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媚外”而不敢“崇洋”的人民。柏老的意思不是说根本没有人崇洋媚外，这种动物可多得要几箩筐有几箩筐。而只是说，更多的朋友，却是“崇洋”而并不“媚外”。在洛杉矶会场上，我一时紧张，忘了自己客人身分，把脸一抹，露出本相，立即反问与会的绅士淑女，为啥不坐独轮车而开汽车来瞧老头？开汽车就是崇洋。为啥不梳辫子，不束发盘到头顶，而弄成左分右分模样？左分右分模样就是崇洋。为啥女士们不缠三寸金莲，走路一拧一拧，而天足穿高跟鞋？天足穿高跟鞋就是崇洋。为啥男人不穿长袍马褂，或更古的京戏上宽衣大袖，而穿西服？穿西服就是崇洋。为啥不吸水烟旱烟，而吸纸烟雪茄？吸纸烟雪茄就是崇洋。为啥煮饭时不用煤球木柴麦秸，爬到灶头吹火，而用电炉瓦斯？用电炉瓦斯就是崇洋。为啥不睡土炕，而睡弹簧床水床？睡弹簧床水床就是崇洋。为啥见了顶头上司不扑通一声跪下磕头，而只握手喊“嗨”？握手喊“嗨”就是崇洋。为啥不弄碗豆油燃亮，挑灯夜读，而用电灯？用电灯就是崇洋。为啥寄信时不托朋友顺便带去，而弄张邮票一贴，往一个密封筒子里一投？贴邮票投邮筒就是崇洋。为啥不去看皮影戏，而去看电影？看电影就是崇洋。为啥不拉着嗓门猛喊，而去拨电话？拨电话就是崇洋。然而，我可不相信各位绅士淑女媚外。
回到国内，心里更沉重得像挂个秤锤，觉得事情必须弄个一清二楚，才能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轰隆隆阅兵大典刚过，各位读者老爷的记忆犹新，夫洋枪洋炮、洋鼓洋号、洋指挥刀、洋军乐队，哪一样不是崇洋产物，可是，却又哪一样媚了外？地面分列式、空中分列式，更是崇洋产物，又跟媚外怎么攀上内亲？深入家庭社会一瞧，简直更成了惊弓之鸟。写稿也好，写文也好，写黑信告柏杨先生挑拨“人民”与“政府”之间感情也好，都只用原珠笔、钢笔而不用毛笔，原珠笔、钢笔（加上打字复印）固努力崇洋者也，与媚外又有何干？客厅也好，办公室也好，公共场所也好，只坐软绵绵的沙发，而不坐硬邦邦的长板凳，软绵绵沙发固努力崇洋者也，跟媚外又有何干？上星期去一位朋友家串门，他当面吆喝我“崇洋媚外”，把我吆喝得发起酒疯，找了个头，要把他家的抽水马桶砸个稀烂。他太太苦苦哀求，我也不理，誓言跟崇洋媚外的抽水马桶，不共戴天，等砸了抽水马桶后，我还要砸电视机、砸收音机、砸电冰箱、砸瓦斯炉、砸电话、砸电灯……最后还是他家姑娘，大学堂毕业生，深中“崇洋”之毒，不知道敬老尊贤，不知道礼让大义，而竟诉之于法，召来警察，把我轰出大门，才算结束这场闹剧。否则，一头下去，他们可是住在十二楼的，全家屁股立刻就没地方放。不过，想了半天，也想不出该姑娘有啥地方媚了外。
呜呼，真不敢想像，如果上帝老爷一旦大发神威，把中国人“崇洋”所得到的东西，全部抽掉，不知道中国还剩下了些啥？翻天印朋友鼻孔冒烟曰：“难道我们连做人处世也要学洋人？”咦，真是一个糨糊罐，这还要问，我们在做人处世上，当然更要崇洋，更要学习洋人的优点，但这跟媚外又有啥瓜葛？中国在政治制度上，崇洋已崇到过了头，首先就把五千年帝王世袭传统一笔勾销，猛学洋大人的投票选举。接着把封建制一脚踢，猛学洋大人的民主政治。在经济制度上，摒弃五千年的重农轻商，猛学洋大人的工商第一。更摒弃五千年做官为惟一途径的人生观，猛学洋大人多层面结构。在文化上，整个大众传播工具，包括报纸、电视；整个艺术创作，包括小说、诗、话剧、绘画、音乐，又有哪一样不是崇洋崇得晕头转向。可是，岂全国上下都死心塌地地媚了外？
情绪化的翻天印“崇洋媚外”，是语意学上的差误，经不起思考，经不起分析。铎民先生曰：“假如在美国住上三年五载，相信观感必会大不一样。”这是可能的，但也不见得。我们盼望中国的武器更精密，要求崇洋学习。我们盼望中国的工商管理得更有效率，要求崇洋学习。我们盼望中国人一团祥和，要求崇洋学习说“对不起”、“谢谢你”。我们盼望中国人排队，要求崇洋学习一条龙。我们盼望中国人尊重斑马线，要求崇洋学习严守交通规则。我们盼望中国人过弹簧门缓缓松手，以免后面的人脑震荡，要求崇洋学习伫立以待。我们盼望中国人都有开阔的侠情，要求崇洋学习笑容满面，乐于助人。我们盼望中国人身体健壮如牛，要求崇洋学习把时间花在运动上，不花在窝里斗上。———这一切，怎么扯上他妈的媚外？面对彬彬有礼的洋大人，我们难道不自惭形秽，反应该“不忘本”到底，横眉竖目到底？古书曰：“知耻近乎勇。”死不认错只要情绪冲动，捶胸打跌，就可功德圆满。而知道啥是羞耻，不但需要勇气，更需要智能。
──铎民先生在“自惭形秽”下，紧接着“妄自菲薄”，这两句话同样没有因果的必然关系。自惭形秽固然可能妄自菲薄，但也可能突然醒悟、发愤图强。日本老爷的明治维新，就是这么搞起来的。情绪激动的夹缠，属于风火轮战术，中国人特质之一。
美国一位教授写了一本《日本第一》，没有一个美国人怒詈他崇洋媚外。柏杨先生只不过写了几篇仅涉及到皮毛印象，便翻天印乱飞。呜呼，你就是掐着我的脖子，我还是要嚷：“绝对崇洋，但不媚外！”还请读者老爷思量。
第五部分集天下之大鲜殖民地意识下的社会，以母国的语文为最高级、最尊贵和最神圣的语文。中国虽然没有当过殖民地，但中国人有殖民地意识。留华学生白安理先生，意大利米兰人也，在台湾八年，他发现他去店里买东西，讲中国话时，店员爱理不理，可是一讲英文，店员马上就变成了马屁精。以致白安理先生虽然中文呱呱叫，当买东西时，仍是用英文。呜呼，白安理先生也属于少见多怪，固不仅店员如此，他如果到高阶层打打转，恐怕他会发现英文更威不可当。今年（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台北《联合报》上，有一段新闻，一字不改，恭抄于后。
新闻曰：台湾邮政的服务良好是出了名的，但是也有服务不周的时候。纽约州立大学校长约翰托尔，最近到台湾访问时，曾希望透过台湾良好的邮政服务，去约晤一位学生家长，却令他失望了（柏老按：把“寄一封信”写成“透过良好的邮政服务”，以加强压力，可谓神来之笔，真得递佩服书）。
约翰托尔校长，到我国访问时，住在台北圆山饭店，他用英文写了一封信给他学生罗玉珍的家长，希望见面谈叙，结果因这封信未附注中文地址，由于时间耽搁，待罗玉珍的父亲罗明鉴收到信时，已过了约定时间，托尔也已返国。罗明鉴认为邮局把此信退回很不合理（柏老按：好一个不合理）。
托尔校长于四月二十四日，随美国大学校长访问抵华，在二十七日写信给就读纽约州立大学罗玉珍的家长，约定二十九日下午七时见面叙谈，结果这封信五月初才送达罗玉珍家里。
罗明鉴指出，他收到信时，信封上虽加注中文地址，但邮局已加盖“退回”的戳记，上面并注明“寄交国内之外国邮件封面，应附注中文地址”字样，显然是此信退回圆山饭店后，再由别人加注中文地址的。
罗明鉴说，外籍人士不一定会写中文，邮局上项国内函件应注中文地址的规定，应仅指国人相互通信而言，对外籍人士投寄未附注中文地址的信封，照理仍应立即按照所写英文地址投送。
台北邮局人员表示，此信可能是被邮政人员误认为是国人投寄信函，以后决予改进。
这则新闻真是集天下之大鲜，这位可敬的罗明鉴先生因未能及时晋见洋大人，失望后跳高之情，跃然纸上。邮局明明规定：“寄交国内之外国邮件封面，应附注中文地址。”罗明鉴先生却解释为：“应指国人相互间通信而言”，“对外籍人士投寄未附注中文地址的信件，照理……”呜呼，照理，照的是啥理？一封英文信寄出，邮局老爷是不是都要拆开瞧瞧，如是洋名就照寄，如是单音节就退回？有些华裔的美国人，如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一直用的是K。 H。 Sun，根本没有洋名，邮局老爷又如何分辨。如果只看信封，又怎么知道他是“外籍人士”和“内籍假洋鬼子”？这还不说，中国人在美国用中文写信，行耶，不行耶？阿拉伯人在台湾用阿拉伯文写信，泰国人在台湾用泰文写信，又是行耶？不行耶？邮局老爷迫不及待地承认错误，真不知错在哪里，误在何方？又拍胸脯保证改进，更不知哪里可改，啥地方可进。
我们对这种现象，没啥可说，只是提醒一点，在如此强大的殖民地意识、洋奴意识压力下，中国人的嘴脸，已经大变，变得可憎！
第六部分附录——你这样回答吗？（1）
──比裔美籍司礼义神父谈“丑陋的中国人”
张香华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么？”耶稣说：“我若说得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得是，你为什么打我呢？”
──《约翰福音》十八章二十二节和司神父相处，常给你惊奇的经验。
在馆子里，面无表情的女侍把菜单扔到我们面前，司神父悄悄问我：“你知道她为什么这种态度？”我还没找出适当的答案，他却幽默地说：“她不喜欢我。”
街上，几个年轻女孩走近，司神父望着T恤上印着外文的一位叫我看，我说我不懂法文。司神父为我翻译，那几个字的意思是：“来乱搞我！”他摇头叹气：“她一定不知道这个意思。”
司神父住在台北市万大路附近，那一带拜拜风气很盛，大街小巷处处是庙宇，和私人开设的神坛。司神父告诉我：“昨晚这里上演酬神戏，你知道他们演什么？”我答：“布袋戏。”心想这回一定答对了。谁知司神父的答案是：“他们表演脱衣舞。”
──今年七十余岁的司神父，是比利时裔的美国人，前后十余年在中国内地以及台湾的生活体验，使他对中国十分熟悉，加上他是中央研究院研究殷墟文字的学者，他对中国语言、文字、民俗的研究，已有五十年之久。从一九三○年起，司神父开始习中文，曾经是赵元任、陈世骧两位语言学家的学生；一九五五年得柏克莱加州大学东方语言学博士，他精通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希腊文、拉丁文，熟谙中文、西藏文、蒙古文、梵文、日文。一九三七年，他到中国内地北方，一面传教，一面做中国民俗研究、歌谣收集工作，并用英、法、德文等多种语言，发表过学术论著三十余种。
我告诉神父，我很吃惊，因为他老是提醒我这个中国人，身边许多习而不察，或察而不觉的现象。我心想，为什么不请他就“丑陋的中国人”这个主题，说说他的看法。以他对中国人的了解之深，对中国人的感情之浓，加上他来自西方文明世界的精神，他丰富的学识和修养，一定会给我们带来跨国性和跨民族性的启示。
司神父说：“你不在乎我的话令你惊奇？”
我说：“我正在期待你给我最大的惊奇。”
司神父本名Paul L…M。 Serruys，司礼义，是他的中国名字，从这个名字，看出他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可是，司神父答复我的礼义之问，却说：“礼，是很好的东西，是人类行为的规范。但，中国人只讲礼，不讲理。于是礼的好处就变了质。因为礼应该接受理──正确的原因（the right reason）的指导。”
“义难道不是正确的原因？”我说：“我们中国人一向有‘礼义之邦’之称。”
“礼义之邦？”司神父沉吟一会，“我没听说过。‘义’字的英译，应该是Right或者还有一个意义相近的字Justice。可是我认为中国人最缺乏的，就是社会是非观念（Social Justice）。中国人讲的义，是用来要求别人而设的，人人都觉得自己是例外，可以不必遵守。也就是说，中国人的‘义’是双重标准。”
我问：“从什么事情，使你对中国人产生这样的印象？”
“交通现象就是一张中国社会的图画，”司神父说，“中国人对作为一个国民，应该尽什么义务，完全没有观念。交通规则在中国，只是订来要求别人遵守的，自己不但不遵守，一旦受到指责，立刻觉得没面子。又譬如说，我今天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