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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选定建设根据地的具体地点时，李光、吴彬、金日焕等许多同志争先恐后地提出了很多好意见。根据他们的建议，决定在渔郎村、牛腹洞、王隅沟、海兰沟、石人沟、三道湾、小汪清、嘎呀河、腰营沟、大荒沟、烟筒砬子等天险要塞建立根据地。这些地区集结了秋收斗争后为躲避日寇的“讨伐”而逃来的革命群众，而且已经有赤卫队在保卫革命组织和人民。
讨论越深入、越具体，提出的问题也就越多。为了长期经营和维持根据地，对于怎样进行农业生产，怎样经营经济，怎样建设修械所和医院，以及由谁来怎样做居民行政工作等复杂的事务问题接连提了出来。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还就奠定武装斗争的群众基础问题、结成朝中人民反日共同战线问题和加强党组织工作和共青同盟工作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这一切都是在以游击战为主开展武装斗争方面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对这些问题，在会议上都制定出了方针。
这的确是巨大的、意义深远的、创造性的工作。我们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游击战战史里也找不到能够照样搬过来应用于我国革命实践的典范，因此我们只能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一切问题，用自己的力量去建设根据地。
这对不得不在没有国家后方和正规军支援的史无前例的艰苦条件下，开展游击战的我们朝鲜共产主义者来说，是无法避免的，是历史要求我们必须解决的课题。
在解决这个课题方面，如果我们教条地仿效以正规军的支援为前提，配合正规军开展游击战的别国的经验，就必然会遭到不可挽回的严重失败。
有一年，拉丁美洲的一位抵抗运动者来见我，要求我给他谈谈游击战争的经验。
我给他讲了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些经验，然后对他说，游击战不可能有万能的公式。那是需要最高度地发挥人的创造性智慧的波澜壮阔的创造性斗争。我们的经验可能对你们有所帮助，但切不可把它绝对化，机械地采纳。
各国的情况互不相同，因此，你们也要创造适合于本国情况的斗争方法和形式来灵活运用，这就是胜利的秘诀所在。
他听了我的话，想了许多，对我说，他们的国家山区很多，可是至今没有考虑到这个特点，而去偏重于搞城市游击战。或许是由于这个缘故，致使成果少，损失大，今后要根据实际情况，依靠山峦，以农村游击战为主，进行抵抗运动。
我们决定，会议结束后回到各自的活动地区，立即着手组织游击队，就这样结束了会议。每当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血腥镇压和“讨伐”而失去亲人和同志的时候，人们是多么痛心地捶胸顿足，多么渴望能有自己的军队呀！我们终于盼来了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武装力量即将诞生的时刻。青年们一齐站起来唱了《革命歌》和《国际歌》，以那庄重的旋律向亲爱的祖国和革命宣誓。
童长荣等几名中国共产主义者也参加了明月沟会议。他们是有先见之明的革命者，他们从朝鲜共产主义者和朝鲜居民占绝大多数的东满的特点出发，一开始就很重视这一带的朝中人民的友谊和朝中共产主义者的合作。
重长荣一再请求在东满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积累了很多经验的朝鲜同志作重要发言。
我以在会上讨论的重要问题为中心，用中国话和朝鲜话相交替作了鼓动性演说。演说中谈到了我们关于武装队伍的组织和武装斗争的构想。
中国同志对我们的构想表示完全支持。游击战争的形式问题、组织游击队问题、游击根据地问题等，无论对哪个问题，他们和我们的意见都完全一致。
从那时开始，朝中人民反对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震撼了大陆，伟大的朝中友谊的传统在血战中开始扎下了根。
1931年召开的冬季明月沟会议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它揭开了抗日武装斗争的开端，给我国反日民族解放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新的变化。在卡伦会议上提出的武装斗争路线，通过这次会议得到了深入的发展。如果说在卡伦会议上，朝鲜民族要把反日民族解放运动推向最高阶段－－武装斗争阶段的思想得到了确认，那么在明月沟会议上，这个思想再一次地得到了确认，并在“以武装对抗武装，用革命的暴力对抗反革命暴力！”的口号下，正式宣布了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抗战。就是在这个会议上，制定了规定游击战方向的战略及策略原则的骨架，并以此为基础创造了非常丰富的、变化无穷的武装斗争的作战方法。
明月沟会议结束后，我和童长荣在白岩下面交谈，谈到了各方面的问题。
记得大概就在那时，我从他那里听到了关于被监禁在大连监狱的金利甲的情况，听到了在纺织厂做工。同时做共青同盟工作的全京淑，是如何照顾在狱中的金利甲的事。
童长荣说，东满不只是居民构成，而且党组织的党员构成中，大多数都是朝鲜同志。他还托付我代表朝鲜同志多帮助他的工作：
“在东满，革命的主力军是朝鲜人。只有依靠朝鲜族居民，游击战争才能取得胜利。不管日本怎样挑拨离间，两国共产主义者一定能克服民族偏见。
特委今后将特别关注做朝鲜同志的工作，希望你多给予帮助。我相信您，金日成同志。”
我热情地接受了他的要求。
“对两国人民的团结问题，我们也特别关心，这一点请放心。朝中人民之间产生的一时的猜忌，将被游击战争的枪声清除干净。”我们笑着互相紧紧地握住了手。
后来，我和童长荣多次回顾了这一天的感受。
每当我访问中国时，周恩来总理在宴会上的讲话或会谈中，总是说30年代初，通过抗日游击队的建立和朝中武装力量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所进行的共同斗争，朝中友谊发展到更高阶段。他还就根基深远的朝中友谊传统，谈了很多感人肺腑的话。
每当这时，我就想起充满朝中友谊热烈气氛的明月沟会议的会场，怀着无限的感慨回忆和我们一道闯过枪林弹雨的魏拯民、童长荣、陈翰章、王德泰、张蔚华、杨靖宇、周保中、胡泽民等亲密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友好情谊也是人的感情，所以，只有通过具体的人际关系建立起来的友情，才是牢固的；而且这样建立起来的友情，经过多长的岁月也不会淡漠。
四准备血战
明月沟会议，对开展有组织的武装斗争问题作了结论，并要求我在这一工作中，发挥先锋和骨干的作用。
“金日成你来打头阵，不管什么事都该有个样板，有个示范嘛！”同志们用这种话来和我作别。
我在明月沟等到与会者都离去后，便和童长荣分手，去了安图。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安图是最适于搞游击战的地方。
正如在12月的明月沟会议上提到的，我们在组织武装队方面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是，着手进行对九·一八事变后在满洲各地组织起来的中国反日武装力量救国军的工作。因此，决定把组织的基本力量部署在安图和汪清，安图和汪清是救国军集结的中心。
我回到兴隆村，同家属一道在马春旭的家住了一些时候，然后搬到小沙河土器店沟芦苇村去，全面着手进行建立反日人民游击队的准备工作。
小沙河是实现了组织化的村子，周围环境比兴隆村好得多。这里的地下组织很坚强，密探不敢随便进出。因为没有走狗作祟，军警也很少到这里来“讨伐”。
我们建立反日人民游击队的斗争，一开始就碰上了种种军事政治方面的难题。人的问题、武器问题、教练问题、粮食问题、群众基础问题、与救国军的关系问题等都等待我们去解决。
我们认为，组织武装队伍方面，人和武器是最重要的两种必不可少的因素。而这两样我们都缺乏。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人，是指军事上、政治上都具有一定水平的人。我们所需要的是懂政治、懂军事的人，具有为祖国和人民，手持武器进行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的青年人。
我们在一年半时间里，失去了朝鲜革命军的几乎全部骨干分子。金赫、金亨权、崔孝一、孔荣、李济宇、朴且石等革命军的主力，他们有的牺牲了，有的被关进了监狱。1931年1月，作为中队长进行活动的李钟洛，带着有关朝鲜革命军的小册子去筹办武器的途中，同金光烈、张小峰、朴炳华一道被日本领事馆的警察逮捕了。对军事较内行的金利甲也被抓去坐了牢，白信汉牺牲了。崔昌杰和金园宇下落不明，连消息都无从知道。
革命军其余的成员中，有军事经验的人屈指可数，连为数不多的这些人都被派去做群众政治工作，不能叫他们参加武装队伍。当我在安图为建立游击队奔忙的时候，在我身边的朝鲜革命军出身的青年，只有车光秀一个人。
如果是掌握了国家权力的人，就可以下动员令或实施义务兵役制那样的法律，轻易地征集到足够的军事人员；可是，我们不能用那种方法征集人员。
因为法律机器或物质力量，是不能动员群众进行革命的。有一个时期，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曾把全体国民都负有纳税、服兵役的义务的条文列入宪法，可是群众连有无这种法律都不知道。在失去了国权的情况下，蹲在别国租界的一个角落里，行使国权的流亡政府的法律或指令，是不可能生效的，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
在殖民地民族解放革命中，不可能用动员令或义务兵役制之类的法律手段，让人们扛起枪来。在这个革命中，领导革命的领袖和先驱者们的号召代替了法律，群众的政治道德觉悟和战斗热情，决定了兵源问题。即使没有人提出要求或下指令，群众也会为自身的解放自觉地扛起枪来。这是把自主性当做生命，决心为之献出生命的人民群众出于本能的行动。
我们根据这样的原理，在安图及其附近，开始物色吸收到游击队里来的对象。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工人纠察队、地方突击队等半军事组织里，有很多要求参军的血气方刚的青年。在秋收、春荒斗争的风暴中，半军事组织急剧扩大。经过这些风暴，青年们成长了，面貌一新了。
然而，不能因为群众要求参军，就不考虑他们的水平如何，随便接收他们为游击队员。东满的青壮年在军事上还没有作好准备，为了保障游击队的人员来源，必须在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等半军事组织中，加强对青年的政治军事训练。
可是，我的身边没有一名可以担任教练的人才。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使安图地区的青年全部实现军事化的。拿我自己来说，也只不过是在华成义塾学了点军事，在指挥新型的军队－－游击队的军事实践方面，几乎是一张白纸。学生出身的车光秀的军事知识还不如我。如果有像李钟洛那样的人，就可以把军事完全交给他，我就可以把全部时间花在政治工作上，可是李钟洛又被关进了监狱，再没有可以指望的人了。这实在叫我焦急。
每当面临难关时，我总是感到缺少同志。
我们正承受这种苦恼的时候，有一个名叫朴勋的黄埔军校出身的很有前途的人来找我们。黄埔军官学校校长是蒋介石，政治部主任是周恩来。那个学校里有许多朝鲜青年。中国人把广州暴动又叫做“三日苏维埃”，在这次暴动中起到主导作用的就是黄埔军校的学生。
朴勋和安鹏参加过广州暴动，暴动失败后，从关内逃到满洲。朴勋身材魁梧，言行风度很豪爽，不愧是个武人。他常说中国话，说朝鲜话的时候少；常穿中国衣服，很少穿朝鲜衣服。他就成了我的“军事顾问”。
由于蒋介石背叛革命（四·一二事变），国共合作破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了。曾在黄埔军校、广东军校、云南讲武堂等武官学校毕业后参加中国革命的杨林、崔庸健、吴成仑（全光）、张志乐、朴勋等许多人，为了躲避蒋介石的白色恐怖，也都来到满洲地区。坦率地说，当时我一听到黄埔军官学校这个校名，就对朴勋抱有很大期望。
朴勋有在战场上两手各握一支手枪，打双枪的本事。他的枪法真了不起，堪称神枪手。
他的又一个本领是口令喊得好。他有一副罕见的嗓子，他作为教官可以不用扩音器，指挥一两万人的队伍。他在土器店沟大喊一声，全村人都能听到。
他那口令声使安图的青年都为之倾倒，都以钦佩的目光看他。车光秀看到朴勋指导赤卫队进行训练的情景，佩服地说：“他那副嗓音，怕坐在东京的日本天皇也能听到哩，真不知是从哪里来了这么个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