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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华学生狄仁华先生曾指责中国人富于人情味而缺少公德心，我想狄先生只看到了事情的表面，而没有看到事情的骨髓，如果看到了骨髓，他绝对看不到人情味，而只看到势利眼──冷漠、残忍、忌猜、幸灾乐祸，天天盼望别人垮，为了富贵功名而人性泯灭，而如醉如痴，而如癫如狂。
第五部分一盘散沙任何一个社会和任何一个人，多少都有点崇拜权势，但似乎从没有一个社会和从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对权势这么癫狂，和这么融入骨髓。任何一个社会和任何一个人，也多少都有点自私，但同样地也从没有一个社会和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么自私到牢不可破。这话听起来有点愤世嫉俗，说出来也觉得危机四伏，可能惹起爱国裁判大怒，乱吹哨子。不过理是应该说的，不是应该怒的。
有一种现象大家无不乐于承认，那就是，中国同时也是一个很聪明的民族，身在番邦的中国留学生，无论留日的焉，留美的焉，留英的焉，留法的焉，学业成绩，差不多都比该本国学生拔尖。辜鸿铭先生在英国学海军，他的分数远超过日本留学生伊藤博文先生；蒋百里先生在日本学陆军，学科兼术科，都是该期第一名；日本人那时候比现在还要小气鬼，忍受不了外国学生的优越成绩，才把他阁下挤下来。这些是远例，近例最惊天动地的，莫过于围棋大王吴清源先生和围棋小大王林海峰先生，在日本本土，横冲直撞，所向披靡，固然是日本棋坛的优美环境所致，但更是中国人的先天智能所致。如果一定说中国人的聪明远超过洋大人，似乎吹牛，但至少有一点，中国人的聪明绝不亚于洋大人。──中国同胞沾沾自喜，当然没啥争议，就是洋大人，甚至三K党，都不能说中国人聪明差劲，大不了说中国人群体差劲。洋朋友往往把中国人叫做东方的犹太人，当然是轻蔑，但同时也是一种敬意和畏惧。犹太人最惹人咬牙的不过一毛不拔罢啦，而其他方面的贡献，若宗教，若科学，若艺术，无不震古烁今。试看世界上经济大权，不是握在犹太朋友手中乎？基督教的开山老祖耶稣先生，不就是犹太人乎，现代科学巨星爱因斯坦先生，不也是犹太人乎。
中国人是聪明的，但这聪明却有一个严重的大前提，那就是必须“一对一”，在个别的较量中，一个中国人对一个洋大人，中国人是聪明的，好比说吴清源先生和林海峰，单枪独马，就杀得七进七出。可是一旦进入群体的较量，两个中国人对两个洋大人，或两个以上的中国人对两个以上的洋大人，中国人就吃不住兼顶不过。孙中山先生曾感叹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呜呼，用中国的一个沙粒跟洋大人的一个沙粒较量，中国的沙粒不弱于洋大人的沙粒，但用中国的一堆沙粒跟洋大人一堆沙粒做成的水泥较量，水泥可是坚硬如铁。
一盘散沙的意义是不合作，我们说不合作，不是说中国人连合作的好处都不知道。咦，不但知道，而且知道个彻底。酱缸蛆先生忽然发了罡气，他能写上一本书，引经据典，大批出售古圣古贤以及今圣今贤关于合作的教训。柏杨先生如果也发了罡气，我同样也能引经据典写上一本书──不但写上一本书，简直能写上一火车书。但问题是，不管经典上合作的教训如何茂盛，那些教训只止于印到书上，行为上却不是那么回事。
第五部分《春秋》责备贤者中国文化另一个使人伤心欲绝的现象是：“《春秋》责备贤者”。发扬这种学说的孔丘先生，真使人捶胸脯。他阁下对人生有深度的了解，对做人道理，也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全部《论语》，堆满了格言。他向当权派提供了统御之术，并向大家伙保证，如果用他那一套统治小民，江山就成了铁打的啦。这一套当时颇不吃香，但经过董仲舒先生奋勇地推荐，西汉王朝皇帝刘彻先生采用之后，果然发生强大威力。不过他阁下理论中最糟的是“责备贤者”，他阁下为啥产生了这种畸形观念，我们不知道，可能是勉励“贤者”更上一层楼吧。君不见父母打孩子乎，孩子哭得肝肠寸断，可是老头却气壮山河曰：“你是我的儿子，我才打你呀，别人的孩子三跪九叩叫我打，我还不打哩。”无他，俗不云乎：“打是亲，骂是恩，不打不骂是仇人。”你是贤者，我才表演自由心证兼诛心之论；你如果不是贤者，而是地痞流氓不入流下三滥，请我责备你，我都不屑责备你。
责备贤者的原意是不是如此，不敢确定，即令是如此的吧，结果也难逃“天下没有一个是好人”的厄运。勉励“贤者”更上一层楼当然是善意的，但在实践上，自由心证兼诛心之论一齐爆发，一定产生“责人无已时”的绝症。这绝症就是挑剔没有完，好像百步蛇的毒牙，咬住谁谁就得四肢冰冷，隆重地抬到太平间。盖人性是较弱的，都有犯错的时候，都有犯滔天大罪的可能，都有胡思乱想把不稳舵的局面，柳下惠先生也会想别的女人，孟轲先生也会为目的不择手段。
对恶棍连咳嗽一声都不敢（往自己脸上贴金的懦夫不好意思说“不敢”，只好说“不屑”），对“贤者”却挑剔个没完。人是一种会犯错的动物，也是一种会做出不可告人之事的动物，努力挑剔的结果，每一个人都成了虎豹豺狼。于是乎，存心坏蛋到底的朋友有福啦，永没有人责备他，不但没有人责备他，遇到“德之贼也”，还原谅他，猛劝责备他的人适可而止哩。而力争上游的朋友，反而永远受不完的抨击。这种“责人无已时”的毒牙，只有一个后果：逼得人们感觉到，做好人要比当恶棍困难得多。
中国社会是一个恍惚万状的社会，有时候恍惚得连自己屙的是啥屎都不知道。《淮南子》上有一则故事，只简单几句，恭抄于后：人有嫁其女而教之者，曰：“尔为善，善人疾之。”对曰：“然则当为不善乎？”曰：“善尚不可为，而况不善乎？”
《世说新语》上也有一则故事，也只简单几句，也恭抄于后：赵母嫁女，女临去，教之曰：“慎勿为好。”女曰：“不为好，可为恶耶？”母曰：“好尚不可为，其况恶乎？”
这些话使人听啦，比没有听还糊涂，说了半天，到底说的是啥？懂的朋友请举手，我就输他一块钱。可是司马师先生的小老婆羊徽瑜女士（史书上称为“景献羊皇后”、“弘训太后”）却叹曰：“此言虽鄙，可以命世人。”既然鄙矣，就不能命世人；既然命世人矣，就是至理名言，不能算鄙。不过不管怎么吧，老太婆对女儿指示的结果，并没指示出一条应走的路。我想这种不知道屙啥屎的心理状态，似乎仍与“责备贤者”有关。老人家教训子女，当然不好意思鼓励他心黑手辣。但也不能昧着天良鼓励他力争上游，盖中国传统文化是专门用“责备贤者”的毒牙咬力争上游的。你再贤都没有用，俺仍能把手伸到你被窝里，大喜过望呐喊曰：“他屁股上有个疤呀。”结果你不但贤不起来，反而弄得一身臭。
“责备贤者”与“嫉妒”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在鸡蛋里找骨头，但形式上却不相同，“责备贤者”因有美丽的外套，所以就更恶毒、更害人。呜呼，我们给“贤者”的爱太少，而只一味地责备，责备，责备，责备，责备。
孙观汉先生有一句使人感慨的话，那就是：“中国社会上，赞扬的话总是等人死了才说。”盖在中国社会，对活人的赞扬几乎绝迹。嗟夫，天底下最容易的事莫过于责备人，挑别人的眼，只要一开口，就好像从悬崖上栽下来的飞车，停也停不了，停也停不住。阁下看过《所罗门的宝藏》乎，两位财迷被土人捉住，绑到广场，表演砍头。甲先生知道再过一个小时，就要日蚀，乃吓唬酋长老爷，说他法力无边，可以把太阳吃到肚子里，如果把他宰啦，天上就永远没有了太阳。酋长老爷半信半疑，甲先生说，他可以先露一手教他们瞧瞧。酋长老爷下令暂缓执行，看他能耐如何，于是他就念起咒来。呜呼，他会念啥咒？只不过他阁下乃水手出身，可以用丑话连续骂三天三夜都不重复一个字。于是，你瞧他口没遮拦吧，阴阳顿挫了一个小时，天昏地暗，太阳果然被他吃到肚子里，不但救了老命，还捞了不少宝贝。
中国传统文化似乎专门培养这种水手本领，责备起人来，如果不用胶布赶紧贴住他的嘴，他的丑话就永远没有句点。再加上摇头摆尾，挤眉弄眼，就更勇不可当。可是你要请他老人家赞扬一位他最佩服的人，他准张口结舌，想上三天三夜，也想不出有谁值得他赞扬的，即令有人值得他赞扬，他也想不出用啥话去赞扬。
一切绝症都渊源于中国文化中的爱心太少，孔丘先生之道，不过“忠”、“恕”而已，独缺少爱———当然啦，抬起杠来，不但其中有爱，而且爱还多得受不了。不过，“忠”、“恕”中的理智成分似乎要浓些，爱的成分似乎淡如云烟。
第五部分虚骄之气有些人似乎害着翘尾巴疯，一谈到美国，尾巴就翘起来曰：“美国的文化太浅！”（也有说“没有根基”的，也有说“没有深度”的，反正他们那玩意没啥。）美国文化是不是浅，是另一个问题，即令他浅啦，我们才更不好意思。好像书香世家的破落户，披着麻片，蹲在破庙里，仰仗着别人残茶剩饭过日子，却号曰：“俺祖父大人当过宰相，他祖父大人不过是一个掏阴沟的。”不但不满面羞愧，想想自己为啥穷，反而洋洋得意对方出身不高。呜呼，真是奇事处处有，只有中国多，这句话应该是别人挖苦我们，而且谁要是这么一提，都得打上一架！现在自己却往外猛冒，实在是虚骄过度，一时转不过弯。
虚骄只是晕晕乎乎的自满──自我陶醉，自我意淫，蒙着被子胡思乱想。孔丘先生当年费了好大的劲，才发明了“古”的种种，然后托古改制。现代中国同胞不费吹灰之力，就有个美利坚合众国摆在眼前，可以看得见，可以摸得着，还可以钻到里头研究研究，体验体验，为啥还用虚骄之气，把这个活榜样拒之于千里之外？
我们并不是说美国好得像一朵花，如果美国真好得像一朵花，他们就用不着三作牌和监狱啦。但有一点却是绝对可以提供我们学习的，那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美国人有一种很厉害的武器，以堵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硫磺坑出来）留学生的嘴，那只是一句话，曰：“你认为美国这也不好，那也不行，但你觉得美国的生活方式怎么样？”大体上说，美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有最广最强的公道。
虚骄之气最大的坏处是自己给自己打堵墙，把自己孤立在水桶里，喝得尊肚跟柏杨先生尊肚一样的奇胀，于是就再也灌不进别的东西，顶多灌一些洋枪洋炮铁甲船。至于更厉害更基本的文化———教育、艺术、礼义、做人的道理，和处世的精神，不要说再也灌不下去，简直望一眼都会皮肤敏感。
我们也并不一定要效法美国，效法效法德国，效法效法日本，也是自救之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和日本复兴之快，真是可怕。中国同胞研究他们所以这么快爬起来，发现了很多原因，若马歇尔第四点计划焉，若韩战焉，若他们的工业基础焉，听起来有这么一个印象，好像他们复兴都是靠的运气。呜呼，大家似乎忘了一点，战败后的德国和日本，固然成了三等国家，可是他们的国民却一直是一等国民，拥有深而且厚的文化潜力。好像一个三头六臂的好汉，冬的一声被打晕在地，等悠悠苏醒，爬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仍是一条好汉。而我们这个三期肺病的中国，一时站到世界舞台上，不可一世，可是被冷风一吹，当场就连打三个伟大的喷嚏，流出伟大的鼻涕，有人劝我们吃阿司匹林，我们就说他思想偏激、动摇国本，结果一个倒栽葱，两个人都架不起。
提起来效法别人，脸上有点挂不住，大丈夫固应该顶天立地，轰轰烈烈，让别的小子又羡又妒。问题是，这种场面，在汉唐之时，确实是有的，可是时背运停，洋大人纷纷崛起，打也打不过，骂也骂不赢，只好往事如烟。现在惟一的办法只有学学他们那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