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的时候，还是个周身叛骨、朝气勃勃的评论家”。在老先生的教授下，朱德和其他学生一起修完了《四书》、《五经》，广泛涉猎了《二十四史》。学生的读史读累了，老先生便带着他们到自己贴补家计的菜园中散步，边走边向学生谈古说今，对历代贪官污吏和皇亲贵族评头论足，这些评论大多击中要害，入木三分。席先生思想开明，他特别要求学生深入治家，以便到国外去研究西洋学问。因为他听说科学使得西方国家转趋富强，他常对学生们说，中国快到面临最后抉择的时候了，到底是采用科学，还是自趋灭亡？席聘三先生不是封建堡垒的护卫者，他爱喝酒，酒后放言高论，他常说：“人不做事业就没有什么用”，“要能做事业才能救世界，不能救世界便没有道路好走。”
席先生不仅将学问灌输给学生，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与行为影响着学生，他成为朱德新思想的启蒙者。在他的引导下，朱德开始思考寻找道路的问题，他想，状元是点不成的，这样的文章，不知哪一个才点得上，他受“富国强兵”和“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一方面如饥似渴地研究科学，一方面立志要弃笔从戎，去做一个军人，然而他的这种想法和家人送他出来求学的初衷真可谓有着天壤之别。
1．3 忍痛斩“脐带”
1906年，朱德来到成都。当时的高等师范学校和武备学堂都在招取新生，朱德早有当一名军人的志愿，因此考上武备学堂训练军士的弁目队。可是家里从中阻拦，不同意他和家庭分离，而投身到时代大激流中去，尽管这股激流正是解救这个佃农家庭的强大力量，但是他们看不到这些，他们的目标可谓急功近利了，于是朱德只好投考高等学堂附设的体育学堂，而且不敢向家里人吐露这些实情。
朱德毕业回家前就写了家信，说明自己打算在家里过夏，参加农活。临近家门时，他发现家里人果然在等他。他老远就看见了一个侄子，他又是叫又是挥手，可是侄子并没有向他招呼，一溜烟似地穿过田坎回家去了，于是全家忙了起来，每个人都在做些什么。朱德到家时，一家人排成了两行，俟他走近，一齐在他面前恭敬地低头执礼。养父也不把他当做儿子看等，连连欠身为礼，招呼进屋，强使他在全家聚会的地方坐在上位。一家人围在他的四周，他们的眼睛闪烁着骄傲，每一个人都有最客套最恭敬的词句——穷人惯于应付有钱有势者的词句——来同他谈话。整个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专门给他准备了饭菜，全家虽然没有独自占一间屋的人，却特意为他腾出了一间，里面架起从全家挑出来的最好的卧床、桌子和椅子。他们甚至把最好的草垫子拿来，并且点起一盏菜油灯，让他在晚间享受一点光亮。不论什么样的活儿，都不让他做，他每次想做，他们都表示反对，强要他坐下，袖手不管。他们专门给他准备了饭菜，自己吃的却极差。离家以来，他家越发贫穷了。从外表看，这变化还不十分明显，可是从里面看，一目了然。为了欢迎他回家，衣服都洗净，补好，但到处都是补丁，到处都是缝头，几年来都没有换过。他听说全家负债累累，每个人都是忧心忡忡，焦灼万分。他们希望他终于能够把他们解救出来，全家两房人苦撑了很久，在等待这一天来临。他们不说什么，但惊异的目光老是停留在他的双手上——他并不象官宦人家那样，指甲留得长长的，反而剪得和他们一样短。他逐渐不安地体会到，他们拿他当做大官或就要做大官的人来看待了，在亲朋好友家里，他都受到同样的礼遇，每过一天，他便愈发相信他已经成了一种负担，他们希望他早日离开。
朱德当时的心情充满了伤感、忧愁和矛盾，尽管他未必清楚地意识到他已是新中国的一部分，而他的家庭仍然停留在旧时代的强大惯性之中，朱德为此大为苦恼，经常独自躺在房间里，彻夜不眠，重新估量自己的前程和生命的意义。在老家时，朱德终于坦白承认自己扯了谎，并且告诉家人，自己要在仪陇县做体育教师，开始挣钱偿还家里的债务。坦白的后果是可怕的，开始是一阵吃惊后的沉默，接着父亲问他，体育是什么意思。他解释以后，父亲大叫起来，说全家苦干十二年，为的是要教育出一个子弟免得一家挨饿，结果你打算去教学生怎样伸胳膊迈腿，苦力也会这个！接着他跑出家门，一直到朱德离家时，他仍没有回来。那天晚上，朱德母亲的眼睛哭得又红又肿。这些情景，朱德终身难忘。后来，他回忆说：“我并不责备我的家庭。我过去深恨父亲暴躁、冷酷，可是现在我知道这应该由农民生活的无情现实来负责。我也不责备我的家庭在我回家时对我那种低声下气的态度。我认为那是旧制度下的辛酸产物。他们不愿望意我填补我与他们之间的鸿沟，不愿意我在夏天下地干活，不过是要使我不致重新陷入农民生活的深渊。我违背了古代相传的孝道，可是自觉对家庭的忠诚，应该服从于更大的忠诚——对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忠诚。一个人不能把自己局限在家庭里。虽然是农民的子弟，我现在明白，我并不是一个一脚站在地里，一脚站在学校里的农民，而是已经转换到另一个阶级去了。走回头路已是太迟，而且我也不打算回头。我已经选择了自己的道路。”（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朱德终于未能加入一种恶性循环圈，因为他心里清楚，即使连连考中，还得拿出一大笔钱来捐官，一朝权在手，一定会变成一个贪官污吏，变本加厉地压榨百姓，正所谓“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他不顾家人省吃俭用，借高利贷供养他以使日后有人“支撑门户”、“免受人欺侮”的期望，毅然决然地走上了自己选择的道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开始了反对封建主义的真正斗争”。朱德离开家里去仪珑县任体育教师时，六十来岁的养父穿着一件满是补丁的衣服和一双旧草鞋，送了好几里路才回去。最后，他站住脚步转过身去，慈祥而宽厚地说道：“我们是知事不多的乡下人，不懂得那么多事情。现在不明白地也许将来会明白。你自己照顾身体，多来信吧！”
望着养父离去时苍老的背影，朱德哭了。
1908年12月初，朱德回家向家人说明自己打算参军，全家人都以为他疯了。社会上当时盛行“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说法，全家人的反应同样是比上一次更为可怕，对于他的养父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朱德在家只住了可怕的一晚，第二天起程去成都时，家里竟无一人来送别。他孤独地出走了，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一条光明而又长满荆榛的道路。
1909年七八月间，一个可喜的意外出现了，朱德考进云南陆军讲武堂，实现了多年的夙愿，从一个士兵到元帅的伟大军事家的道路从这儿开始了。
1．4 “农民情结”揭秘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历尽沧桑的朱德正是带着一种沉重的心灵重负投身于中国革命奔腾激越的洪流中去的，在二十世纪初所揭开的世界历史的新阶段中，朱德正是一个伟大的觉醒者、先行者、战斗者。儿时丁家少爷的欺侮，母亲含辛茹苦的身影，农民们忍受三座大山压迫的悲惨景象，全家人一双双饱含期盼的眼睛，早已是朱德的心目中构成了一种“心里创伤”（Metaltrama），这种创伤化为一种巨大的动力和道义感，使他看到要拯救家人的苦难，必须着眼于救广大农民阶层出脱苦海，单单拯救某些人，某个人是无济于事的。因此，他的态度和举止，一直表现出农民子弟的纯朴，他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形成过玩世不恭的复杂性格。1944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位老于世故的美国青年记者到延安采访，他写道，朱德将军和他的同志们完全没有玩世不恭这一套，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政治运动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朱德，这位不是农民的农民，从不掩饰自己继承农民的良性“遗传基因”的一面，与凡夫俗子不同，他从不讳言自己的农民出身，因为农民是他的“根”，是他的母汁和支柱，仿佛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安泰（Antaeus）所立足的、须臾不可离开的“大地”，这是他的力量源泉所在。朱德的“农民情结”就表现在这些方面。
按照心理学家的解释，所谓“情结”（plex）指一组或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思想观念，这种观念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而且对我们的态度和行为会产生有意无意的影响，是人的基本动力和冲突的核心所在。朱德有农民的习性和爱憎，有农民重视直觉和经验的思维方式，有农民实用、务实的理性精神，脚踏实地，摸索前进，没有调查研究就不争发言权。他对农民的思想情感和喜怒哀乐都能够给以最深切的理解和最体贴入微的同情，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后来的和平时期，他最喜欢和普通人，尤其是与农民或农民出身的战士发生联系，打成一片；他不止一次地深入到国内的许多工厂、矿山、农业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以及林区、林场、苗圃、农场、农村、山区进行视察，全国除台湾、西藏、宁夏之外，所有的省、市、自治区他都视察过，而且很多地方去过不止一次。从漠漠黄沙到茫茫碧海，从白山黑水到天涯海角，到处都留下了这位农民首长的足迹。在井冈山，他同战士一起下山挑粮；在延安，他和身边工作人员一起种菜、拾粪。进城以后，他仍然保持这种优良作风，时刻关心群众疾苦，与人民同甘共苦。自从1955年我国实行军衔制以来，朱德从来没有拿过元帅的工资，因为他自己立下了一条不为人知的规定，那就是，各方面的待遇不许超过毛泽东和周恩来，他是没有拿过元帅工资的共和国第一元帅，不仅如此，他还一向教育自己的儿、女、孙、侄们，工作上要向高标准看齐，生活上要向低标准看齐，临终前，他属咐他的老伴和战友康克清，把二万多元的积蓄全部交给了党，不为子孙留下分文，直到他去世后，孩子们才知道，他们的爷爷从来没有拿过元帅的工资。朱德曾经说：“我是一个用农民的态度对待金钱的农民。”其实，朱德的处世哲学和心理结构中有着农民、革命者、军事家三种成份，他身上的后两种成份，使他出身于农民家庭，又不同于普通农民，使他汲取了历代农民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将军事与论原则同农民革命的游击战经验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前所未有的新路；正是他的农民情结，使他处处依靠群众、发动农民，将革命的力量最大限度地也是空前地调动和利用起来，“置身青云毋忘贫贱，此其所以神也”（蒲松龄语）。
朱德没有把自己的“根”从广大农民的肥沃土壤中拔出来，是因为他认识到农民具有“两面性”，革命者的大知大觉和军事家的雄才胆略使他能够高瞻远瞩，“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当他站出来反观农民阶层时，既看到了它的短视、狭隘或急功近利的一面，又看到了农民纯朴、善良、务实、勇于吃苦耐劳等可贵品质，农民世代受压迫，革命的潜力最大；毛泽东说：’中国历来只有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没有文化的农民虽然存有一线“学而优则仕”、“白衣致卿相”的幻想，但也最需要有一种正确的思想来引导，有一批先知先觉者来发动。封建中国的统治阶级历来都推行一种反动的愚民政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所以封建时代的文化产品正象物质产品一样，被上层社会垄断和把持着，封建统治者的目的在于愚民好统治，损人利己，瘦民以肥己；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同样紧紧抓住了农民这个根本的问题，但根本不同在于，中国共产党是用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谋幸福的，当它领导中国的几亿农民推翻了三座大山、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建立起新中国并解决了几亿农民的温饱问题之后，世界也不能不为之瞩目并且为之震撼！
旧中国的农村，占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和旧式富农，占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土地，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雇农和贫农，只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二三十。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一直有着两种路线的斗争：是坚决依靠广大农民、争取动摇地中间势力，把革命引向胜利？还是抛弃农民，妥协退让，踢开农民闹革命？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充分估计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明确指出在农村建立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