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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话”，一称“平话”，因“说书人”讲历史故事时常夹有评议，故称。
“诗话”，古代说唱艺术的一种。宋元时代刊印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现存最早的一部作品，其体制与“词话”类似。如韵文、散文并用，韵文大部分是通俗的七言诗赞。
“词话”，元明时代说唱艺术之一，有说有唱。也有人认为“词话”即“鼓词”。长篇有明诸圣邻的《大唐秦王词话》等，短篇如《清平堂词话》。1967年上海嘉定出土的明成化年间词话刻本十一部，是至今所见最早的词话刻本。明人创作小说章回中往往夹有诗词的，亦称“词话”。如《金瓶梅词话》等，其实《金瓶梅》本身原就是有词有话、有说有唱的一种“说唱艺术”话本。它大约有70万字的文本都可以证明它是词话。如果把《大唐秦王词话》与《金瓶梅词话》两相比较，即可看出两者体裁极为相似，或者完全一致，所以我们认为《金瓶梅》与《金瓶梅词话》本身内容实际是相同的。
《金瓶梅》全书内容写市井恶棍西门庆，游手好闲，终日和一些帮闲混在一起淫乐，自己有一妻二妾，见了潘金莲后图谋通奸，毒害了她的丈夫武大；武松报仇，错杀了李外传，被刺配孟州，他便趁机娶了潘金莲。以后他又骗奸了有夫之妇李瓶儿，并收用了潘金莲的婢女庞春梅。《金瓶梅》即这三个女人名字之合称。西门庆又贿赂蔡京，做了山东理刑副千户（即提刑，古代官名，提点刑狱公事的简称。明代在各省设提刑按察使；清为提法使、臬司、臬台）。从此更勾结官府，贪赃枉法，霸占妇女，淫逸无度。李瓶儿与西门庆因为淫欲过度，相继死去。死后，西门庆的正妻吴月娘因潘金莲、庞春梅与女婿陈经济（敬济）通奸，便把她俩卖了。结果潘金莲终于被武松杀死，庞春梅做了周守备的小妾，亦以淫乱而死。这时，天下大乱，金兵南侵，月娘带儿子孝哥逃往济南，经普净和尚点破，知孝哥乃西门庆托生，便令其出家。
这是一部暴露性的小说，它以西门庆的家庭为描写中心，这个家庭上通文武百官，下连贩夫走卒，是当时社会矛盾的集中点的缩影。通过它暴露了晚明社会政治的黑暗、经济的衰退、生活的腐朽、道德的堕落、风尚的败坏以及伦理关系的紊乱、矛盾、残酷等等。作品的中心人物是西门庆，他是一个豪商、恶霸、淫棍的集合体，集官场、商场和情场三位一体的典型，无耻、欺诈、剥削、狠毒、贪婪，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惜牺牲一切人的利益。在他身上体现了统治阶级、剥削阶级极其丑恶、凶残、狠毒的本质。
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等均是被侮辱、被蹂躏、被伤害的妇女，但同时她们也以毒辣的手段欺压别人。她们的行为和遭受都体现了封建社会的罪恶，她们的生是可耻的，她们的死亦是可耻的，都是受封建制度毒害的结果。作品在艺术上的主要特色，首先是对人物性格刻画得鲜明生动，如西门庆的骄横、手眼通天；吴月娘的和顺、庸弱；潘金莲的刻薄、泼辣；李瓶儿的温柔、精细等等，其次是细节描写得很成功，许多描写都具有社会意义。仅就语言来看，是爽朗而泼辣，足以表现人物性格的特征。
总的来说，《金瓶梅》的艺术成就是显而易见、不容抹杀的，写作笔法完全是一种朴素、白描、写实的笔法。在朴素的写实中，使人物形象真实生动、活灵活现，揭示出真实、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动人的生活情趣。它在许多方面都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一个转折，影响深远。
但是，这部书还有其严重的缺点，有时对所描写的丑恶现象尚持有欣赏的态度，书中的大量庸俗色情描写使人无法接受和理解，甚至包括一般学士或专业研究者。所以，这部书自问世以来四百多年间争论不休，屡遭非议。
第一，因为《金瓶梅》中有大量色情镜头、淫秽描写，在大的方面或小的方面均有三四十处的性描写，不管作品刻画人物也好，推动情节发展也好，或者揭示某种事物高潮也好……毕竟被读者误会，终究在相当程度上损害了作品的美学价值。
第二，作者千方百计地掩盖自己的真实姓名和创作动机，迫使读者（特别是研究者）无法了解真相和进一步研究。
第三，因为《金瓶梅》，被为政者和社会上列为“淫书”、“禁书”。清代时政府就明令禁止与销毁，20世纪斥之为“一部自然主义的小说”、“反现实主义的书”，从民国迄今各级图书馆列为“禁书”而深锢，从老百姓至一般大学生都阅读不到，就是学者、专家研究亦比较困难。
第四，《金瓶梅》的内容除严重色情而外，暴露有余，批判不足，以“宿命论”、“循环轮回”和“因果报应”等等封建陈旧腐朽之说，迷乱人心，这就造成了以瑕掩瑜了。
在20世纪中，把《金瓶梅》贬为“自然主义的小说”或“反现实主义小说”的论断尚未解决。例如：“其实，就该说《金瓶梅》是一部自然主义的作品。自然主义的倾向贯穿于全书，并非次要的方面。一部一百回的大书，从头到尾在精细地、不厌其详地描写人物的兽性，如果说这还不是一部自然主义的作品，试想自然主义的作品究竟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呢？”（许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一瞥（上）》）老作家姚雪垠在《歧路灯》的序中说：“《金瓶梅词话》纵情描写淫秽行为，成为全书的主调……被视为淫书，不可能对长篇小说的发展产生更好的推动作用。”刘大杰先生指出：《金瓶梅》“是一部自然主义的小说”（《〈中国文学发展史〉批判》）。这些说法多么像是明代人的“诲淫”、清代人的“淫书”的声音和观念啊！
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鲁迅先生就发表了《中国小说史略》一书，在中国早期的小说史第十九篇和第二十四篇辟有“人情小说”专题，把《金瓶梅》列为“明之人情小说”之首，把《红楼梦》列为“清之人情小说”之冠，不无深意。张竹坡已有“世情书”之称，鲁迅先生明确提出：“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鲁迅先生对略其全貌，专注猥黩，因予恶谥的“淫书”作了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而在当时，实亦时尚”，“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同时说部，无以上之”，“著此一家，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给了《金瓶梅》以全面而科学的评价。
其后，俞平伯在《读〈红楼梦〉随笔》中指出：“《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三巨著实为一脉相连的，而《红楼梦》跟《金瓶梅》的关系尤为密切。”确系的评，苏曼殊在《小说丛话》中亦说过：“论者谓《红楼梦》全脱胎于《金瓶梅》，乃《金瓶梅》之倒影云，当是的论。”郑振铎先生在《中国文学研究》上册《谈〈金瓶梅〉》中指出：“《金瓶梅》是一部很伟大的写实小说。”吴晗先生也说：“《金瓶梅》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小说。”“以《金瓶梅》为王世贞作的都是后来一般的传说”，他指出《金瓶梅》写到的事，“都明显地刻有时代的痕迹”。他通过对太仕寺马价银等大多发生在万历朝的史实的考证，明白地判定：“《金瓶梅》是万历中期的作品”，“《金瓶梅》的成书时代大约是在万历十年到三十年这20年（公元1582—1602年）中，退一步说，最早也不能过隆庆二年，最晚也不能晚于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568—1606年）。”他经过对《金瓶梅》的社会背景的考察，认为小说抓住社会的一角，以批判的笔法，暴露当时新兴的官僚势力、商人阶级的丑恶生活。吴晗先生的上述论断，闪烁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至今仍是颇具说服力的依据。
吴沃尧即吴趼人（公元1866 —1910年），在上海著述甚丰，名著《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在当时颇流行，对政治、社会、经济的黑暗腐败现象勇于暴露，主张恢复传统道德，是谴责小说的代表作家。他在《杂说》中感叹于《金瓶梅》这样的“惩淫之作”，“非独著者之自负如此，即善读者亦能知其意，固非余一人之私言也。顾世人每每指为淫书，官府且从而禁之，亦可见善读书之难其人矣……是岂独不善读书而已耶？毋亦道德缺乏之过耶？”吴趼人有丰富的创作经验与结撰成果，他说的专家学者的话，特别是最后一句，更引人深思。在一个道德缺乏的社会里，这类作品更容易被人与污秽的社会现象挂起钩来受到指责与禁毁，从而把它有价值的部分淹没了。
《金瓶梅》的自然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在它过于重视细节描写而忽视了作品的倾向性。看起来这也许是难以理解的，小说开卷就是“酒”、“色”、“财”、“气”《四贪词》，正文第一回又以《眼儿媚》词作缘起写了很长一段入话。用“情”、“色”二字警劝世人；故事又以南宋末年的时代为背景；“朝中宠信高、杨、童、蔡四个奸臣”，“四方盗贼蜂起”，“惟有宋江，替天行道，专抱不平，杀天下赃官污吏，豪恶刁民”，然后才说到书中人物武大身上。它不是泛泛几句提过就算了，四个奸臣中，杨、蔡都同西门庆有关。书中还有详细的铺叙：水浒起义则以武松为线索，也同西门庆、潘金莲故事发生联系。这样一百回的书，《金瓶梅》的故事分明以整个动乱的时代作为背景，作者难道不是也有一番缜密的思考、严谨的用心吗？
《金瓶梅》全书以一首七言律诗作为结束语，这是一般读者意想不到的：
闲阅遗书思惘然，谁知天道有循环。
西门豪横难存嗣，经济颠狂定被歼。
楼月善良终有寿，瓶梅淫佚早归泉。
可怪金莲遭恶报，遗臭千年作话传。
《金瓶梅》究竟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还是一部自然主义的小说，尚需读者在实际阅读后，从实际出发而后论定。
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金瓶梅》是第一部以现实生活和家庭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它表面上写的是宋代社会，其实反映的是晚明社会的生活，内容充满了强烈的现实气息。它是第一个把笔触深入到了家庭日常生活的范围，细致摹写了一个家庭的衣食住行、饮食起居、喜丧礼仪、社会交往、妻妾斗争以及兴衰际遇，从而为我国长篇小说的取材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最难能可贵之处，更在于它选择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在当时非常典型的，以金银财富为核心的商人家庭，并通过家庭这个最基本的社会细胞，对中国16世纪社会生活和社会风俗作了生动而逼真的描绘。
《金瓶梅》创作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当时正是我国明代中晚期。它的主题是描写当时新兴商人的历史悲剧。它通过西门庆及其家庭的兴衰，他的广泛的商业活动、社会交往和个人私生活，特别是他如何暴发致富、又如何依附封建统治阶级。最后又如何纵欲身亡的历史，表现晚明时代我国商人的崛起，他们的雄心和孱弱、野性和兽性乃至最终走向自我迷失和毁灭的过程。
但是，由于我国16世纪后期急剧发展的商品经济对于封建社会的冲击，由于当时畸形发展的商品经济自身的不足和缺陷，由于当时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稳定性，决定了先天不足的中国商品经济的萌芽与发展，使中国商人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所以，西门庆的悲剧，正是前资本主义时代中国商人的历史悲剧。从这个意义上说，《金瓶梅》是一部具有崭新历史内涵和意义的古典小说，它的价值一方面在于暴露封建黑暗，一方面在于描写商业、商人的悲剧，并通过这一悲剧反映了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我国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动。
当这部艺术巨制刚一问世，便立即震动了中国的文坛和社会。当时及以后的一些著名文人学者，竞相阅读它，评谈它，有些称“奇”称“快”，有些既“惊”又“喜”，称为“奇书”，推崇备至。另一方面，由于它那丰富复杂的内容，尖锐的题材和作者不明等原因，激起人们的探索热情。然而，在更长的时间里，它遭到的是诅咒和禁毁，始终未能摆脱被封建统治者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