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下旬，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九军、五军共2．18万名指战员，在陈昌浩、徐向前等率领下组成西路军，奉中央军委命令，在甘肃省靖远县河包口渡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执行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任务。那时谁也料不到中央下令四方面军渡河西征将会大败。尽管他们刚刚给震惊世界的万里长征划了一个句号，还未休整；尽管棉衣、弹药奇缺，尚未补充；仍毫无怨言坚定不移地踏上了征途。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英勇奋战四个多月，终因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造成失败。1937年3月15日，陈昌浩派人通知正在前线指挥战斗的徐向前到石窝山开会，宣布军政委员会的决定：
徐向前、陈昌浩离队东返；残部分成3个支队就地游击；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李先念负责军事领导，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
徐向前不同意离开部队，他说：“我不能走，部队打了败仗，我们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也死到一块嘛！”陈昌浩事先同别的军政委员会委员酝酿过，他说：“这是军政委员会的决定，你如果留下，目标太大，个人服从组织，不要再说什么了。”散会后，徐向前还想动员陈昌浩不要回陕北。他拉着陈昌浩的手，恳切地说：“昌浩同志，我们的部队都垮了，孤家寡人回陕北去干什么？我们留下来，至少能起稳定军心的作用，我看还是不要走吧！”陈昌浩激动地说：“不行，我们回去要和中央斗争去！”他指的是西路军失败的责任。
陈昌浩和徐向前离开部队之后，本来就士气低落的部队更加人心涣散。留下的三个支队，王树声、张荣所率两个支队溃散，只有李先念支队沿祁连山西进。他们是边打边撤上山的，红军的尸体留了一路。
马家军杀疯了。抓到红军，几乎全部枪杀、刀砍、活埋、揭头皮，“点油灯”、剖腹挖心，残酷至极。五军军长董振堂及杨克明、许克基等领导惨遭杀害，头颅还被砍下，摆放在高台县城头示众。红军女战士的遭遇更恶，几乎全部被轮奸，有的被赤身裸体地绑在地下，下身被刀子捅烂。有的遭敌侮辱后，又被活活钉死在树上。
“有位领导把我的马偷走，逃啦。”撤到山顶的李先念对88师师长熊厚发说。
“不象话。”熊厚发大怒，左臂用力一拍，胳膊竟折断了，“我决不投降，打是死，投也是死，我宁可战死”。后来他被俘，解到西宁，被敌人用炮活活轰死，临刑前他高呼：“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西路军万岁。”那年，他才22岁。
西路军残部在李先念带领下突围，40多天后抵达新疆，受到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迎接和慰问。西路军二万多人，仅存此四五百人。
这些情况都是徐向前后来才知道的。几十年后，徐向前回忆这件事时说：“我那时的确不想走，但没有坚持意见，坚决留下来。我迁就了陈昌浩的意见，犯了终身抱撼的错误，疚愧良深。如果我留下来的话，军心会稳定些，最低限度可以多带些干部到新疆去。”
1937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时说：“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这次讲话是对西路军失败责任的定性。
没有人追究徐向前的责任，然而他显然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执行者之一。没有人处罚徐向前，然而他的部下却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
有人和率残部来到新疆的李先念谈话：“先念同志，你打算去苏联，还是延安？”“去延安”。李先念不加思索地回答。
由乌鲁木齐去苏联要比延安近得多，也安全得多。但李先念还是决定去延安。黄河西渡，西路军将士所剩无几，他要速返延安，再与敌人搏杀，为战友讨债，为西路军雪耻。
真是不幸中的万幸。那次回话竟是一次生与死的选择。有几个想去苏联的西路军的将领，都被秘密处决了。
来到延安的李先念，被连降六级，由军政委一撸到营教导员。后来，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在延安凤凰山麓的窑洞里接见了他，第一句话便说：“这样处理你李先念是不公平的。”李先念鼻子一酸，眼中涌出两滴热泪。这句话不仅是对李先念个人的评价，也是对二万多西路军将士们的安慰。
毛泽东1937年12月的讲话从左倾思潮压制下解放出很多西路军将领，但同时也否定了西路军出征的意义。西路军败北的阴影始终笼罩在徐向前和李先念等西路军将士的心头。几十年来，徐向前顾全大局，委屈求全，默默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中央，特别是邓小平、陈云的关怀下，经过认真调查研究，作出了这支部队西渡黄河与转战河西走廊，是执行中央军委命令的结论。徐向前认为，这一实事求是的历史结论，是对喋血奋斗的西路军和众多牺牲的英雄儿女的莫大告慰。西路军两万多将士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前仆后继，歼敌数万名，虽因寡不敌众，最后以失败告终，但他们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活动，为中国革命史写下了悲壮的一页。他们的功绩是永不可磨灭的。
这些都是后话。当徐向前和海伦会谈时，西路军残部的结局还不清楚。海伦虽然满意地从徐向前那里听到了鄂豫皖苏区和四川苏区的完整故事，听到了海陆丰的故事，但关于徐向前的个人生活，擅长于由此打开红军将领内心世界并了解他们精神活动的海伦，不得不承认自己“在徐向前面前无能为力”。海伦没能掀开徐向前这个神秘人物的“面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待解的“徐向前之谜”。
1．2 阎锡山的“逆徒”
考察徐向前的个人经历，总和“阎锡山”这个名字分不开。特别是徐向前的前半生，似乎和阎锡山结下了不解之缘。
1910年11月8日（农历辛丑年九月二十八日），徐向前出生在山西省五台县永安村。与永安村一河之隔的是阎锡山的家乡河边村。
以徐姓家族为主的永安村位于五台县西南，滹沱河的北岸，借河水之利，农业收成一般是有保证的。早在魏晋时期，官府就在永安村建立过储备粮食的仓库，所以古有“仓城”之称。拥有永安村唯一楼房的“楼院徐家”祖辈虽称得上是书香门第、武林世家，到徐向前出生之时显然已衰落，院内的小路已经破坏，只有院门门楣上表明这个家庭身份的“礼门也”三个字依稀可见。五间对称的东西厢房，由于住人的缘故，年年整修，状况稍好一些，可以想见它当年的气派。1984年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记述说：“我记事时，家境已经破落，仅有薄地十几亩。因无劳动力，土地与人伙种，一年忙到头，糠菜掺半，勉强维持温饱。没有富余，也不欠人家的。”在这个中等生活的家庭里，徐向前没有娇生惯养的条件，也没有饥寒交迫的遭遇，但是他必须通过劳动自食其力。
而此时的阎氏家族，却由于后来任山西省省政府主席的阎锡山而正春风得意。当时五台县流传有“县不如镇，镇不如村”的说法。镇，指东治镇，土地好，产量高，大户人家不少，比五台县要富裕些；村，就是指阎锡山的老家河边村。
阎家高墙大院，豪门深宅，比县衙府第要气派得多。
1911年，徐向前10岁，开始读书。这时，以武昌起义标志开端的辛亥革命迅速波及全国。在山西，驻太原新军第八十五标（相当于团）中，受同盟会革命思想影响的第二营，于10月28日夜发动起义，一夜之间起义成功。但政权却落到了第八十六标标统阎锡山手中。阎锡山出生在一个地主兼商业高利贷者家庭里。6岁丧母，由外祖抚养长大。他先在父亲的钱铺里学商，后来又到太原柳巷裕盛店里当小伙计。1902年以《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论》的文章，考入山西武备学堂。在1904年，考入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在东家结识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回国后担任过山西陆军小学堂教官、八十六标教练官，1910年任统标。太原起义时，他把兵力部署在保护抚署（清朝太原官府）的位置上，然后派出两个排去袭击守卫抚署的清军巡防队。他自己躲到一片小树林里，窥测局势发展。如八十五标胜了，他有支援起义军的理由，如果清政府把起义军镇压下去了，他也有保护抚署的借口。就靠这狡滑奸诈的手腕，他攫取了山西都督的宝座。
阎锡山一向善于利用同乡关系发展个人势力。山西有句民谣：“会说五台话，就有洋刀挎”。在晋军中，阎锡山多以五台及附近各县如崞县、定襄、忻州等军官为亲信，作军中骨干。如徐向前的中学同学和手下败将赵承缓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几十年后，徐向前、彭德怀率军解放了太原之后，在山西流传出一种论调：“打跑阎锡山，回来徐向前，五台人还是沾光”。许多亲友熟人找上门来，有求情办事的，有送礼的。
刚刚解放的太原，人们还是抱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一套不放，似乎凡是和徐向前这个共产党“大官”沾亲带故的，就该得到好处。徐向前交代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切应酬馈赠全部谢绝，要求解决具体问题的，帮助介绍到人民政府去处理。”两个打着“徐司令老乡”旗号的五台县商人，公然找上门来，要“借”汽车拉货做生意。有的人也找上门来，向徐向前要钱，要东西。徐向前严厉地说：“共产党不是国民党，找上门的一律送走！汽车是国家的，汽油是人民血汗换来的，不能随便动用！”两个姐姐跑到太原探望他，他对姐姐说：
“你们来只能住几天，我吃什么你们就吃什么。我也没有什么可以送给你们，东西都是公家的。”这种种事情传开，人们中间又出现了徐向前“不近人情”的议论。然而正是由于有很多徐向前这样的共产党人，不谋私利，高风亮节，胸怀坦荡，才使得中国共产党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并得以在中华大地生根开花。
客观地讲，阎锡山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他深深懂得“教育普及首在广造师资”。为了同其他军阀抗衡，巩固自己的统治，他创办了一所当时山西第一流的学校——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他计划这所学校每年招生20个班，两年结业就可得毕业生1200人，20年下来，山西105个县的小学教师就不至于缺乏，普及教育的目的就可以达到了。这样，在山西推行他的“军国主义”和“用民政治”就有了基础。阎锡山在日本留学时，醉心于军国主义。他羡慕日本人说的“武装和平”，称赞德国人主张的“铁血主义”，他的政治野心，就是要在中国实现军国主义，为此，专门编写了《军国主义谭》一书。这是他创办师范学校的一个宗旨。这所师学校不仅设有军事课，而且学生生活半军事化。阎锡山非常重视这所学校，经常到学校听课、训话，还选派自己部队中的营级以上优秀军官担任学校军事课的教员。
不论阎锡山办学初衷如何，他创办这样一所官费学校，却给因家境贫困而被迫缀学做书店学徒的徐向前创造了一个摆脱命运束缚的契机。
1918年底徐向前考入山西省省立国民师范学校速成班，成为第一期学员。一入校，学校就发了军衣、皮鞋、绑腿等一些军用品，徐向前和其他学生一样完全是军人装束，还学习军事基本知识，进行军事训练。
两年的正规教育，使徐向前拓展了知识，终生受益。特别是入校不久爆发的“五·四”运动，对他的政治生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鲜明旗帜和席卷全国的巨大声势，激动着每个爱国青年的心。由阎锡山控制的这所准军事学校，也沸腾起来，并自然成了学生运动中心。许多学生走出校门，上街去游行示威、宣传演讲。徐向前不爱说不爱道，就跟着别人走街串巷，贴贴标语，听听演讲。“五四”运动的发生对徐向前思想的冲击是巨大的，逼着他想一些问题：“民众何以贫穷”，？“国家何以危亡”？“中国的出路何在”？闲暇时间，他不再象从前那样，热衷于读小说了，而是注意一些与政治有关的书刊。他在国师第一次知道了苏联的“十月革命”，在报纸上看到了“里宁（列宁）”和“劳农政府”的概念，对社会主义开始有了一个朦胧的认识。
阎锡山创办这所学校煞费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