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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冰封的鸭绿江上，凿出宽一米多的大窟窿，孩子们排成一行站在江边挨个儿比赛跳冰窟窿。想起那时的八道沟冬天，就是现在也觉得70年前的童心又重现在眼前。那时，我们说，跳不过那个冰窟窿的孩子，将来没有资格当朝鲜军人，于是大家都飞跳了过去。孩子们为避免当不上朝鲜军人的羞耻，拿出全身的劲向冰窟窿跑过去，步子小的和胆子小的孩子，有时会掉进冰窟窿里。这时候，那孩子的家长就会一面忙着给孩子烤干弄湿的衣服，一面唠叨：那个平壤家的成柱，把这街坊的孩子都变成冻明太鱼了。那时，人们都说成柱是八道的孩子王，所以邻居的大人们每当数落自己的孩子时，就要提起我的名字。
有时，在八道沟后山上和孩子们玩军事游戏直到天黑，弄得火人们心焦如焚。遇到这种事，八道沟的人们为找孩子们通夜睡不着觉。由于时常出现这种事，所以大人们对孩子管得很严。可是，要飞向那万里长空自由奔放的童心，哪能锁得住！
有一次，和我一起念书的金宗恒从保管在他家仓库里的雷管箱里拿出一个雷管，向我们显摆。他家仓库里装满了要供给独立军部队的武器、衣服、鞋子之类的东西。金宗恒的哥哥们通过日本会社的代理店购进好多工作服和劳动鞋，给武装队送去。他们为了给独立军供给物资，备了两艘船，还有马，东奔西跑地成批购进物资。
那天，我们坐在火炉旁嗑瓜子儿，金宗恒把雷管拿到嘴边吹口哨。不料，火星碰上雷管，爆炸了，结果他伤了好几处。他哥哥把他用床单包起来背着，跑来找我父亲。雷管炸伤了人的这件事，如果传到警察耳朵里，就要闹出大事来，所以父亲把金宗恒藏在家里，给他治了20多天。
发生过这件事后，我才知道金宗恒的家是往独立军那里运送军用物资的爱国商人。
这个时期，我干了不少冒险的事，的确是不懂事。不过那时，心里总有一个无法驱散的阴影。随着我年龄的增大，亡国的痛苦越来越大地占据了我的心。
五《鸭绿江之歌》
1923年初，父亲把我叫到跟前，问道，小学快毕业了，你打算今后怎么办。
我回答说，想升学继续读书。叫我升学读书，是我父母的夙愿。可是，再次向我问起将来的理想，我心里有些纳闷。
父亲严肃地望了我一会儿，说，从现在起最好到朝鲜去读书。这话实在出乎我意料之外，到朝鲜去读书，就要离开父母的身边，这是我从来没想过的。
在一旁补衣服的母亲不禁惊讶地说，年纪还挺小的，送到较近的地方去上学不行吗？
父亲看样子决心已定，他一再地说，眼下虽然因惜别而感到难过，有些惆怅，但一定要把成柱送到朝鲜去读书。我父亲从来就是一言既出，决不毫无道理地收回。
当对，父亲认真地对我说了这样的话：
你从小跟着父母奔走东西，受了不少苦。今后，你重返朝鲜，也许比这还要苦。可是，爸爸还是决定让你到朝鲜去。既然是生在朝鲜的男子，就应该熟悉朝鲜。你到朝鲜去，如果能弄清我国沦亡的原因，那就是很大的收获，你回家乡去，要体验体验我国人民过的是多么穷苦的生活，那么，你就会明白应该做什么。
我回答说，要按照父亲的意愿，回朝鲜去读书。当时的情况是，有钱家的孩子都提着行李争着到国外去留学，认为到美国或日本去，才能文明些，而且能学点学问，这已成了当时时髦的现象。就在人人都在登程去国外时，我却上路回朝鲜去了。
父亲的想法的确很独特。就是现在，我认为那时父亲让我回朝鲜，是做对了。他让一个还不到11岁的儿子一个人去走当时几乎是荒无人烟的一千里地，可见我父亲的性格是不同一般的。他这种性格倒给了我力量和信心。
说实在的，那时候的心情也是很复杂的。让我到祖国去学习，别的都没有什么不好，可就是要离开父母和弟弟，我实在不情愿。可是，想回家乡的心情又是那么热切。对祖国的怀念，对温暖家庭的惜别，这两种感情交融在一起，弄得我心神不定地过了几天。
母亲对父亲说，是不是等天气稍暖和些再叫孩子上路。要让小孩子一个人走一千里路，做母亲的怎么能不担心呢！父亲对母亲的话没有表示同意。
母亲心里虽然为我要走千里路担心，但还是为了让我按着父亲的计划上路，连夜给我缝制了朝鲜长袍和布袜子。因为这是父亲已经决定的事，母亲也就没再说别的。这也是我母亲的特点之一。
要出发的日子快到了。父亲问我，从八道沟到万景台有一千里地，一个人能去吗？我回答他，能去。于是，父亲在我的手册上画了路程图。从厚昌到哪里，从和平到哪里，又从哪里到哪里，都详细地标上了地名和里程。他还让我在途中给他打两次电报，一次在江界，一次在平壤。
我在八道沟上路那天是阴历正月三十日（阳历3月16日）。那天，从早晨就刮起了暴风雪。住在八道沟的小朋友们为送我一直跟到厚昌以南，走了30里地。他们要给我做伴一起跟着来了，我好不容易才说服他们回去。
一经上路，我脑子里就出现了很多想法。要走的一千里地中，有500多里是荒无人烟的高山峻岭。要只身越过那险峻的山峦，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从厚昌到江界的路两旁的树林里，大白天也有猛兽出没。我在走那一千里路的过程中，吃了很多苦。尤其是，在走过直岭和狗岘岭（明文岭）时，确实吃了很大苦头，五佳山岭，我走了一整天，越过一道岭，又是一道岭，好像怎么走也走不完。走完五佳山岭，我的脚都起了泡。到了岭下，幸亏有一位老人抱着我，用火柴头给我治了脚上的泡。
我经过月潍，越过五佳山，以后又经过和平、黑水、江界、城干、前川、古仁、清云、熙川、香山、球场，到介川搭上火车，回到了万景台。
从介川到新安州铺的是窄轨，由英国制小型机车“米吉夏”拉着轻便列车运输。从新安州到平壤是和现在一样的宽轨铁路。当时，从介川到平壤的票价是一元九角钱。
我在走千里路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好人。有一次，因为脚疼得厉害，坐了一个农民的爬犁。当分手的时候，为了酬谢，我拿出了一点钱。那个农民没收钱，反而用那钱给我买了饴糖。
最使我难忘的是江界客店老板。天很晚我才到江界，当我找到客店时，他到大门外高兴地迎了我。他个子较矮，留着分头，穿着一身朝鲜式袄裤，为人和蔼亲切，他说，他接到了我父亲的电报，正在等我。
这家有一位老奶奶称我父亲为“金先生”，她很尊敬我父亲。她见了我就说，四年前，你跟着你父亲去中江时还挺小，现在长这么大了。她像见了亲孙子一样高兴。老奶奶用早就准备好的牛排骨熬了汤，还烤了鲜鱼，一点也不给自家孩子，只给我一个人吃。晚上，还给我盖了新缝的被子。这家主人对我竭尽了诚意。
第二天早晨，我按照父亲的嘱咐，给八道沟的父母拍了电报。电报每个字要付三分钱，超过六个字，每字要多付一分钱，所以我在电报用纸上写了“平安到达江界”六个字。
第二天，客店老板为了让我坐车去，到汽车站去了一趟，他跟我说，因为车出了故障，要等十来天，车票已经订好，你就算来到亲戚家，多住几天再走。我心里感谢他的热情关照，可是，我对他说，我得快些赶路，他也就没再挽留，给我两双草鞋，还给我找了一架往狗岘岭方面去的牛车。
介川车站前面的“西鲜旅馆”老板也是个心地善良的人。我在那个旅馆住下，就要了定价一角五分钱的份儿饭。那时，旅馆的膳费是分级的，这个旅馆最便宜的份儿饭是一角五分钱。老板却不管这些，给了我五角钱一份的。
我说，没钱吃五角钱一份的。他说，没关系，只管吃吧。
到了晚上，旅馆里给每个旅客发了褥子和两张毯子，收了五角钱。我算了算自己带的钱不够盖两张毯子的。于是，我只要了一张毯子。老板又说，别的顾客都铺褥子，盖两张毯子睡，怎么能叫你一个人那么睡，拿不出钱也不要紧，只管用着吧。
朝鲜人，虽然国家沦亡，变成了亡国奴，过着苦日子，但固有的人情味和世代相传的美好风俗仍然没变。在本世纪初，我国曾经有很多空手旅行的人。人们对来到自家或自己村里的路客，就是不拿钱，也保证他有吃有住，这是朝鲜人的风俗。这种风俗，西方人都表示羡慕。我在千里行的过程中，深深地体会到朝鲜民族是善良的、很讲道德的民族。
“西鲜旅馆”老板、江界客店和中江客店老板都是受过我父亲的指导和影响的人。我在七岁那年去中江的时候，就有过这样的感受：父亲无论到哪里都有志同道合的同志和知己。当我见到人们像亲骨肉一样接待和照顾我们一家人时，就想着父亲是什么时候同那么多的人建立了交情的呢？为了争取那么多的好同志，他该跋涉了多少路啊。
因为父亲到处都有知己，所以他虽然离开了家，身在他乡，也能从各方面得到他们的帮助。我也得到了很多帮助。
在千里行时给我留下至今难忘的印象是，四年前还点油灯的江界市，点上了亮堂堂的电灯。江界人因为装上了电灯很高兴，可是我看到街头的景象日本味越来越浓，心里感到很不舒服。
我回祖国时，父亲殷切教导的要熟悉朝鲜的真谛，在我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恨。我重温父亲的教导，注意观察了陷入厄运的祖国的景象。对我来说，那时的千里行是使我了解祖国和我国人民的一个大学校。
离开八道沟后的第14天，即1923年3月29日，日暮时分，我终于走进了老家的院子。
正在下屋纺线的祖母，没来得及穿鞋就跑了过来，一下子搂住了我。
“你是和谁一起来的？”
“坐什么车来的？”
“你爸爸、妈妈都好着吗？”
祖母没等我回答，就发出了一连串的问话。
在屋里编席子的祖父也跑出来了。
我回答说，是我一个人走来的，祖母好像不相信，说道：
“怎么，你真的是一个人来的？你爸爸真是比老虎还厉害呀！”她这样说着，直咂舌头。
那天晚上，全家聚在一起，通宵听我说话。
故乡的山水依然如故，令我感到亲切而美丽，可是村庄各个角落都显露着贫穷的迹象，而且比过去更明显。
我在万景台住了几天，然后到外祖父当校监的彰德学校五年级插班，开始了在祖国的学习。从那时起，我就住在七谷姥姥家上学。
说实在的，那时姥姥家的情况是很难再添我这一张嘴的。由于康晋锡舅舅的事，姥姥家正经历一场苦难。自从舅舅被监禁，警察对这家的监视和折磨变本加厉；狱中的舅舅健康状况很不好，全家都在伤心。日子过得也苦，每天吃米查子粥或豆渣饭，勉强维持生计。光靠种地实在无法维持生计，所以二舅兼赶牛车，艰难度日。
可是，姥姥家的人在我面前，从不露出穷相，为了让我专心学习，作了很大努力。特地为我腾出了内栋的一间上屋，在那里挂上了煤油灯，还铺上了席子。我的同学不分时辰，三三两两地来找我，他们也从不见怪。
彰德学校，是我外祖父和七谷一带的先觉者们，乘着爱国文化启蒙运动的风潮，以恢复国权为目的建立的倾向较好的私立学校。
旧韩国末期和“韩日合并”后，在我国爱国的教育运动作为救国斗争的一环蓬勃地开展起来。先觉者和爱国志士含着眼泪痛切地认识到，招致丧失国权的耻辱的根源在于国家的落后，深刻省悟到教育正是自强的基础和根本，不发展教育，就不能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社会的现代化，所以到处兴起了办私立学校的运动。安昌浩、李东辉、李升薰、李商在、俞吉浚，南宫檍等爱国的启蒙运动者，站在这个运动的前面。在各地组织起来的学会，也有力地促进了教育运动。
在席卷全国的教育文化运动的热潮中，诞生了数千个私立学校，给沉睡在封建束缚中的我国知识分子点燃了火种。就在这个时期，教孔子和孟子学说的私塾，改变为教新学问的学堂或义塾，向后代呼吁，要以爱国精神奋发起来。
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无一例外地以教育为独立运动的起点。他们为此①
奉献了所有财力，倾注了心血。金九把恐怖行动作为独立运动的基本方针，②③
在背后操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