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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8月，由同在沙洛瓦劳动大学学习的刘伯坚和熊味耕两人介绍，聂荣臻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为了保密，他使用了化名“向上”。1923年初，由赵世炎、刘伯坚介绍，他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以后，聂荣臻放弃了在沙洛瓦劳动大学的学习，于这年暑假回到了巴黎。从此以后，他和周恩来等同志一起办杂志，在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形形色色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还在旅欧华人中积极从事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在旅欧团的组织中，聂荣臻先后担任过两个职务：旅欧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团的训练部副主任。从1920年1月到1924年9月，聂荣臻在法国和比利时勤工俭学四年零九个月，这是他完成世界观的根本转变、真正走上革命道路的起步时期。
1924年9月22日，聂荣臻取道莫斯科，准备适应国内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急需大批干部的要求，辗转归国。10月，聂荣臻进入东方大学学习。东大的课程包括十月革命史、世界革命史、工人运动史、政治经济学等。1925年2月，根据共产国际的通知，聂荣臻和其他同志一起，被抽到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当时，共产国际，包括斯大林，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有识之士，开始看到：在中国革命中，我们党必须掌握武装的重要性，提出不仅要为中国革命培养一般工作干部，还要注意培养军事斗争干部。同时，在国内，孙中山先生接受苏联顾问鲍罗庭的建议，在黄埔办起了军官学校，党需要一批懂军事的同志去帮助办好这所学校。聂荣臻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抽调学习军事的。这个中国班对外保密，与东大没有什么联系，已纳入红军编制系统，同红军同穿同吃同住，只是生活待遇特别优厚，这实际上是一个为中国培养高级军事人才的训练班。历史就这样带着某种偏爱似地选择了聂荣臻，这是他由一个普通农家子弟成长为共和国元帅道路上的重大契机之一。
当年第一批进红军学校学习的，除了聂荣臻以外，还有叶挺、熊雄、范易、颜昌颐等二三十个人，这批人几乎都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聂帅是最后辞世的一个。
军事学校设在莫斯科城里，很注意保密，要求严格，训练紧张，经常在野外进行军事演习，学习战术、技术，有时也打靶，白天晚上还轮流站岗放哨。学校教官全部是从红军各单位抽调出来的，几乎都是相当于将军级别的红军高级指挥官，他们有内战时期的实战经验，讲得内容很实际，深入浅出，加上理论学习与实际训练互相穿插，近半年的学习，使聂荣臻在军事理论方面获益匪浅。这一段学习为他今后的将帅生涯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1．4 黄埔军校的教官
1925年8月，聂荣臻和王一飞、叶挺、熊雄、范易、李林等同志一起离开莫斯科，先乘火车到海参崴，然后坐轮船从海参崴到上海。由于这批人是学军事的共产党人，苏联方面特别强调保密，到海参崴以后，他们住在苏联远东海军司令的家里，不准上街。乘船去上海时，大家都化装成学生的模样。不过，尽管他们在船上谨小慎微，还是被日本特务发觉了，当船到长崎暂停时，当地报纸就登出消息，说有一批在苏联学习军事的中国学生最近回国。聂荣臻和大家都非常紧张，纷纷准备好了口供，准备到上海登岸遇到危险时好应付。那时的上海，正是张作霖奉系军阀统治着，他忙于“窝里斗”，无暇顾及其他。出乎意料的是，这批学生通过海关时，只是被查验了护照，简单翻了一下行李就放行了，这的确是一场虚惊。
到上海以后，他们首先见了陈独秀。陈独秀当时是党中央的总书记兼组织部长，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只见他手里拿了一张纸，是已经定好的分配名单。他首先宣布了各个人的分配去向，以后简单地问了一下每个人的情况，表示欢迎回国，接着就讲了一通国内革命形势和任务。大意是，你们回来好啊，一部分人到南方，一部分到北方。到南方主要是去加强黄埔军校的工作，到北方主要是去加强冯玉祥西北军里的工作。分配结果，聂荣臻、叶挺、熊雄等十二人到南方；李林、范易等到北方；王一飞、颜昌颐被留在党中央做军委工作。
1925年9月中旬，聂荣臻到黄埔任政治部秘书，协助主任、副主任，直接领导政治部的组织和宣传两个科的工作。当时，政治部负责安排学校的政治教育，政治课在学生课程中占相当大的比重，聂荣臻就兼任政治教官，还被任命为《军事政治月刊》社的政治编辑主任。黄埔是一个出军事人才的地方，日后许多人成了国共两党的高级将领，他们从同窗学友成为敌对战场上长期厮杀的对手。聂荣臻正是从黄埔军校的讲台上投身中国革命的激流，从而成为我党我军的一位文武兼备的高级将领的。这其中有机遇，也有聂荣臻本人的非凡组织领导才能和军事指挥艺术在发挥作用。“三分机遇，七分才干”，聂帅运筹帷幄、身经百战，在机遇的背后又活动着怎样的大智大勇呢？
2 百战不殆之谜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聂帅驰骋沙场，屡战屡胜，威名远扬。四渡赤水、两占遵义、反复争夺娄山关、强渡大渡河、大战平型关、击毙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在这一次次极具历史意义的场面中，无不闪耀着他指挥若定的身影。人们想知道，这位常胜将军百战不殆的秘诀是什么？
2．1 漳州大捷的启示
1932年3月，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军委命令，提升原四军军长林彪为第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为第一军团政委，从此，聂帅开始了长期的野战军旅生活。他率领着一军团，时而江西，时而福建，时而广东，马不停蹄，走遍了半个中国，打遍了半个中国。
4月11日，毛泽东主持一军团师长、师政委以上干部会议，布置了攻打漳州市的计划。16日，东路军总部在毛泽东领导下，于马山组织了敌情地形侦察，确定了我军进攻部署。
原定17日即行进攻，但17、18日连降大雨，河水陡涨，视野迷朦，而且道路地形都不熟悉，所以推迟到19日拂晓同时发起攻击。4月20日，我军占领漳州城，国民党四十九师大部被歼，俘获一千六百多人，张贞的主力基本被歼，其残余部分逃到闽粤交界的海滨城市绍安，长期未能恢复战斗力。
这次部队进入漳州城，对部队的入城纪律、政策观念，是个很好的考验。当时的漳州，是福建的第二大城市，华侨很多。红军部队在漳州纪律好坏，执行政策怎样，影响所及，决不仅限于漳州一地。4月21日，由毛泽东主持在漳州召开师级以上干部会议，讨论下一步工作，并且告诫部队要严格执行入城纪律，不许拿非公用品，不许打破东西，维持革命秩序。毛泽东1930年亲自指挥部队打过江西吉安，规定过一些政策，有经验，所以这次规定得更加完善，强调红军进入漳州后商店照常营业，对敌产没收，仍打土豪，可是对一般工商业，红军只是通过商会向他们筹款。结果，部队入城时纪律良好。
漳州战役是聂荣臻带领、指挥部队首次攻入一座城市，经验教训很深刻，所以直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每逢攻打一座城市，聂荣臻都要引用进漳州的实例，提醒部队应如何遵守入城纪律和执行城市政策。
漳州战役，也是聂荣臻第一次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带兵打仗和做群众工作，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和考虑问题的方法，给了他较大的启发。毛泽东在战术指挥上有很多特点。第一，他很注意调查、研究。对敌情、地形以及民情风俗都是亲自找人或到现场作调查。这次打漳州，认为漳州“易攻难守”，就是他调查得来的结果。他在调查的基础上，又善于把握全局，捕捉战机，迅速定下决心。他还很注意分析、研究、判断，摸敌人的规律，寻找敌人的弱点，迅速行动；3月打赣州，没有打下来，吃了大苦头，4月打漳州，打下来了，吃了一个甜头。两战相隔一个多月。两相比较，究其原因，赣州，是敌人的弱点，又有国民党大部队增援，再加上红军侦察警戒疏忽，所以吃了亏。开始在瑞金开会研究打不打赣州时，毛泽东就在会上指出：赣州是敌人必守的坚城，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反对打这这一仗，认为即使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毛泽东历来主张尽可能打野战、打运动战。当时，朱德也不赞成打赣州，中央区中央局和中央军委的一些同志却坚决主张打赣州。由于聂荣臻当时刚进根据地，对情况不了解，会上没有发言。后来看了赣州地形，四面都比较开阔，水陆交通方便，我军则屯兵于坚城之下，实为兵家所忌。赣州打了一个月零三天，未能攻下，在战略指导思想和战术上都给我军留下了一次很大的教训。漳州，是敌人的薄弱点，毛泽东就赞成打，并且亲自指挥，取得了胜利。第二，毛泽东善于制造假情况，给敌人一些虚假的“示形”，以便调动敌人或麻痹敌人，出敌不意。这次打漳州，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做了许多“乱敌探耳目”的动作。第三，他很注意集中优势兵力。这次打漳州，他建议把五军团从江西调来，形成了“作战拳头”。第四，他很注意总结经验教训。在龙岩，在漳州，他都亲自给干部作总结。第五，他也很讲民主，大的军事行动，他都尽可能事先征求意见，然后再作决定。
毛泽东在开辟闽南新区所制定的方针，更帮助聂荣臻学到了很多宝贵的策略。其策略思想的基础是从实际情况出发，不因占领漳州冲昏头脑，不因占领漳州而背上包袱。占领漳州以后，本来局面很大，可是毛泽东估计红军力量有限，不可能长期占领。所以他确定在新区的工作方针是“公开宣传，秘密组织”，在漳州，“只散发各物，而不建立政权，不分土地。”所有这些，都使聂荣臻受益匪浅。后来，他曾经回忆说：
“我对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一些政策主张是经过反复比较和鉴别，才认为它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能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一套切实可行又能克敌制胜的政策主张，和王明等人从国外贩来的，或从书本上抄来的大而空的政策主张，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我不是说毛泽东同志是‘圣人’，一点也不会出错。
但是他那时很注意调查研究，倾听各种不同的意见，总结实践得来的经验教训，出了错改正得也比较及时，不象他晚年那样。比如根据地的肃反政策，许多地方一度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是我党我军历史上的一大悲剧。我们在上海时就有所发觉。对此，毛泽东同志也是发觉得比较早，提出反对搞逼供比较早的主要领导人。”《聂荣臻回忆录》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聂荣臻在以后的作战实践中身体力行，不断探索，活学活用，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他创立、巩固和发展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光辉实践，成为我党我军理论实践宝库中的一份珍贵财富。
2．2 知彼知己 百战不殆
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古代军事名著《孙子兵法》中曾言：
用兵打仗，是一种诡诈的行为，所以讲究“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兵贵胜，不贵久”，在战前必须周密分析敌对双方的各种条件，研究决定作战大计，而且必须从道（政治）、天（天时）、地（地利）、将（将帅）、法（法制）和“主孰有道，将孰有能”等主面认真地进行比较分析，探索敌我双方的优劣长短，这样，就可以预知战争的胜负，所谓“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孙子兵法》还指出，用兵的上策是以谋略胜敌，其次是通过外交手段取胜，再次是使用武力战胜敌人，最下策也就是不得己而采取的办法才是攻城，此外，该书还提出了“避实而击虚”、“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我专为一，敌分为十”以达到“以十攻其一”，“以众击寡”，“因敌而制胜”、“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等战略战术原则，为历来军事家所赞赏。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曾经指出：“中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后来在《论持久战》中，他又一次高度评价了孙子的战争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