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夏，我在哈尔滨同徐哲同志见过面。他在谈话中顺带着说李东光认识我。他说，李东光曾对他说，安昌浩到吉林发表演讲时见过我，后来在五里河子举行磐石地区农民代表会议时又见过我。我对徐哲同志说，见到李东光，要把我们的斗争战略告诉他，还要转告我的话：我们总有一天会见面互相认识，在一条战壕里并肩战斗。
后来李东光历任南满特委书记、东南满省委组织部长，我们在准备远征南满的时候，他在磐石县任区委书记。
在南满地区也和东满一样，朝鲜共产主义者是抗日武装力量的骨干。
我们打算到了南满就同李东光他们取得联系。我认为，还处在幼年期的部队，互相交流经验，共同探索斗争对策，是有利于发展反日人民游击队的。
实际上，我们在抗日武装斗争的整个过程中，一直是在同南满地区的游击部队的紧密联系下展开活动的。在这一过程中，我同李红光、李东光、杨靖宇等同志建立了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
柳河、兴京、磐石等南满地区，有很多我们的组织。我们在满洲中部一带进行活动的时候，曾派共青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的许多优秀干部到这些地区去进行组织工作。崔昌杰和金园宇也派到那里去了。可是，他们努力建立起来的许多组织，在九·一八事变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我们挺进到南满，就会为恢复这些组织、给士气消沉的革命者灌注活力，打开有利的局面。
有些历史学家写得好像反日人民游击队成立后，我们的一切活动都是一帆风顺的，没有遇到任何障碍，也没有经过任何挫折似从把刚建立的游击队的首次活动定为远征南满，直到付诸实践，我心理上确实有过许多苦楚和曲折。
1932年5月，我们在区党委所在的金正龙家，召开在东满各县进行活动的党及共青领导骨干参加的会议，讨论了远征南满和建立根据地的问题。我提出的远征南满的方案，得到了全体与会者一致的支持。在部队内，分成两三派进行过激烈争论的青年们，也都欣然接受了这个远征方针。
有一天，我们正在积极准备远征，被任命为部队参谋长的车光秀忽然来找我，表情严肃地说：
“队长同志，既然我们决定远征，那就在几天内早早离开这个小沙河好不好？离这儿不远有公路，敌人的运输队不时来往，我看有点不妙；再说，口粮也很困难，小沙河只有四十来家农户，我们一百多人聚在这里吃，尽管这里的人心地宽厚，还是承受不了这个重担的。”这里开春以来闹饥荒，甚至举行过春荒暴动，口粮情况，他不说我也很清楚。
但是，就是因为敌人运输队来往频繁，所以必须早点离开小沙河，这种想法，我是不能同意的。
我听了车光秀要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安图的建议后，对他说：
“参谋长同志，既然我们拿起了枪杆子，是不是先打一仗？”“你是说要打仗？”
“对，既然组织了部队，就应该开始打仗嘛。敌人在我们鼻子跟前来来去去，我们却坐在一边袖手旁观，这有什么意思？到时候走还是要走的，先在安图放一枪看看，不打仗，怎么能锻炼队员。打得好，说不定还能解决远征需要的物资哪！”
车光秀爽快地表示同意。当天，他就带着朴勋到公路上侦察了地形，为的是确定适于打埋伏的地点。他们提出了一个战斗方案，埋伏在小营子岭路口处，突袭路过的运输队。他们的建议和我的想法完全一致。我认为在游击队的战斗形式中，埋伏战是最适宜、最普遍的形式。
小营子岭位于由安图到明月沟的中间地点，是由大甸子去大沙河的近路，离小沙河的直线距离大约有40多里。山势并不险峻，可是沿着山沟有条曲曲弯弯的大车路，很适于打埋伏。敌人就是利用这条路给安图地区的兵力补给军用物资的。
恰巧，这时地方组织送来一份情报，说伪满军大车运输队载着武器和后勤物资，离开明月沟向安图方向出发了。我带领预定远征南满的队员，以神速的夜行军到达小营子岭，部署他们埋伏在路口两旁。
夜间打埋伏战，本来不能说是合理的战法。夜里分不清敌我，打埋伏战，不如打突袭战有效。在抗日战争整个期间，我们在夜间打埋伏战的事例并不多。
当时我们刚刚踏上陌生的征途，还不懂得这个道理。幸亏，那天明月当空，照得通亮，避免了自相混战。
夜已很深，敌人的运输队才来到小营子岭。埋伏在100米前方的第一梯队队员们，打来了敌人出现的信号。敌运输队是由12辆大车组成的。
我非常紧张和兴奋，以至能听到自己心脏的跳动声。那时，我切实地体验到，不论是什么事，首次碰到，就会产生很大的冲动，感到不安和畏惧。
我回头看了一眼趴在身旁的朴勋，他好像也相当紧张。他是黄埔军校毕业，又闻过硝烟味，尚且如此，其他队员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第一个埋伏组把敌人放过去，当敌人车队的约一半走进第二埋伏组火力圈的时候，我跳上岩石，举起手枪打响了第一枪。霎时，枪声、喊声震撼山谷。我们的部队胳臂上都缠了一条白毛巾，所以容易识别敌我；可是遭到突袭的敌人却分不清敌我，盲目地乱放枪。十多个敌人依托大车顽抗。我想，再拖时间，情况会对我们不利。
我们继续射击了十来分钟，随即转入冲锋，一口气结束了战斗。敌人死伤十多人，其余十多人弃枪投降，当了俘虏。俘虏都是伪满军，只有一个日本鬼子下士。
我对投降的敌人作了简短的反日演说。
那天晚上，我们用10辆大车载着战利品回到了木条屯。我们缴获了步枪17支、手枪1支和100多人够吃一个来月的面粉，还有许多布匹、军鞋。作为首战的战利品，这是很可观的。
深夜12点多，我们在院子里燃起篝火，围坐在篝火旁，喝了用缴获的面粉做的片儿汤。可以说算是庆祝首战报捷的朴素庆宴。
我喝片儿汤的时候，激动的心情还没有平息下来。我们不仅吃得香，心情也非常愉快。这天晚上感受的首捷的喜悦和极大的兴奋，60年后的今天，我还记忆犹新。
车光秀从近视眼镜下流着眼泪望着篝火。他忽然握住我的手，声音嘶哑地说：
“我说，成柱！经过这一战，我觉得打仗没什么了不起的！”这就是参谋长对首战的感想。
我的感想归纳起来，也和他一样。打仗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只要有枪，有胆量，谁都能打。敌人决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强大的。看吧，他们不是举手向我们投降了吗！我们要满怀信心，准备打大仗。我们有把握打赢，我们能够胜利。这就是我当时的心情。
“这样的时候，如果金赫在场，该多好啊！要是他在，一定会写出很多好诗来。你这人呐，怎么这么早就走了呢！金赫、信汉、利甲、济宇、孔荣
你们都到哪里去了？”
车光秀自言自语地诉说着，用手揩了揩流在脸颊上的泪水。他在怀念没有看到反日人民游击队的诞生就离开了我们队伍的同志们。
我也缅怀为奠定反日人民游击队的基石献出了生命的同志们。没有看到这一天就牺牲了的战友们的面容，又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使我抑制不住悲痛的心情。要是他们都活着，我们的队伍该多么强大啊！
车光秀摘下眼镜，站在篝火旁，打着手势开始演说：
“同志们，我们迈出了第一步。我们争取到了首次胜利。是谁干的呢？
正是我们大家！”
他张开双臂，作了个把队员都拥抱在怀里的姿势。
“拿起了枪，就要打，打了，就要胜利。不是吗？今晚，我们消灭了一个大车运输队，不过这是一件小事，但它却是我们伟大事业的开端。就是说，一条小溪离开深山幽谷，开始流向茫茫大海了。”我头一次看到车光秀如此兴奋。
那天晚上，他作了很好的演说。他的演说，比我现在凭记忆写的要生动得多，更富有号召力。很遗憾，我不能把他的演说如实地复述出来。
“同志们，打起来有多么好啊。我们有了枪，有了粮食，又有了服装和鞋今天晚上，我学到了伟大而深奥的辩证法。我们要把缴获的枪支分发给大家。让我们用这些枪再去消灭敌人吧。到那时候，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枪、更多的口粮，还可以有机枪和大炮。把缴获的粮食装满米袋吧！吃着这些粮食，大踏步地行进吧。直到完全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那天为止。我们要像今天这样向敌人要武器，要粮食。这不就是我们的生存方式、斗争方式吗？”他的演说一结束，我最先鼓掌。全场以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回答了他的演说。
接着不知是谁站起来，唱起了歌。记不得是赵德化还是朴勋了，唱得那么动听。
我们就这样满怀信心地迈出了第一步。
二最后的容貌
我们部队加紧做远征的准备。有一天，哲柱弟为见我，来到小沙河。当时，反日人民游击队在小营子岭袭击了日本指导官率领的伪满军运输队的消息，越过安图境界传到敦化、延吉地区。这一场胜仗成了到处谈论的话题。
松江、大甸子、柳树河子的革命组织，为了解小营子岭战斗的实况，派人来到小沙河。
起初我以为弟弟也是为那事来的，没有怎么介意。
可是，出乎我的意料，他对小营子岭埋伏战连一句也没有打听，只是默默地看队员们的规定训练，又到指挥部隔壁的房间，帮着准备远征的队员打草鞋，直到晚上。草鞋是指挥部指定的远征备用品之一。
这时，我猜想，哲柱来小沙河，可能是为了帮助远征队做准备工作。我去村里见农民组织负责人后回来时，已经快到吃晚饭的时间了，哲柱正等着我。他对我说，他要回家去了。
我对他说，既然来了，就一起吃顿晚饭再走吧，可是他执意要走。弟弟好像有话要说，可又不说出来，只是用异常的表情，不安地观察我的脸色。
于是，我感到他来小沙河不是为帮助远征的队员做准备的，而是另有缘由。如果是必须告诉我的事的话，不是关于母亲的，就是他自己发生了什么事。
我没有到指挥部去，陪着哲柱走到村口，直截了当地问他：
“是不是土器店沟发生了什么事？”
我说的土器店沟，指的就是家。不知为何，我有点怕说出家这个词。
“没有，什么也没有。”
哲柱回答着，勉强装出了笑容。他很会演戏，而且很幽默，所以他满可以做出笑容骗过我的。可是，我看出他的笑里藏着悲哀，而且面容很快变了形。他尽量不正面看我的脸，视线越过我的肩头，凝视着遥远的天空。
“发生了什么事，就痛快地说吧。你不说，就那么走了，难道我不会担心吗？别吞吞吐吐的，快说吧。”
哲柱长叹了一口气，勉强开了口：
“妈妈的病势好像又重了些。两天了，一点米粒都没沾口。”弟弟这句话像一声霹雳冲击了我的耳鼓。我一听母亲不进饮食，顿时一阵昏晕。母亲近来常闹病，我是知道的。
我们住在八道沟的时候，母亲很少闹病。可是，到了抚松，父亲去世，我到吉林市上中学以后，母亲时常受疾病折磨。哲柱有时来信告诉我这些事。
起初，我接到那些信，猜想母亲会不会是得了地方病。抚松一带的人有很多患地方病的。据说得了这种病，手会弯曲，手指骨节变粗，还生喉病，丧失劳动能力不说，生命也过不了30年。父亲去世后，吴东振曾到抚松劝我母亲搬到吉林市去，他的动机之一就是为了不叫母亲受这地方病的害。
那时，我放假后回家，看见母亲不是得了地方病，而是因过度劳累而病倒的。我想到母亲一辈子都过着无休止的劳苦生活，过度的劳累终于损害了她的健康，心中禁不住难过。但因为不是可怕的地方病，多少放了点心。
母亲到安图后，因为心口疼，受尽折磨。那时候，心口疼被叫做“瘕”。
母亲自诉，心口好像有一大块东西直往上顶。现在回想起来，也许是胃癌。
医生们下诊断是“瘕”，但没法子治。母亲的病百药无效。一犯病，就躺下，禁食或喝几口稀米汤，这就是唯一的治病方法。
为了给我母亲治病，我的朋友们从各方面作了努力。凡是搞共青工作的我的朋友，都给我母亲送来了药。看到报上登的广告，凡估计对治母亲的病有益的，就不管它价钱多少，买了打邮包寄来。吉林、沈阳、哈尔滨、龙井等地都有这种邮包寄来。
安图地区的中医也为给我母亲治病，不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