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好多年，独立军司令崔允龟哗变，率部投靠朝鲜人民革命军。他跟我一起感怀深切地回顾了1932年夏天的事。据崔司令说，当时策划缴我们的械的，不是梁世凤，而是梁世凤的一个参谋。本来，梁司令是想踉我们合作的，但是，那个参谋在幕后拿起反共话筒诽谤我们，最后还同他的亲信一起策划缴我们的械。
崔允龟这段话，完全消除了我们对梁司令的怀疑。听说梁司令也因断绝为同我们的来往而一直感到痛心，他根本没有参与缴械阴谋，我这才放下了心。虽然他已不在世了，但是可以再一次证明他不愧是一个真正爱国、真正重道义的人，这使我无比高兴。自己看准高尚的人，过了几十年后仍然是很高尚的人，对他的良好印象没有沾上污垢，没有瑕疵，那么，再没有比这更令人高兴和满意的事了。
梁司令的过错，是他没有看穿敌人的奸计。他是刚正、耿直的人，却没有觉察到他的参谋在鼻子跟前为破坏同我们的合作搞鬼。而且那个参谋恶毒地诽谤共产主义者的时候，他也没有看穿他的坏主意。梁司令无谓的牺牲，也是因为中了敌人的奸计。
梁世凤司令由反共转向联共，是在他临终前夕。当时，独立军的内部非常复杂。密探和被密探收买的爪牙的破坏活动越来越猖狂，脱离部队的落伍分子和逃兵层出不穷。另一方面，要求同共产主义者联合的呼声也越来越响亮。
梁司令再也不能忽视共产主义者了。他承认在朝中两国的革命中共产主义者作为主要势力出现并左右大局的新时代已到来，便冷静地检查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的立场，便下了联共的决心。
由于对共产主义的不理解和非本意的敌对感情，未能下决心同我们合作的梁司令，终于转向了联共，这不仅在他本人的生平，而且在独立军的斗争史上，也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粱世凤同杨靖宇采取联合行动这一事实，就可以说明他反对反共，选择了联共的道路。他还准备同我们合作。
日本帝国主义者最怕梁世凤部队和我们合作。朝鲜人民革命军和独立军实现合作，这意味着在我国民族解放运动中实现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政治军事上的统一。这对敌人来说，不能不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日本宪兵、警察机关和特务组织，一直有计划地实施杀害梁世凤、从内部瓦解独立军的阴谋。奉天宪兵队和朝鲜总督府福岛机关也都参与了这个阴谋。”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东边道游击队“也一直监视和跟踪梁世凤。
据传闻，敌人为了杀害梁世凤，拨出了十多万元的秘密行动经费。朴昌海等兴京的密探也参加了这个行动。
敌人制定了引诱梁世凤司令的奸计，派遣了平时同梁司令有联系、协助过独立军的姓王的叛徒。有一天，王某去找梁司令说，中国抗日军愿意对独立军提供援助，希望跟你面谈。梁世凤一听中国抗日军要提供援助，就顾不得斟酌，随王某上路前往据说是抗日军所在的大拉子。走到半路，王某忽然抽出手枪说：”我不是往日的王明藩了，你要活命，就要向日军投降。“梁司令大声呵斥王某，拔出武器，这时埋伏在高粱地里的敌人先开了枪，杀害了梁司令。
正如崔一泉所叙述的，”’宁愿受罚于鸡林（朝鲜），也不受倭王之爵禄‘。朴堤上的这一忠言“变成梁司令的灵魂，使敌人大惊失色。
有时我想，梁司令如果更早些走上联共的道路，那么他的命运就可能不同了。当然，这不过是痛惜他的牺牲的一丝依恋吧。
”我就要死了，不能抗日了，可是你们要活着去找金日成司令。活路只有这一条！“
梁司令给部下留下这一遗言，闭上了眼睛。这与其说是遗言，不如说是冲出了反共壁障的一位爱国者用生命发出的联共宣言。
四年后，曾在通化大街欢迎过我们的300多名独立军队员，遵照这一宣言，在崔允龟司令率领下，为了同朝鲜人民革命军汇合，来到了白头山。那时，我在桦甸跟他们见了面。
桓仁县的朝鲜同胞，把梁司令的遗体掩埋在村子的后山上，做了平地坟，以免遗体被敌人抢去。所谓平地坟，就是指掩埋后不砌坟头，使坟墓和地面一般高。
可是，日本军警终于挖了他的墓，在通化市街枭首示众。
梁司令的遗属也遭到难以言状的残酷迫害。他们忍受不住日满军警的迫害，把姓梁改成姓金，搬到离铁路一千多里的桓仁县的深山沟里，隐居起来。
解放后，我派干部到南满去寻找梁司令的遗属，梁司令的夫人（尹再顺）、梁司令的子女和女婿随那个干部回到了祖国。
”大娘，你去失梁司令，惨遭日本军警的迫害，流离转徙，受了很多的苦啊。“
听我这么一说，尹再顺女士流着眼泪，肩膀抖动不止。
”将军，见到了将军，我心里多年的悲伤立刻消散了。我们被人追赶，谈不上受苦。将军为了赶走日本鬼子，可真受了莫大的苦啊。“”我忙于打仗，没能给你捎一封信，真对不起你。“”将军，是我们对不起您。我们虽身居山间僻壤，却听到了将军的消息。
我每次听到将军的消息，心里就埋怨我的那个没有跟您去却成了异国冤魂的老头儿啊。“
”梁司令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毫不屈服地进行了斗争的。“后来，我们把梁司令的儿子梁义俊送进万景台革命学院学习。4月南北联席会议时，金九先生曾到革命学院参观，见到梁司令的儿子，感叹不已。
”我连想都没有想到，北朝鲜当局会把独立军司令的儿子也送到这所养育游击队战士子女的学院念书。“
”这所学院里，不仅有游击队员的子女，还有在国内曾参加劳动组合、农民组合进行活动时牺牲的爱国者的子女。只要是为国牺牲的爱国者，不管他曾属于哪一系统，我们都一样对待。“我这么一说，金九深受感动，说：
”这所学院是民族团结的象征。“
梁义俊毕业后在空军部队任政治干部，战后，死于飞机事故。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失望。因为我以为梁司令家要绝后了。幸亏，梁义俊还留下了一个儿子。那小孩名叫梁哲秀。梁哲秀患了小儿麻痹症，成了残疾人。
我们党把他保送到小学，高等中学和大学，让他跟健康的学生一样，念完14年的全部教育课程。在他上金日成综合大学的四年期间，他的同学们让他坐在轮椅上，四年如一日地推来送去，扶他上下在17楼的教室。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对革命先烈的尊敬，表现为对残疾的烈士子女的爱护。现在梁哲秀已成长为共和国堂堂的作家，在床上写文学作品。
梁哲秀膝下有两男一女，论辈分，他们是梁司令的曾孙和曾孙女。每年到中秋节，他们跟着父母到爱国烈士陵园给曾祖父扫墓。他们还不知道，曾束缚着他们曾祖父一生的苦恼和不幸是什么。
我希望，这些天真的孩子们的肩上不要再压着反共还是联共这一重担。
五在团结的理念之下
部队加紧向柳河行军。在南满地区，柳河和兴京、通化、桦甸、磐石一样，是个广为人知的朝鲜独立运动的主要策源地之一。这一地区，有许多前一代的独立运动者，也有许多向往共产主义的新一代战士。早已广泛为世人知晓的我国独立运动史上的第一所武官学校－－新兴讲习所就设在柳河县的哈泥河。
我们把柳河定为我们行军路程中的一个目的地，是为了在这个地区积极开展政治工作，以扩大和加强反日人民游击队的群众基础。我决心在回安图路程上的柳河、三源浦、孤山子、海龙、濛江等地，积极开展活动，以便在这些地区实现群众的革命化，并扩大游击队队伍。这也是我们在选择远征南满的道路时制定的战略目标之一。
远征部队先在三源浦、孤山子、柳河、海龙等地停留，做革命组织的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敌人的白色恐怖，这一带的革命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新一代共产主义者们多年来流血流汗、辛辛苦苦组建的革命组织，大都遭到破坏或解散。有些组织，因为全体人员被逮捕或杀害，简直无法重建。
受九·一八事变的冲击最严重的是海龙地区。海龙有日本领事馆，敌人的魔爪插得比别的地方更深。各地都有人在焦急地寻找组织。
我在我们停留的每一个地方，都找以第一个党组织为母体扩大了的基层党组织的成员和共青同盟、反帝青年同盟的骨干分子以及农民同盟、反日妇女会、少年探险队的负责人，了解每个组织的活动情况，讨论当前的革命任务和斗争任务。在这过程中，我发现这些地区革命组织成员的动向和思想方法存在着几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九·一八事变后开始迅速蔓延的失败主义悲观倾向。
这种倾向首先表现在这样的想法上：日本把满洲也侵吞了，现在一切都完蛋了。有不少人说：日本曾打败了世界上幅员最大的俄国和中国清朝政府；如今鲸吞满洲，正在窥伺中国关内，跃跃欲试；不管美国军队和英国军队有多强，恐怕抵不过日军；日本也许能征服世界，在这种情况下，朝鲜的独立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经过中日、俄日两次战争产生的对日军的迷信，这个时候越来越广泛地传播开了。
有些人还说，能够用朝鲜民族自己的力量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那不过是纸上谈兵。这种想法发展下去，就会陷入投降主义的泥坑，认为既然打不赢敌人，干革命有什么用！
如不克服失败主义的悲观情绪，就不能把人民团结起来，就不能发动广大爱国力量参加革命。
我们从部队中选拔在政治、军事上有水平的队员和指挥人员，派他们到群众中以九·一八事变和朝鲜革命的前途为主题，进行了演讲和谈话。
群众最注意听的是抗日武装斗争消息。他们对抗日游击队的规模和战略战术原则特别感兴趣。我把在刘家粉坊作的演说，重讲了一遍，在群众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
在我们的演讲和谈话中，最受欢迎的是在安图－－抚松县境战斗的故事。同日本一举侵占了广阔的满洲大陆，还制造出伪满洲国相比，消灭日军一个连的战果是微不足道的。可是群众却对这个战斗故事最感兴趣。日本成为满洲统治者的时候，刚刚成立的年轻的反日人民游击队，大白天在大路上歼灭了日军一个连的消息，使人们惊叹不已。
对战斗的每个细节，甚至敌人在我军冲锋面前抱头鼠窜时的具体情景，人们都想知道，没完没了地提问。我们不得不在一个场所，三番五次地讲同一个战斗的细节。
我把人们对安图－－抚松县境附近战斗的反应综合起来，再一次确信：
为了让人们相信我们民族能够用自己的力量争取国家独立，需要的不是言论，而是具体行动；重要的是，通过实际战斗来显示出的游击队的威力。
在群众的思想倾向中表现出来的另一个问题，是以反日人民游击队的成立为背景，在不少青年中开始出现了把武装斗争加以绝对化，过低估计地下革命活动的倾向。他们认为，当敌人的坦克、大炮、飞机疯狂肆虐的时候，一天到晚聚在一起开会，发议论，撒传单，没有什么用；只有拿起枪，尽量多打死一个日本鬼子才是收获，搞地下活动，是根本没用的，便忽视组织生活。
他们还不懂这个道理：武装斗争也是靠通过组织生活培养出来的骨干分子进行的；如果没有组织这个巨大水库，就不可能组织武装队伍，更无法扩大武装队伍。这也可能是九·一八事变造成的左派幼稚病的后遗症。
抗日游击队的水库，就是组织；离开了组织，就谈不上革命斗争。如果组织不进行活动，革命这个巨大有机体的生命就将终结。使群众懂得这个道理，并不怎么难。我们有力地向群众说明了，朝鲜共产主义者所以能够在满洲各地组织反日人民游击队，开始武装抗战，完全是因为革命群众很好地进行了组织活动。
南满地区人民动向中的又一个问题，是想用恐怖活动来对付国民府恐怖活动的倾向。当时，国民府的反动派在南满，对共产主义者和要转换方向的革新派民族主义者实施了恐怖活动。
柳河地区的共青盟员和反帝青年同盟盟员主张，应该同以恐怖活动为主的国民府右派分子决一死战。我们给他们说明了以恐怖活动对付国民府恐怖活动的害处，可是他们不大肯接受我们提出的论点。他们说，不去压制恐怖活动，而是袖手旁观，那只能助长他们的恐怖活动。
我不得不费很长时间给他们说明，以恐怖活动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