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神父引用自身一个例证，说明中国人很怕面对自己的弱点。他从书架上拿出一叠资料，翻出一篇台北一位名诗人杨君的诗，拿给我看。“我知道他，杨君是他写诗的笔名，他姓王，曾经在台大……”我的话未完。
“这是一九七六年，他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时写给我的诗：《献给一位比利时汉学家》。因为，他当时需要一份教职，要我介绍他到华盛顿大学任教，本来他对我很尊敬，也很感激。但，有一回，他在课堂上讲授诗歌，他的学生对他的讲法有疑问，转来请教我，而我的讲法和他有所抵触，从此，他就不再理我了。这次在我来台湾之前，曾写信给这位先我回台任教的诗人杨君，他竟不回我的信，那么，使我觉得他以前的献诗是一种伪造的作品。”司神父一面说，一面摩挲着杨君写给他的诗，我接过来，看到诗句中说———你看到每棵树都在长大繁荣枯萎而且互相支持着护卫着我感觉得到，这位曾经受过司神父推荐的中国诗人杨君，已经在司神父的心中枯萎了。
司神父忽然振作地说：“我们再来谈国家问题吧。”
“第二，中国文明发展到清初，达到了极点，自以为四海之内，惟我独尊，闭锁的心态使中国对外来的一切，毫无心理准备去接受，老大与僵固，封锁了中国人向外学习的能力。
第三，中国人被船坚炮利的事实说服，发现必须向西方吸收科技时，中国在内政上矛盾与冲突百出，在派人到西方学习科技的主张上，也缺乏一套统一的政策。和日本相比较，日本可就有计划得多。他们一旦认定这是生存之道，马上选派最好的人才，到西方去深造。“
“我亲眼看到那时被派到比利时的中国留学生，”司神父说，“有些资质不好，通不过考试，被学校淘汰，却从此居留下来，中国政府没有想办法更换。日本则不然，日本在选派人才时，十分严格甄选，一旦在外成绩不佳，马上另派人来替换，而且，学成之后，一定要回国建设。中国的留学教育，就缺乏这样一套有效的办法。”
“第四，中国民族性不如以色列强悍，中国人一切听天由命惯了，以色列人则还击力（fight back）很强，遇到苦难，他们会挣扎，要对方付出代价。中国人是‘算了，算了’。一句话，一笔勾销。
第五，中国人不知道法治为何物，德国人则向来惟法是从，对纪律之重视，举世无匹。所以，希特勒只是因缘际会，在优秀的日耳曼人身上，建立自己的功勋，并不是他本身有多大能耐，而是人民训练有素。正因此，二次战败后的德国，很快就找到自己复兴的轨道。中国人的‘没有办法’，与德国人的‘守法’，正好相反。
从以上五点来看，中国人之所以复兴得慢，实在是有以致之。“
司神父结束了纵横的议论，久久无语。
第六部分附录——你这样回答吗？（4）
“你知道吗？”在沉默了一阵之后，司神父说，“我是一九三七年到中国来的。在我来中国之前，很早就对中国好感与好奇。我十四岁时，第一次读到利玛窦到中国的故事，种下了我日后到中国的种子。另外有件事，使我对中国人困惑不解，更促成了我亲自到中国来的动机。”
司神父曾经读到一篇报道《赛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在纽约》，应中国留学生邀宴的文章。赛珍珠在筵席间当场宣布，她准备把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翻译成英文，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学时，在纽约的中国留学生顿时提出异议，这些留学生认为把中国下层社会的黑暗面，打家劫舍、杀人越货、吃人肉等残酷的暴行，介绍到外国去，无疑是一件丢中国人脸的事，他们希望赛珍珠翻译一本描写中国人纯洁无邪的书。司神父对这些留学生的意见，感到异常震惊，他说：“他们是高级知识分子，却持这样的看法，认为《水浒传》是中国人的耻辱，难道不知道世界上无论什么地方的人，都有情欲，都有人性的黑暗面？有谁会因莎士比亚写邪恶的人物、淫荡的女子，就会轻视英国的文化？因此，这些中国留学生给我的印象是，他们自欺得厉害。这种‘自欺’（Self…delusion），实在是中国人的好面子，喜欢蒙骗一切真相的根本原因。”
“中国人有没有优点？”我想从另一个角度，看看这位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评价。
“当然有，”司神父首先举出了“忠心”（loyalty），“和中国人相处，开始时他们很多疑，但一处久了之后，他们对人非常忠心。”
“什么叫‘忠心’？”我问。
“譬如，他们会竭尽所能来帮助你，为你服务，保护你。中国人当他们一旦和你成为真正的朋友时———虽然，那往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他愿意无条件为你做许多事，且不求回报。
其次，中国人很富于外交能力。中国人天生就富口才，个个是外交家。即使目不识丁的文盲，他们都有很强的说服力，他都有令人难以拒绝的本领，使你为了说一个‘不’字，感到很不好意思。“
“那算是优点吗？”我问。
“起码，那是一种性格的特质（Quality），”司神父说，“中国人的忍耐力是惊人的，是巨大无比的。”看过中国农村贫苦生活的面目，体验过中国人近代纷乱迭起的变迁，司神父说，“我没有看过比中国更能吃苦的民族。”
“另外一点，”司神父继续说，“中国人对知识学问充满了崇仰，学习被看做很重要的事。”
“柏杨说，中国人喜欢上学，却不喜欢读书，”我提出质疑，“你以为如何？”
“中国人的确喜欢上学，对学习甚至崇敬般感动，但，他们的动机我还不清楚。”
在语言学和甲骨文中钻研数十年，跻身于中国学术界最高阶层──中央研究院的司神父说，“在中国，绝大多数时候，我都和中下阶层的中国人相处，偶然才和上流社会的中国人打交道。我发现上流人士中，有许多正派、高尚又仁慈的人，然而，有一项不变的事实是，这些上流人士对中国传统社会体制中产生的严重不公，毫无知觉──这种社会体制目前仍持续保持。虽然，他们有时慈悲为怀，但，身为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对这种不公应负责任，应采取变革，竟毫无概念。从头到尾，他们一贯的想法，就是不要任何改变。”
我想起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正是这样一个典型。
“保持既有，不求改变，正是儒家的精神，”司神父见我坠入沉思，继续高昂地说，“中下阶层的小市民当然在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建设中，并不是完全清白无辜，但，他们那种对苦难的承担，和无休无止做苦力的精神，与生俱来的谦卑和殷勤，实在是令我心折，尽管他们语言粗鲁，但，在我的面前，他们从不失敏感和纤细。”
从客观立场来评估中国传统文化的司神父，在他发表了那么丰富的言论之后，我想听听他再谈谈儒家。
“你对儒家是全盘否定？”我问。
“应该这么说，”司神父又补充说，“对儒家负面影响的看法，我曾经遭受过很强烈的反对。我必须承认，这个问题的看法，有许多不同的角度。但，总括来说，后来的儒家学派，对中国社会是一点助益也没有。虽然，在早期儒家著述中，‘对暴政有革命权利’的思想，偶然也曾灵光一闪，但，却后继无人，即使有，也不曾发生过影响力！”
“我提出了中国人那么多的缺点，我想我一定完了，大概有很多人会因此愤怒不已，”司神父重提他的忧虑，他认为一个外国人要批评中国人是一件危险的事，因为忠言毕竟逆耳，“不过，我这些‘丑话’，一点也没有‘丑化’中国人的意思。有些人是没有办法懂的，就好像我常常找不到东西时，我会开玩笑地向旁边的人说：‘我真的需要一位太太来帮我的忙！’立刻就有人觉得我的话惊世骇俗，把我当做一个行为不检的神父来看待，你说糟不糟！”
“我听得懂你的话，”我告诉司神父，我说，“我完全懂你的意思，因为，我也常常找不到东西，我比你更需要一位太太。”
第六部分附录——“适时出现”的柏杨（1）
朱洪海中国大陆的八十年代，往往又是理想主义的代名词，发生并贯穿于这个年代的一系列变革，让人们震惊、兴奋和渴望，在今天，八十年代常常和怀旧联系在一起。
一九七七年开始，大陆恢复了高考制度，直到八十年代结束，大约有六百万的青年学生先后走进校园，他们当中，年龄小的刚刚成年，也有三十几岁的大龄学生。他们一般出生于五六十年代，当他们与八十年代狭路相逢时，正是他们人生意识的成长时期，因而一方面他们续传了“五四”精神的薪火，同时更有“文革”的沉痛反思。所以，他们思考的深度远超他们的师长，又远非后来人可比。这一代人，本文所称“八十年代人”这个概念并非时下流行的“八十年代生人”。
之所以选择“八十年代人”来研究柏杨的意义，是因为八十年代“五四”精神在对传统的大反思中表现出了一定的缺失，它依旧停留在“科学”与“民主”的认定上，没有在现实生存及生存方式的提升上予以充分的重视，更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案。恰恰是柏杨先生鲜明的现实批判，为“八十年代人”的人文启蒙，给予了完整的、重要的弥补。
一、适时出现的柏杨几乎所有能够持续生长的事物，都必须有着它的缘分。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发现好望角早了若干年，但是他没有缘分，于是中国错过了可以依托海洋让世界认识中国的机会。后来的乾嘉盛世，不过是历史中国最后的繁荣，《南京条约》于是成为必然。
大陆的“文革”年代，以地下方式极为流行一部手抄本小说《归来》（即《第二次握手》），可惜张扬也是没有缘分。他的“错误”在于这部小说创作得太早，所以在当时他只好成为“反革命”，坐牢四年，几乎被枪决。但是后来的张扬依旧没有缘分。若干年后，这本小说的总印量达到了四百三十万册，然而张扬拿到的全部稿费只有两千五百元人民币。在大陆的八十年代初期，还没有后来比较完善的稿费制度，张扬的缘分可谓糟糕至极。
缘分有时看起来只是和某一个人有关，但就是这个人往往是在意味着一个时代。
柏杨来到大陆的时候，恰好也刚刚是他应该来，也正是大陆需要他来的时候。
有关中国大陆八十年代的研究，近几年开始陆续有了一些总结性的文章，内容多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层面。但是，显然这些文章基本就停留在了总结性的基础上，我们好像还不清楚曾经走过的这个年代，对于我们的未来有多么重要。
八十年代，我们没有给予它应有的位置。
八十年代是我们出发的地方，今天的中国，那些能够让我们振奋的，几乎都是从那里开始起飞的；我们出发的原动力，归根结底是来自八十年代的文化酝酿。这就是八十年代对于我们的意义：这是一个新时代的起点。
在八十年代产生这种文化酝酿，来自于众所周知的文化反思，从一首诗、一篇小说、一部电影开始，从反思文学开始，反思的波澜汇集成河最终波及到思想界。内部的异化也为外来的声音提供了良好的土壤，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各种学说、流派与思想喧嚣而来，八十年代的思想界，犹如一个开放的花园热闹非凡。在这熙攘的人群中，应该有四个人，是我们不能忘记的。
尼采和萨特在八十年代初来到中国的时候，对中国文化界的影响几乎达到了震撼的程度；紧随其后的是弗洛伊德，“八十年代人”不能忘记他，是因为他第一次给予了中国人完整的性观念。
第四个到来的是柏杨。
“酱缸文化”来到大陆的时候，是八十年代中期，正是大陆思想界的破冰之旅如火如荼的时期。一九八四年的柏杨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发表了他著名的演讲，其轰动效应之烈以致立即波及到大陆。“酱缸文化”的基本精神“国民性批判”刚好呼应了大陆正推向高潮的文化反思运动，于是，整个八十年代的近六百万学子，即“八十年代人”几乎没有人没有议论过柏杨和《丑陋的中国人》，导致的直接反应就是柏杨热！
在当时，在中国大陆的文化阶层，柏杨是若干核心词汇当中的一个。爱荷华演讲的第二年，《丑陋的中国人》就被大陆出版社介绍给了大陆读者，有人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