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这个方案，我们部队占据了县城西南的高地，救国军部队占据官屯子以南的无名高地，以埋伏战消灭了追上来的敌人。救国军士兵看到不利的形势突然变得有利了，便士气高昂地追歼逃命的敌人。
可能是因为日本当局对新闻报道控制很严，当时的报刊对这次战斗没有进行报道。因此，当时的人们都不知道，在亡国22周年的初秋，在敦化发生过这样的战斗。
敦化县城战斗，与1933年9月的东宁县城战斗，在性质上是相似的。敦化县城战斗是我们同救国军联合进行的，东宁县城战斗也是同救国军主力合作，共同计划，共同进行的战斗。就规模来说这两次战斗也很相似。但是，敦化县城战斗的意义在于，它是在朝中人民共同斗争的历史上，朝鲜的抗日游击队和中国的反日部队以协同作战打败日军的第一次攻打县城的战斗。
”在一举击败了清、俄两大国的日本军事威力面前，我们一些中国人吓得萎缩了，可是今天，从这种萎缩中完全解放出来了。
“在领土获得解放前，精神先得到解放了。”
陈翰章拥抱着我，激动地说道。当时他那噙满泪水的两眼，今天仍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成柱，让我们在这条路上永远不要分离！”
他紧握着我的手，显得很激动。他所说的这条路，指的就是共同斗争的路。陈翰章一直忠实地履行了他最先提出的这个誓言，直到牺牲。
约一个星期后，我们同救国军一道又袭击了额穆县城。我军在这次战斗中也取得了胜利。虽然这是未被世人广为知晓的战斗，但那时的枪声却留下了悠长的余音。
七小沙河的秋天
我们一回到两江口，就召集没能参加南满远征的人员，一起总结了游击队建立后半年来的工作情况。会议的主要内容当然是有关南满远征的问题。
游击队员们一致认为，在半年时间里，我们的武装队伍得到了迅速壮大和发展，并在这一过程中坚定了通过游击战也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
在这次总结会议上，我们为了把游击斗争推向新的更高阶段，给部队提出了如下几项任务：
第一，要把反日人民游击队的根据地转移到汪清地区去；第二，要进一步深入做好对中国抗日救国军的工作；第三，要正确地领导在东满地区开始急剧扩大的游击斗争，加速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并牢固地保卫根据地。
在这三个问题中，争论最激烈的是把反日人民游击队的活动根据地转移到汪清的问题。
就这一问题，我们同来自安图、延吉、和龙的军政干部讨论了好几天。
安图的同志们反对把活动据点转移到汪清去。他们为难地说，在安图建立的游击队应当驻在安图，为何到汪清去呢？游击队转到汪清去，安图怎么办？这是一种没有摆脱狭隘地区观念的朴素的想法。
延吉与和龙的同志们却说，把游击队的始祖和母体安图部队转移到朝鲜人聚居的间岛中心去，不论是从战略意义上看，还是从地理条件上看，都是应当的和适时的。他们提出保证说，如果战斗力最强的安图部队转移到汪清去，延吉、珲春、和龙等邻县游击部队的活动就会发生很大变化。
安图的同志们也都承认，从地理上看，汪清确实是个好地方。首先，汪清离朝鲜很近，是个好处。朝鲜北部六邑地区是刮进了不少“吉林风”的地方，将来可以建成给游击斗争以人力及物力支援的可靠基地。我们可以以六邑地区为跳板去发展国内革命。汪清地区的群众具有高度的革命性和斗争性。这在支援独立军武装斗争史上形成最高峰的青山里战斗和凤梧洞战斗中已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汪清又是北路军政署的活动基地，在这里活动的几百名独立军和武官学校的学生吃的都是这里的人民群众种出来的粮食。
但是，不能因为汪清是好地方，就毫无考虑地转移到那里去。我们深入地讨论了是把安图县建成根据地，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开展游击斗争呢，还是继续同救国军一道进行合法活动，同时悄悄地扩大朝鲜人的部队。对这两个方案，讨论了好几天。
我强调指出，即使我们的活动因为要同救国军采取联合行动而受些限制，也要进一步巩固用鲜血换来的反日人民游击队的合法化，向把旅居满洲的朝鲜人当作“二鬼子”的中国兄弟证明我们民族既不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也不是他们的斥候，证明被他们认为亲日的朝鲜共产主义者的武装部队不是亲日的，而是坚决进行抗日斗争的。
我们最后通过了这样的方案：在一定时期内继续跟救国军一同进行活动，保持游击队的合法化，同时要通过实践斗争加强其影响力，以扩大武装队伍，等到各支部队发展壮大后再汇合起来。
此后，我们抽出许多人，派到东满各地。我们派人到延吉、和龙和珲春，向罗子沟救国军部队也派去了好几名优秀的工作员。我们还另组织了一个别动队派到汪清。金日龙留在安图。我们一百几十名的队伍又缩减到40名左右了。
我们这样经常抽出人派到别的县去，东满特委的干部们也表示满意。他们说我们的部队是基干部队，曾多次要求我们选拔优秀的同志派到别的地方去，加强各地的游击部队。
我们部队自从离开小沙河，踏上远征南满的征途，已经过了四个月。两江口的江河山野，秋意一天比一天浓了。过了一夜，满地落叶，霜若白盐，预示着冷酷无情的冬天就要到来了。
季节变了，天气冷了，我不由得惦念起病中的母亲。然而，也只能惦念而已，根本抽不出时间去一趟小沙河。我极力按捺着回家探望母亲的殷切心情，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着回家的日期。
当我们向北满开拔的日子快到了的时候，车光秀给我带来一包不知从哪里弄来的药，叫我回家去一趟。他看到我犹豫不决，就指责我说不像金成柱了，若是队长连母亲都不去照顾，就再也不理我了。
这样，我就向小沙河出发了。
我拿着药包走在路上，心里却担心母亲会不会又责备我为闲事操心。可是又一想，要是母亲知道这药是车光秀送的，她会高兴的。
我在小沙河时带去的那一斗小米，一定早吃光了。母亲不能干活，靠什么维持生计呢？虽然母亲说过，活人的嘴结不了蜘蛛网，你只当世上没有我这个母亲和弟弟，不要为家事操心。然而，作为一个人，要忘记亲生的母亲和骨肉兄弟，不惦念家，决不是像说的那么容易的。
我拎着并不重的晃晃悠悠的药包往家走，不知为什么，离小沙河越近，脚步越觉得沉重。母亲的病是不是加重了？这虽然使我感到不安，但最使我犯愁的是没有完全实现同梁司令携手合作，就从南满回来了。要是母亲知道了，一定会很难过的。母亲身患重病，还那么紧催我去南满，是因为对我这个儿子要去找父亲的好友携手合作，感到高兴和满意。我母亲不喜欢年轻人只主张自己的主义，同独立运动的前辈闹对立。
最担心的是不知道母亲的病情怎样了。我离开家的时候，母亲连白开水一样的米汤都消化不了，这些日子若没有好转，现在就会遭受更大的痛苦了。
我思绪纷乱，对母亲的病情简直无法想象。
我加快了脚步，却无法拂掉心中的不安，跨过那座熟悉的独木桥时，也没有摆脱这种念头。
过去，每当我跨过这座独木桥时，母亲总是会令人惊异地拉开房门看我。
也许母亲有能够从脚步声中识别来人是第几个儿子的特殊功能，然而这一天，却出乎意外，房门没有打开，烟筒也没冒出做晚饭的炊烟，也不见弟弟进进出出地抱柴禾，倒泔水。
我顿时感到浑身的血液像冰块一样凝住不流了，紧张不安地抓住门环拉开了房门，只见屋里空空的。看到母亲的病榻空了，我差点瘫下来。“我来晚了一步”，这个想法闪电般地掠过我的脑际。就在这时候，哲柱不知从哪儿不声不响地走过来，一把抱住了我的肩膀。
“哥，你怎么才来呀！”
哲柱说着，把泪如泉涌的脸偎在我的怀里不住地摇晃，像小孩似的呜呜哭起来了。
这时，小弟弟英柱像一块飞石一样奔过来，一把搂住了我的腰。
我把药包丢在廊台上，紧紧地抱住了两个悲伤痛哭的弟弟。他们的哭声说明了一切，我用不着再问母亲的情况了。为什么偏偏在我不在的时候发生这样的不幸呢？难道我的母亲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连瞅一眼我这个儿子的福气都没有了吗？生在穷人家里，过了一辈子穷苦生活的母亲，一心一意想着多灾多难的祖国的悲惨命运，面对着丈夫的逝世也咬紧牙关没让自己流泪的母亲，从来没有为自己着想过，把毕生的精力和全部身心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争取他人幸福的事业。
母亲是不是怕我这个儿子为私事而误了大事，怕给我这个干革命的儿子增加负担，才这样过早地辞别了人世？
我抚摸着母亲最后一次训诫我时扶过的门框，心中想，即使受到比那次更严厉的指责，如果能看到母亲仍站在这门口，该多好啊！
“哲柱，母亲没有留下什么遗言吗？”
我这样一问，邻居的金大娘拉开栅门走进院子来，替哲柱说：
“你母亲对我说：’我死了以后，我的儿子成柱要是回来，希望你要像我一样待他。只要日本鬼子还存在，朝鲜还没有独立，你就不要让他迁移我的坟墓。不，干脆不要让他跨进这个院子。不过，我不是夸海口，我的成柱可不是在战斗的道路上走回头路的人。‘她这样说着，叫我打开了房门，然后就久久地望着那独木桥的方向。”
金大娘的话好像从遥远的“天国”隐隐约约地传来。但是，那每一句中的深邃而悲痛的涵义我全都明白了。
我紧紧地抱着两个弟弟，回头朝那个独木桥方向望去，心中极力想象着母亲想念儿子时的心情，想象着母亲没有看一眼亲爱的儿子就与世长辞时的心情。然而还没有迈进想象的大门，我再也忍不住泉涌似的泪水，终于失声恸哭起来。
我哭了半天，抬头一看，只见金大娘泪汪汪地望着我。她的眼光是那样温柔深沉，我差点以为那是我母亲的眼睛。
“大娘，您为照料我母亲，受了不少苦啊。”我在心如刀绞的悲痛中恢复了理智，向一直陪伴母亲，精心照料母亲直至她去世的金大娘，表示了谢意。
金大娘更伤心地抽泣着说：
“那算什么苦呀。我没能常来看望她。我们没有照料好，没有人给你母亲梳头发。你弟弟也为革命工作常不在家。有一天，你母亲叫我给她把头发都剪掉，像小男孩儿一样剃光，说头痒得很难受我听了，不忍心拿起剪子来。你母亲的头发本来多么乌黑浓密呀！我说我不忍剪掉，可你母亲一再求我，说是只要头不痒，就会轻松得能飞上天似的所以我就把那么好的头发”
金大娘说不下去，失声痛哭了。
我心想，要是我没有听到这话该多好！她讲的母亲临终时的情景，使我感到五脏俱裂似的疼痛。母亲为我们这些孩子献出了自己的一切，而我们这些在她怀抱里成长的孩子，难道连为临终时的母亲梳头发的孝心都没有吗？
过去，我住在抚松的时候，曾看见一个跟我一般大的孩子，背着病重的母亲，从南甸子跑到小南门来，汗流浃背地找医院的情景。那时候，我们大家都称赞他是孝子。现在听了金大娘的话，不由自主地忽然记起了那个满头大汗的孩子。
同他相比，说我是不肖之子，也决不是言过其词。我已过20岁了，可我为母亲做了什么呢？我小时候，还给母亲让过热炕头，当母亲从井里打水回来的时候，用嘴哈气热过她冻僵的手，还天天早起，帮母亲喂过鸡，打过水。
但是，参加革命以后，我就没有为母亲做过什么。古人说，爱只有由上而下的，没有自下而上的。这句名言好像就是指我而言的。没有自下而上的爱，这话的确是至理名言。我从没有听说过世上有以超过父母爱子之心的孝心孝敬父母的儿女。
“哲柱，母亲没有跟你们说什么吗？”
我想母亲的遗言不会只有那么几句，便问哲柱。
哲柱用手背拭着泪水，声音嘶哑地说：
“母亲要我们好好帮助哥哥。她说，只要我们帮好哥哥，做一个和哥哥一样的革命家，她在九泉之下也能安眠”
这么说，母亲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是为革命消耗了全部精力的。
我带着两个弟弟走到了母亲的茔地。
母亲的坟墓修在孤独地长着一棵老榆树的斜坡上，坟头已披上了像西瓜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