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以算术来计算，我们只不过损失了不到十名的有生力量，损失可以说不算太大。在一次战斗中，会有成千上万人伤亡的现代战争中，损失十个人算不了什么。可是，我们失去战友时，从不是以算术来计算损失的大小。算术不能成为我们换算人的价值的手段。同我们一道走过革命道路的每个战士，都是世间无与伦比的宝贵的人。一百个敌人也不能与一名游击队员相抵，这是我们的信条。敌人可以发布他们的国法和动员令，在一天之内征集几千、几万兵力，大批地投入战场，但我们没有那种物质手段或实权。即使我们有那种力量，一个个革命同志仍是价值千金的。得到志同道合的同志、生死与共的战友，再由那样的人组成一个队伍，这要付出莫大的努力，经历无数的艰辛困苦。
正因为如此，在整个抗日革命斗争期间，即使是一场消灭了一百名敌人的战斗，如果我军有一名牺牲，我就没把它当做值得夸耀的战果。
历史学家们把安图－－抚松县界的战斗评为灵活地指挥遭遇战，使之转为反击战，从而歼灭了敌人一个连的成功的战斗。那是一场取得胜利的战斗，这是毋容置疑的。这次战斗的意义，不仅在于年轻的反日人民游击队完全消灭了一个连的日本正规军，还在于在游击斗争史上第一次打破了日军天下无故的神话。我们通过这场战斗，认识到日军虽然强大，但它决不是无敌的，也不是战无不胜的，更不是打不垮的。这使我们有了这样的信心：只要我们用符合游击战特点的战法，很好地进行战斗，完全可以用较小的力量打赢强大的日军。
可是，我们失去了将近十名“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第一批骨干，我们在这场战斗中付出了太大的代价。
试想，为消灭一个连的敌人，失去了将近十名战友，那么为打赢朝鲜和满洲的十多万日本侵略军，该要付出多大的牺牲啊！
这是我在离开硝烟还未消散的安图－－抚松县境战场时，回头望着埋葬了战友们遗体的岗子所想到的。
我们经历了那场遭遇战后，大家都领悟到，在打游击战的过程中，今后要吃很多苦，要作出很多牺牲。
在安图－－抚松县境战斗后，我们在十多年的抗日战争中，实际上经受了以人们对战争的原有概念根本无法想象的痛苦、困难和牺牲。
四合作是不可能的吗？
从安图到通化这条反日人民游击队的行军路上，有很多只有在我国北部边境一带才能看到的险山峻岭和溪谷。由安图到抚松，有长白山脉绵延不断；由抚松到通化，有龙岗山脉的三岔子岭、三道老爷岭等山岭重重叠叠。
部队沿着这些山脉艰难行军将近一个月。白天，避开可能有敌人警戒的公路，抄山路行军；夜晚，找朝鲜人居住的村庄住下，忙着进行政治工作和战斗训练。
为了做革命组织的工作，我们在抚松也住了几天。在这里我见到了张蔚华。
因为我们逗留的时间太短，张蔚华感到非常惋惜。他挽留我说，看在学生时代的友情，在抚松多住两三天。我心里也很想答应。抚松和我在感情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有意义的地方。可是我还是按原计划住了三五天就带部队出发了。不管对往日的回忆多么宝贵，挽留我的情谊多么深挚，为了同梁世凤司令会晤，不得不忍心同张蔚华分手。
据说，从抚松到通化约有500里路。它被称为“山外山”，越走山势越险峻，行军越艰难。翻越怪异的山峰，跨过深沟，进行几百里的强行军，队员们都筋疲力竭，开始出现病号了。我也相当疲劳。
远征队行军到达通化附近时，车光秀忽然跑来建议说，要在二道江休息一两天，喘口气，再进通化。
我模糊地猜到了车光秀说这话的意图，可是我不能同意他的意见，便故意问道：
“我们在抚松很想多住几天，可是忍心离开了，一直跑了500里路，通化就在眼前了，要休息，这是什么话？你说这话，还像车光秀吗？”车光秀在回答之前，摘下眼镜用手绢擦起来。这是他认为需要固执己见时特有的习惯动作。
“大家都精疲力尽了，队长你也疲劳到了极点。你可能不承认，可是，你瞒不过我的眼睛。病号不少，扶着病号行军，怎么能和梁世凤司令会晤呢？”
“梁世凤先生不是那么计较的人，连这点情由都不能谅解。”“就算梁司令眼光远大吧，可是他几百个部下的眼睛会怎么看呢？让他们说我们是乌合之众，那不就糟了吗？我怕把这次长途行军弄得前功尽弃啊！”
这么一来，谁也拗不过车光秀的固执劲。
我认为车光秀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如果我们以这样邋邋遢遢，疲惫不堪的样子出现在通化，独立军就会瞧不起我们。如果他们小看我们，我们就无法按我们的意图实现合作。按照车光秀的建议在二道江休整一两天，恢复元气，然后秩序井然地、生气勃勃地进入通化，也没有什么坏处。
我命令全队停止行军，在二道江宿营。然后派联络员通知梁司令，反日人民游击队为了同独立军合作，离开安图行军到通化附近，正在休息。
我们一面等着联络员回来，一面休息解乏。
我们的指挥部住在有水碓房的一家农户。这家老人们竭诚照顾我。
我把十多名队员叫到指挥部，给他们上政治课，解释做独立军的工作应遵守的行动条例。这家老大爷看到这个情景，责备我说：
“古圣贤说，言杂伤气，喜过伤情，气激伤志。
”少思，少优，少事，少言，戒笑，便是自古传来的摄生之本，摄生之理。像队长这样话说得多，心操得多，多思多虑，怎能养气、去病？况且，你们是要争取朝鲜独立的军队啊！“
老人真诚地介绍了连记都不好记的几十种养生法，然后再三强调说，大事是不可能一两天成就的，为大事想，要好好照顾身体。我只好停止上政治①
课，让车光秀替我上了。我听老人的话，才知道他是许浚的崇拜者，他长时间给我讲的正是《东医宝鉴》里的养生法。不知他在哪里得到的知识，他对养生法造诣很深。
。。。。。。
①
许浚（1545～1615）：朝鲜名医，著有《东医宝鉴》（五篇二十五卷）。
我们离开二道江的时候，老人拿出用高丽纸包着的莲子和几包合蜜的枸杞子丸交给车光秀说，药不多，请你收下，用来保养队长身体。
我不好意思收下老人为保养自身精心配制的补药，婉言推辞说：
”老大爷，您的心意我领了，可是这药我不能收。我们年轻人还会因气虚、血亏活不成吗？您老一生饱经人间苦难，没有享过福，请您用这补药长寿，看到朝鲜独立吧。“
老人听了，面带愠色地责备我不领老百姓的情，就说：
”我嘛，已经是半截入土的人了，用不用补药都无所谓，你们可是争取朝鲜独立的先锋队呀！我已是烂树墩子，你们可是青松绿竹啊。“说着，把药包推到我的面前。
去通化的联络员回来报告说，梁司令接到我的信，表示欢迎反日人民游击队进入通化城，并命令部队作好欢迎反日人民游击队的准备。我们即刻离开二道江向通化进发。队员们都在二道江理了发，还把裤线弄得笔挺，按着指挥员的口令有时正步走，有时唱革命歌曲，威风凛凛地向通化市行进。
走上大路，把队伍交给金日龙带领，我就同车光秀仔细地重新讨论了同梁世凤的谈判计划。我的一切思维全集中于如何做独立军的工作上。水碓房的老人三番五次地强调说，少思，少忧，少事，少言，甚至戒笑，是摄生之本，可是我根本无法遵守那么多的养生法。我们做的事情全都是从无中创造有的过程，是开拓前人未曾走过的道路的独特的创造过程，所以不能不比别人都多思，多忧，多商量。
我最关心的是，梁世凤在这次交涉中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对这次交涉的结果，车光秀一开始就采取怀疑的态度，可是我始终作乐观的预测。
不久，通化市街全景映入了眼帘，这一刹那我忽然想起了一则关于梁世凤的令人愉快的轶闻。这是我父亲卧病时回忆起每一个志同道合的同志，跟我和母亲闲谈时说的。
三·一人民起义前夕，在梁司令的家乡，由贫农组成的契合打头，开展了旱田改水田的工作。梁司令家也参加了这个契合。他知道水田比旱田产量高，所以积极支持搞这项工程。可是契合中占据上层地位的长者派却借口种水田没有把握，坚决反对开水田，因此，春播前夕长老派和少壮派吵起架来，这是有了这个契合以来的头一次。
少壮派的青年怎么也拗不过那些长老派的老顽固们。那年少壮派想开成水田的旱地里也种上了谷子和大麦。老人们为契合的农事没有受年轻人的干扰，照常进行而感到庆幸，放下了心。
可是，少壮派的首领梁世凤却一直在窥伺贯彻自己主张的机会。到了插秧季节，青蛙在四处聒噪的一天晚上，他牵着牛到了地里，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几块已长出了嫩芽的麦地和谷子地翻了一遍，放进水造了水田。
老人们看到昨天还是好好的麦田和谷子地，一夜之间竟变成了水田，感到惊愕，威胁地说：”你这该死的东西，契合的农事都叫你给糟蹋了。今年要是歉收，你也免不了讨饭。“
梁世凤开成水田的那几块地，通常种谷子或大麦只能收9石，可是这年竟收了24石稻子。
契合的老人们不禁惊叹，顺着舌头说：”这个世凤倒是个人材。“从那以后，梁司令所在的村子和邻近村庄里，种水田的人家开始大大增加了。曾经任意摆布契合的老头子们，也都服服帖帖地听梁司令的话了。
离通化近在咫尺的路上，我为什么忽然想起了这件事呢？也许是因为我把自己一直认为这次谈判一定会成功的想法合理化，而往那个方面集中思路的缘故吧！
三·一人民起义前夕，梁司令离开家乡（铁山）到了南满的兴京县。我的父亲就是在兴京认识了梁世凤的。
当时，他在统义府任检务官。正义府成立后，他被任命为中队长，一跃成了受吴东振司令器重的骨干。他的中队驻地就是抚松，所以我也见到了梁世凤。
我家由八道沟搬到抚松后不久，梁世凤被调回兴京，由张哲镐接任他的职务来到抚松。三府合并成立了国民府的时候，独立军的领导信任生性刚直、实践能力强、受群众属望的梁世凤，把军队的统帅权移交给了他。梁世凤不仅在军内，而且在由三府的元老组成的朝鲜革命党内也有很大的影响力。
梁司令常说，他和金亨稷是义兄弟，非常体贴我。在吉林，梁世凤和吴东振、孙贞道、张哲镐、李雄、金史宪、玄默观等人一样，在经济上帮助了我，而其中他给我的帮助最大。
旺清门事件后，我对国民府上层的感情破裂，同已经反动化的这个团体的军部首脑梁世凤，也长期没有机会见面，可是我一直相信梁司令对我的爱护和信任不会有变化。
所有这一切，都使我对作为一个人的梁世凤，作为爱国者的梁世凤抱有好感。对于那些可能给我们的合作活动罩上阴影的往事，我就没有去想。我尽量只回忆那些能使我对我们的谈判抱乐观态度的往事。这也许是一种防御性本能的心理作用，不愿以可能给谈判的前途罩上阴影的证据来折磨自己。
通化等东边道20个县，都由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管辖。于芷山曾被张作霖任命为第30军军长，但是由于1930年6月镇压大刀会叛乱不力而失去了张学良的信任。于芷山在东边道的一些重要地点部署了一个旅左右的省防军，以这一地区的最高统治者自居。九·一八事变后，又组织了东边道保安委员会，自任司令，并同关东军首脑取得联系，积极协助了奉天省的傀儡政府。
关东军以于芷山的协助为担保，对这个地区没有投入大兵力，把这个地区的治安交给了独立守备队和伪满军及警察。当时，关东军的大部分兵力投入到北满。
唐聚伍的辽宁民众自卫军乘这个机会同梁世凤指挥的朝鲜革命军部队一起包围了通化县城。日本领事馆通化分馆的兴津良郎等日本官员和他们的家属都被包围在内，进退维谷，只等外人来营救。
关东军司令部虽然接到通化县城被包围、当地日本人处于危险的报告，但是因为全部兵力去了北满一带，只派了100名左右的警察作为救援队，只等着于芷山军队来支援。于芷山军队分成两路从北面和凤城两个方向压向梁唐联合部队。
关东军让板垣参谋长通过广播向被围人员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