃夫等三十四个作家。
从这时候，他发表文章的署名已不是沈德鸿，而是“冰”、“雁冰”。年幼时，他祖父根据《诗经》中“鸿雁不定期宾”，为他取的字是“雁冰”。后来，他曾写作“宾”、“燕斌”，此时又据谐音写作“雁冰”。1919年11月18日，《学灯》上刊出《沈雁冰致虞裳》（通讯），可以认为是他以字代名，正式使用“沈雁冰”这一名字的开始。
“五四”之后，《新青年》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表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这时学沈雁冰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如饥似渴地吞咽外国传来的各种新东西”及“各种主义、思想和学说。”他写道：“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学派被介绍进来，但十分吸引人，因为那时已经知道，俄国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得胜利。”
他又写道：“也是在这种求真理欲的驱使下，我还译过两篇尼采的东西……，还写了一篇介绍尼采的文章《尼采的学说》，登在1920年初的《学生杂志》上。”
“五四”时期的沈雁冰，就是这样一个青年：热爱工作，爱好文学，追求真理，勤奋写作。
十、革新《小说月报》
沈雁冰在加入上海共产党小组不久，商务印书馆当局决定适应“五四”以来的新潮流，全面革新《小说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