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战的经验。这些对于朱德来说，是最熟悉不过的了。所以在学员中数他领会得最深最好。曾有人称赞说：“朱德不是从表面而是从本质上真正懂得什么是游击战。”有一次，苏联教官问朱德回国后怎样领兵打仗，他回答说：“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拉队伍上山。”可见，游击战的思想早已深深植根于朱德的心田。当他后来带领起义军上井冈山打游击的时候，真好比是如鱼得水、得其所哉！
朱德曾言：“中国的土匪和地主制度一向是互为依存的，地主制度造成了贫困和无知，因此农民往往每年至少有一个时期去当土匪。”在井冈山时，朱德走遍了整个山区，勘察地形和防御工事，与当地农民领袖王佐和袁文才谈话。他们对他讲起土匪朱老聋子的故事。老聋子说过“你用不着知道怎样打仗，只要知道怎样包围敌人就行了。”他们按照朱老聋子的话办事，井冈山在他们这一生中从未被攻破过，尽管他们手中的武器非常原始，甚至还有弓箭。朱德说：“我学了朱老聋子的很多战术，国民党军队完全采用经常见到的日本军事战术，永远以一路纵队前进，前有前卫，旁有侧翼。除了这些，他们就什么都不懂了。可是我们分成了小股的快速部队，进入他们的后卫和侧翼，把他们切成几片。这种战术并没有什么秘密。任何人都可以学会，军阀们后来也想用来对付我们。他们却失败了，因为游击战术不但需要熟知战斗地区的地形，还要有老百姓的支持。”1928年5月至6月，朱德亲自指挥红军三打永新，三战三捷，他和毛泽东一起打开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新局面。当时他用以克敌制胜的法宝，不是别的，正是流动游击战术。一篇题为《红军总司令朱德》的文章写道：“前任白军官官，在自愿投入中国苏维埃区以后，常惊叹说，他们生平才第一次遇见这样一位指挥员，具有战略上这样敏锐的才智：敌军的器械非常精良而充足，而他与敌军作战，决定理论上最复杂的军事任务，却极容易，极高明，也极清楚。”这样评价是完全合乎实际的。没有这种军事家的雄才胆略和大智大勇，也就没有朱德身无片伤的今天。抗日战争中，有一次，朱德和国民党将领龙云同乘一架飞机去南京开会。在机上，他们谈论起战略战术问题。龙云认为游击战术对内可以，用来打日本，恐怕不行。朱德则侃侃而谈，先谈了正规军在正面作战的作用和必要性，最后说：“共产党有正规军，也有游击兵团。我们的游击大军，将以华北、东北、东南的敌战区为大战场。游击大军，集散迅速，兵员众多，要十万有十万，要百万有百万，将使敌寇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打国际战有什么不行？”这一席话说得对方连连点头称是。
朱德后来将他在平定匪乱的战场中实验出来的游击战术归纳为十六字诀，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有人曾认为这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据一位老同志回忆，朱、毛井冈山会师不久，在1928年5月中旬，他亲自听宛希先说，朱军长有打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朱德自己从来不谈他的贡献。他只是说：“只要对革命有利，谁提的都一样。”
根据我们在上文中讲的情况，说朱德最早提出十六字诀，似乎言之有据，比较可信。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为我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朱德自然也有一份贡献。
4．4 农民相貌的护身符
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曾写道：“在社交场合，朱将军象一头猫一样，沉着、自在。他在任何时候都是个可以混杂在农民集市里的人，在那里，人们可以出售蔬菜，闲话家常。他浑身上下，从平凡的面貌到行动，都是个农民的样子。”《伟大的道路》我们在上文中也说过，不仅老百姓和战士常常误认他为“老伙夫”，就是追踪他的敌人也不止一次把他当作“伙夫头”。在国民党围剿红军期间，蒋介石在各个村子里贴出告示，告示说，凡交来朱德首级者，赏洋二万五千元。朱德看后，没有撕掉，而是让人取来一支笔，在告示上面用大字写上：‘凡交来蒋介石脑袋者，赏洋一元。”朱德的乐观和无所畏惧固然因为他有智谋，有胆略，有人民大众作坚强后盾，然而从客观上讲，他的“伙夫装扮”也象一层保护色，一种迷彩服，多次使他虎口脱险，死里逃生。
1928年12月，朱德率领部队在资兴驻扎，敌人闻讯来抓朱德。在这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朱德见逃不脱敌人的包围，使走进一家祠堂的厨房，随手拉了一条围裙系在腰上。敌人冲进来就问：“你们的总司令在哪里。”朱德指指身后：“在后面。”
敌人又问：“你是干什么的？”朱德干脆地回答：“我是伙夫。”
但几个敌人仍有些不放心，把这“伙夫”拉到灯下上下打量了一番，见他穿得破破烂烂，胡子老长，真是一副伙夫样。于是信以为真，便急忙到后面搜索。朱德趁机打开窗子，逃之夭夭。
1929年2月，国民党刘士毅部乘黑夜包围了驻扎在项山的红四军军部。此时，朱德的妻子伍若兰要朱德先走，随部队突围，自己掩护，朱德不肯扔下妻子不管，正在争执之时，房门“哗啦”一声被踢开，十几个黄蜂似的敌人揣着枪，气势汹汹冲了进来。伍若兰迅速夺过朱德手中的枪，随即故意对冲进来的敌兵呵斥说：“你们不在前边打仗，跑到我屋里来干什么？”说着，回头对站在一边的朱德大声命令：“老伙夫！
还不出去打一桶水来给军长洗脸！”朱德“唔”了一声，点头答了个“是”，抽身欲走。一个瘦猴模样的家伙用枪拦住朱德，另一个敌兵用枪口对准伍若兰，第三个敌人旋即夺下伍若兰手里的驳壳枪。
“他是你们什么人？”敌人逼问道。
“他是我和朱德的伙夫！”伍若兰异常镇静地答道。敌兵见朱德满脸胡须、身着普通士兵装束，觉得不象当大官的样子，也就将主意力转向伍若兰：“妈的！朱德睡在哪里？”此刻，朱德乘机提着一只小桶走出房门。
“他在后边那间屋里睡觉，”敌兵为抢头功，争相往里边那间屋冲去，伍若兰扭身飞出房门，飞也似的朝村外跑去，由于她当时身怀有孕，加一颗流弹射穿她的脚踝，不幸被敌人抓获。1929年2月8日，伍若兰英勇就义，敌人还将其头颅解送长沙示众。
伍若兰的死是朱德终身的一个遗憾和隐痛。然而，如若不是不起眼的普通相貌和装束作护身符，即使有伍若兰的机智勇敢，朱德也难以脱身。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伙夫式的形象特征再一次帮助他出脱了危难和火海。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朱德的平易近人，与士兵打成一片，不仅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潜在的护身符，在危难时候大显身手……
5 朱毛关系之谜
自1928年起，外国报纸和国民党的报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称朱德、毛泽东为“朱毛”。毛泽东也曾说过：“他（朱德）是猪，我是猪身上的毛。”
但两人关系到后期却发生了种种微妙的变故，以致朱德感慨万千地说：“这哪象在一个锅里吃饭的人？”
1928年以来，朱德和毛泽东就有了非常密切的关系。为此，外国报纸和国民党的报道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一直把他们并称为一人“赤匪匪首朱毛”、“土匪头目朱毛”，把红军叫做：“朱毛军。”从井冈山会师的一刹那起，他们两人及其军队（即毛泽东指挥的小型农民军和朱德指挥的高举反蒋旗帜的国民革命军）便浑然成为一体，好象同一身体上的两只臂膀，在中国革命史上，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经过军事整编，朱德当选为军长，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委员，从此，被誉为“朱毛军”的共产党武装力量便成了驰骋在中国土地上所向披糜的一支队伍，而朱德、毛泽东也成为中国土地上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在长时间的并肩战斗和密切合作过程中，二者的关系也是比较微妙的。
朱德与毛泽东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人都是农民出身，具有中国农民固有的毅力，富有实践精神，对工作都有旺盛的精力，两人身上都有一种农民情结；战争年代，两人都身无片伤，没有患过大病；两人都有过无数的传说，报纸上分别报道过各自死亡的消息；两个人都不愿谈自己的身世，两人性格中都有幽默的一面等。
然而两个人又有很大的不同。毛泽东比朱德年轻七岁，在理论知识和总结革命经验方面要胜过朱德。朱德在实践方面占的比重大一些，他首先是军队的组织者和实际的指挥者。毛泽东则是中国革命最大的理论家。朱德混在农民群中不引人注目，毛泽东则仿佛万绿丛中一点红，有一种难言的风度。朱德身上的农民情结没有成为一种负担，反而使他贴近农民群众，形成一种精神寄托；毛泽东身上的农民情结则使他受累，隐入一种封建性个人崇拜的迷雾之中。史沫特莱曾以敏锐的洞察力谈及朱德与毛泽东的异同之处，她说毛泽东：“是一个文笔具有雷霆万钧之力、观察深刻的作家——一个政治鼓动家、军事理论家，并且时常赋诗填词。从风采与气质两方面来看，朱德比毛泽东更象农民。两具人都坦率爽直，和他们所出身的农民一样，讲究实际，但毛泽东基本上还是知识分子，他那与常人不同的深思熟虑的思想始终考虑着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毛泽东一方面具有女性的敏锐观察力和直觉力，另一方面也具有斩钉截铁的男子汉所有的一切自信心和果断力。两个人都勇敢倔强，坚韧不拔。这些特点在朱德尤为显著，他虽然在政治上有高超见解，但更是一个行动家和一个军事组织家。
朱德的性格存在着一种奇特的矛盾：在他刚强的外表里，蕴藏着极度的谦恭。这种谦恭的作风并不仅仅出于他贫苦的农民家庭出身，出于他作为一个农民对有文化有学问的人的敬重，而且，也许还因为做了多年军阀，不自觉地产生了以赎前愆之感。”（《伟大的道路》）毛泽东在伟大的五四运动中曾起过领导作用，朱德则处在运动的外围，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创建工作，朱德在壮年时期才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朱德第一次见陈独秀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时，陈独秀曾因为朱德参加过护国军而拒绝了他的请求。陈独秀冷落地看着朱德，并且问他：为什么一个远自华西专出军阀的省份而来的将军要加入中国穷人的党呢？朱德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他陷入一种绝望的情绪之中。陈独秀说，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阶级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出生命。对于象朱德这样的人来说，就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朱德失望地听着，不发一言。他敲了未来的大门，而它拒绝为他打开。
后来，朱德痛苦的回忆说：“那些日子真难过，我感到绝望、混乱。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那时，上海有很多从云南逃来的难民找不到工作，无法生活。他们每天都找我要钱，不相信我并没有多少财产。我作了解释，可是他们不信。他们每天都围着我。我真觉得自己象个罪人。”朱德正是带着这种心理创伤去外国寻求真理的。
有一张1929年给朱德拍的照片，一连人围坐在地上，大家将步枪夹在膝头中间，仰起脸听他讲话。朱德正站在圈子中心，头上未戴帽子，光头，穿着一条短裤和一件敞襟的农民布褂，露出胸膛。两腿光光的，脚上是一双绳鞋。他还是那种习惯性的站法，两腿分开，双手交叉在背后，满脸轻松的表情。这是他和战士们打成一片的典型镜头。然而，又有谁能够透过朱德满脸轻松的表情看到其背后隐藏着一颗不为人理解的孤独之心呢？在朱德极度谦恭的性格背后隐藏着一种深深的自卑感和负疚感，虽然这种自卑与负疚在后人看来或者从客观上来讲是多余的，完全没有必要，但是它们深藏在朱德的内心深处，挥之不去，隐隐作痛，于是就形成了他性格中谦虚、忍让甚至软弱的一面。
海伦·福斯特写道：“如果没有‘朱毛’这两位天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将是不可想象的。实际上，许多中国人都视朱毛为一个人。毛泽东有一个冷静的政治头脑，朱德有一颗火热的战斗之心——这给了他一生的动力。共产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条最高的原则，原因之一就在于朱德对政治领导的忠实与服从。从朱毛直到全体军官和政委之间都没能任何勾心斗角的行动。朱毛的合作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