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元帅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过这样一件事情：那是在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之后。“有一天，我和林彪在右路军总指挥部开过会留下来吃晚饭，吃了很多胡豆。
右路军的政治委员是陈昌浩，他是代表张国焘的，吃完了晚饭还没天黑，陈昌浩说：‘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荣臻同志你留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留下后，他问我，你对遵议会议态度怎样？你对会理会议态度怎样？我说，遵议会议我已经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已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看来，他们认为，林彪已经不成问题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动员我出来反对毛泽东同志。谈话时徐向前同志也在场，但他在一边，在地图上划标号，正在计划作战方面的事，他没有作声。就是陈昌浩一个人在那里高谈阔论。
……”（《聂荣臻回忆录》）显然张国焘等分裂红军的活动，并没有背着徐向前。那么徐向前究竟是支持还是反对呢？
事隔不久，鉴于张国焘公然对抗中央的北进方针，劝说、命令均无效，党中央率一、三军团单独北进。临行前，毛泽东来到徐向前的住处，问道：“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
想看看徐向前的态度。徐向前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听了他模棱两可的四答，毛泽东没再说什么，连夜率三军团不告而别，向俄界同一军团集中。
对于中央的北上方针，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徐向前完全拥护，陈昌浩也同意。他们原来就有过这种设想。徐向前满心希望中央不再发生分歧，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和开路先锋，他一直在考虑怎样为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打开通路。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时，红四方面军有八万之众，红一方面军只有二万人马。张国焘借此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一方面军的损失和减员应由中央负责”等论调，想要取毛泽东等的领导地位而代之。这些，徐向前并非不知道。但他被两军会师的欢乐所激动，对于两军会合后出现的复杂局面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他是个单纯的军事家，不愿为政治斗争分心。两军会合后，他的主要想法是要离开四方面军，到中央做点具体工作。他与张国焘、陈昌浩虽共事好几年，但在许多问题上合不来，心情一直不愉快，很压抑。但他没想到张国焘会公然对抗中央的北进方针，陈昌浩又紧随其后。让他带一部分人马离开张国焘，使他辛苦创立起来的红四方面军分裂，是他所不忍看到的。加之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些教条主义者指责四方面军有“土匪作风”、“政治落后”，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甚至写文章公开批评。这使身负重任的总指挥徐向前不能不心有余悸，不敢贸然追随中央红军。这就是徐向前犹豫不决的主要原因。
当徐向前还在幻想能有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时，传来了中央红军单独北进的消息。徐向前回忆说：“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底下就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我和陈昌浩大吃一惊。接着，前面的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何畏当时在红军大学，他跑来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的很。前面有人不明真象，打电话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里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
应该说，张、毛两方面的矛盾和斗争，徐向前是知道的。
而且他也知道张国焘这个人“有能力，但品质不好”，“借口肃反，剪除异己，建立个人统治”。（《历史的回顾》）面对人多势众的张国焘，中央红军无疑处于“伴君如伴虎”的危险境地。可徐向前一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这就使他在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面前显得格外天真，对于这“突然”的变故感到“毫无思想准备”，以致束手无策。
徐向前是个天才的革命家和军事家，但不是政治家，他缺乏政治家特有的敏锐、胆识和韬略。这从他对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的反应便可看出。
1931年9月中旬，张国焘开始在红四方面军中“肃反”。
十师参谋主任柯柏元、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等二十余人相继被捕。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忙于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徐向前感到迷惑不解。陈昌浩告诉他：“八月初，我们在后方破获了一个反革命团体，叫AB团（“AB”二字，是英文“反布尔什维克”一词的缩写），成员多是岳维峻的旧部。他们准备九月十五日暴动，要炸毁医院，抢走岳维峻。在一些县委、区委里也发现了改组派，牵涉到我们的部队呢。现在逮捕的都是改组派、反革命”。徐向前听了将信将疑：在苏区和红军中前一两年也搞过肃反，也抓过一些人，大多是地主恶霸的狗腿子，或是敌人派来的探子。而现在抓的，大都是在一起打游击的，平时没有什么异常表现，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改组派？说这些人是反革命吧，过去长期在一起战斗、生活，确实都是些好同志；说不是反革命吧，又拿不出证据来。他心中虽然有疑团，但还是抱着相信党、相信群众的信念，即使他的爱人程训宣无辜被抓，他也没有说过一个“不”字。
徐向前在一些政治问题上反映迟钝，不仅是在战争年代，解放后还是如此。在十年动乱中，徐向前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一样，历经风险和坎坷。从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到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被打倒。
这一系列事件，徐向前都感到茫然。急风暴雨，许多事他来不及细想，更想不到会愈演愈烈，搞得不可收拾，一闹就是10年。
1966年11月13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院校来京人员大会。会场里人山人海，群情激奋。周恩来、陶铸接见学生后退席，陈毅、徐向前、贺龙、叶剑英先后讲话。陈毅比较实锐，他说，今天来体育场，就是要泼冷水。“泼冷水是不好的，可是有时候有的同志头脑很热，太热了，给他一条冷水的毛巾擦一擦有好处。”徐向前主要讲战备问题，他说：
“我们的陆、海、空军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做到一声令下，立即行动。”“一刻也不要忘记我们周围还存在着强大的敌人，我们必须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不容丝毫的松懈。”叶剑英最后讲话指出，“真理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误。”“学毛著，不是学耶稣基督教的圣经，不是迷信。不要光注意背书，不会行动，那样就会变成教条了”。或许是因为陈毅、叶剑英的讲话较为直率、尖刻，针对性较强；而徐向前的讲话多少与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气候”相一致吧。会后不久，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怂恿、支持下，大街上公开刷出“陈、叶讲话必须批判”的大标语，而徐向前则被任命为“全军文革组长”。
不错，徐向前的确在一些政治问题上表现出“滞后”反应，但这种“滞后”反应说到底只是他求同存异，忍辱求全的一种策略，是他与人为善、避免矛盾的长者风度的一种表现，而且在一些关键时刻，他也决不是任人摆布的。
中央红军北上之后，张国焘召开另立中央的会议时，有人示意要徐向前发言，他坐在一个角落里，表情严肃，“吧嗒吧嗒”地猛抽烟，一言不发。纷繁复杂的党内斗争，使他心里乱如麻团。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浪中，他第一次碰上了最棘手的局面。他一时理不出头绪，只好用沉默来对待这一切。
会后，张国焘找他谈话，他明确表示不赞成张国焘的做法。他说：“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
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有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嘛！”徐向前仗义执言，张国焘无言以对。他不擅权术，对张国焘的许多行为感到难以理解。但他光明磊落、不发牢骚、注重实干，张国焘也不得不敬畏他三分，没敢对他下毒手。
对于“肃反”，他虽然感到“糊涂”，但还是据理力争，保护了陈锡联、陈海松、周希汉等同志。但对张国焘想要蓄意谋害的“异己”分子，他却无能为力。反三路围攻大肃反时，张国焘的主要予头是指向小河口会议期间批评过他的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等一批领导骨干。徐向前听说曾中生被捕的消息后，极为震惊，打电话问陈昌浩：逮捕曾中生有什么根据？我对曾中生是了解的，党中央也了解他，绝对不是反革命，不能这样对待他！”陈昌浩支吉搪塞说：“这是张主席决定的，不过是‘审查审查’罢了。”并于长征途中将曾中生秘密杀害了。
“肃反”开始，徐向前还能参加一些会议，还有某些发言权，随着运动的深入，保卫局抓人越来越多，徐向前在会上提出不同意见，引起了张国焘的不满，后来就干脆只让他负责部队训练和作战指挥。徐向前意识到对自己不信任，只好每到一地找一个僻静的庙宇、祠堂，作为临时指挥所，把地图挂好，专心了解敌情，分析情况，部署作战行动。毕竟张国焘是中央派来的，又留过学，文化水平高。他不能也不敢或者说不愿彻底怀疑张国焘的所做所为，他只能自卑于自己的不能理解。“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的信念支配了他，文人“外圆内方”的普遍心理特征使他自我压抑，他养成了充耳不闻的习惯。曾中生、旷继勋等曾作过他的上级的高级将领的无辜被害，使他寒心，他不愿做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革命需要他做的事还很多，他只好装聋作哑，埋头于具体工作。陈昌浩和聂荣臻谈话，他虽在场，却如“徐庶进曹营”，原因不言自明。这不是简单的“保存实力”，也不是明哲保身，实在是事出无奈。
张国焘不但不许他在政治上插手，而且在军事上也一意孤行，处处牵制他，以致置红军于被动的地位，使身为总指挥的徐向前几乎成了军委主席张国焘手中的一个棋子。有一次，为了一个战术问题，徐向前在电话里和张国焘讲了五、六个小时，硬是讲不通，最后，张国焘竟不耐烦地喝问：“你们听不听我的意见？听，就按我的意见人，不听就算了。”这样，徐向前和陈昌浩只好按张国焘的意见办，结果部队劳而无功。
不久，张国焘又故技重演。放下电话，徐向前直叹气，说：
“可惜呀，可惜！眼看到手的一块‘肥肉’吃不到了呀！”站在他身边的李先念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嘛，你叫我们往哪里打，就往那里打，我们听总指挥的！”徐向前说：
“好！我们来了机断专行，这回就是犯了错误也不听他的，错了我负责！”当即集合兵力，经过苦战，打了胜仗，取得反六路围攻的胜利。类似的“反抗”，在徐向前来说，并不多。这不是因为他天性“随和”，而是严酷的战争环境要求军人绝对服从。他不仅这样要求下级，也这样要求自己：理解的要服从，不理解的也要服从。他非常看重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一致。许继慎被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常讲张国焘是老右倾机会主义，引起张国焘的厌恶。徐向前虽然也对张国焘有看法，但还是劝许继慎不要这样讲，讲了于事无补，反而影响团结。为了顾全大局，徐向前对张国焘的宽容和忍耐达到了极点。或许正因为他性格中有这种中立乃至消极的成分，所以得以见容于张国焘和江青这些“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野心家。
文革期间，徐向前出任全军文革组长，虽是毛泽东的决定，却是江青提议的。在江青看来，徐向前年老体弱，因多年有病对干部情况不熟悉，一定不会多管闲事。而作为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