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延吉地区领导秋收斗争回到安图后，有一天，五·三○暴动后为躲避日本帝国主义的搜捕隐蔽起来的崔东和来找我。他对秋收斗争逐渐带上暴动性质，表示了忧虑。
他本来是在安图鼓动五·三○暴动的带头人，后来他还对我们把那次暴动认定为左倾盲动行为表示异议，要跟我们进行争论，这样一个人突然搬出了暴动有害论，不能不使我感到惊讶。
“成柱同志！这是怎么回事？你们曾经责难五·三○暴动是左倾盲动，现在你们却在纯粹的经济斗争中引进了暴力，这叫人怎么理解呢？”崔东和这样质问后，抱着双臂绕着我踱来踱去。他可能以为击中了要害，显得挺得意。
“先生好像有些误会。你是不是以为你们在五·三○时提倡的’红色暴力‘和我们在秋收斗争中使用的暴力是一回事？”以质问来回答质问本不合乎礼节，我并不是不知道这一点，可是我却脱口这样反问他。
“当然会有细微的差别。但是，不管怎么样，暴力还是暴力吧。”“我们是只在有正当理由，合乎情理时，才使用暴力的。比如说，在地主不答应农民的要求时，用暴力打开了地主的粮库。在军警抓人时，我们用武力斗争抢回了同志。当敌人用暴力镇压斗争的时候，难道我们就应该对他们行善吗？”
“我并不是因为不懂应以暴力对抗暴力这一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才对你们论是论非。但目前不是一对一地行使暴力的时候。五·三○暴动已成遥远的往事了。不幸的是，我们的革命进入了低潮期。”“低潮期？”
“对，是低潮期。现在是退两步的时期。就是斯托雷平反动时期，也不会比现在更黑暗的了。你没看到关东军一举强占了整个满洲吗？连张学良的30万大军也退却了。在这样的时候，要保存革命力量，不要暴露出来。如果轻率地惹翻了敌人，就有可能在东满重演庚申年受讨伐那样的惨剧。”崔东和主张，要防止秋收斗争发展为暴力斗争，群众应当停止拿起武器。
他反对我们的武装斗争构想，说什么时机尚未成熟，是沙土上的楼阁。
和崔东和争论是很费神的。这个人头脑聪颖，又是个共产主义意识较高的知识分子，说些一般的话，是说服不了他的。他开口就引经据典，来论证自己主张的正确，而且说的头头是道，一环扣一环。说服崔东和可不简单。
总之，他的主张是从革命进入低潮期这个基本观点出发的。他看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武装进攻、张学良军队的败逃以及独立军的瓦解等不利的因素，全然看不到国内和东满人民趋向暴动的活动，显然是一个睁着两眼却看不见现实的青光眼。
反革命的猖狂和卑怯分子的败逃，决不意味着革命的低潮期。决定形势的是革命的主体－－人民群众的动向。
正像有的前期产主义者那样，崔东和也忽视了人民群众的力量。
他不把人民群众看做革命的主体，不相信并过低地估计了人民群众的力量。
我通过谈论革命低潮期的崔东和的表现，看到了前一代共产主义者和我们之间的根本差别。可以说，他们和我们之间的一切差别都是从如何看待人民群众这一问题上产生的。我们和他们虽然追求的是同一个理想、同一个目的，却没能通力合作，相处陌生，就是因为有这个差别。
我对崔东和说：
“也许你会认为这是谬论，我认为人民群众不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趋向暴力斗争的今天，正是革命的高潮期。我们决定不放过这个高潮期，秋收斗争结束后，就马上进一步提高群众的觉悟，把群众组织起来，把抗日斗争推向更高的阶段。不管形势怎样变化，这个决心不会变，也不会动摇。”崔东和再没有说什么，不高兴地回去了崔东和之流以谈论暴力不利于革命之说来阻挠我们，但我们决不脱离自己选择的前进道路，满怀信心地领导了秋收斗争。
十多万名间岛农民从1931年9月到年底，冒着日本军警和反动军阀的野蛮镇压，进行了不屈的浴血斗争。
在这次斗争中，出现了许多表现朝鲜民族英雄气概的传奇式的故事。开区一带的人民在示威途中，在封冻的豆满江上，同日满军警进行肉搏战的故事，一度成为满洲地区人民惊心动魄的话题。
女战士金顺姬牺牲的悲壮故事，也是在秋收、春荒斗争的烈火中产生的。
金顺姬是药水洞赤卫队队员，又是秋收斗争委员会的委员。窜到药水洞的“讨伐队”用枪口戳着她快足月的肚子，问她肚子里是什么东西。
金顺姬怒视着围住她的日本守备队士兵和领事馆的警察回答说：“生个好样的是皇上，生个赖的就是沿街瞎闯的你们一样的东西。”她这一句有名的回答，使敌人顿时愕然。她为了严守组织的秘密，最后自己咬断了自己的舌头，可惜她22岁的芳年就被烧死在敌人的火堆里。
秋收斗争以农民的胜利结束。
通过这次斗争，东满地区的人民有了信心。他们第一次深刻地认识到，斗争的胜败完全取决于自己的不屈不挠的意志和领导方法，以惊异的目光看待把秋收斗争引向胜利的新一代青年共产主义者，并紧密地团结在他们的周围。
人民群众通过秋收斗争的胜利，自己找到了五·三0暴动失败的原因，发现并深信这样一个道理：投入暴力的多少，决不是决定斗争成败的基本因素。正像五·三0暴动失败的原因也不在于投入的暴力少，秋收斗争胜利的原因也不在于投入的暴力多。大家认识到：暴力只能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之一，而不是万能的东西。
只有为正义使用的、正当的、有分寸的、适时的暴力，才能给人民带来胜利。只有这样的暴力才能对改造社会、推动历史发展作出真正的贡献。我们只支持这样的暴力。
问题在于怎样动员、组织和领导群众。可以说，在这方面新一代共产主义者创造了一个典范。秋收斗争是独特的斗争，它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把和平的方法和暴力的方法适当配合起来，始终牢牢地掌握主动权，使敌人陷于被动。第二年春开展的春荒斗争，也是这样的斗争。
通过秋收斗争，朝中人民的团结得到了加强，朝中共产主义者之间的革命纽带得到了巩固。
秋收斗争曾是提高人民群众觉悟和锻炼他们的好机会。在这个斗争队伍里，朴实的普通人成长为战士和革命者。东满的各革命组织能够以在秋收斗争中得到训练的许多骨干分子，更牢固地建设了自己的队伍。培育出这样的骨干分子，对不久将要进行的武装斗争来说，也是值得庆幸的事。
在秋收斗争过程中涌现出来的许多青年革命者，后来成了在东满各县组织的游击队的骨干。
我一面领导秋收斗争，一面继续深入运筹对武装斗争的构想。东满人民在斗争中发挥集体英雄主义和不屈的斗争精神，大大鼓舞了正在探索新阶段革命路线的我。它使我确信，我们一旦手持武器同日本帝国主义展开血战，群众一定会支持和声援我们。
1931年10月，当秋收斗争的烈火燃遍整个东满时，我去了一趟咸镜北道钟城地区，为的是同国内的同志们讨论有关武装斗争的问题，召回派往六邑一带进行活动的工作员，给他们分配与武装斗争有关的重要任务。蔡洙恒和吴彬给我带了路。
钟城是蔡洙恒的家乡，他的岳父家也在那里。他家祖辈直到旧韩国末期，一直住在那里。他的曾祖父做过坐守钟城的官。蔡洙恒他们一家人是在“韩日合并”后不久离开祖国搬到和龙县金谷的。
蔡洙恒是在间岛长大的，可是他总不能忘怀渗有他儿童时代梦想的故乡。每当他同我一道渡江到钟城去时，都非常高兴。不知为什么，这回他的情绪显得深沉忧郁。
我心想，或许是秋收斗争的波涛把蔡洙恒家的粮垛也给卷走了吧？于是我问他：
“你家是不是也成了清算对象？”
他家是地主。他的父亲是遭穷人白眼的德新社社长。他回答说：
“没有，我们没等农民提出要求，就在地里按三七制把粮食分给了他们。”
“县委书记的家庭到底不同啊！我说，你脸色怎么这么阴沉啊？”“有些人叫我说服父亲不要当那个社长，可是父亲不听。”蔡洙恒不知道他父亲是受革命组织的委任当德新社社长的。为了严守纪律，他父亲不能向儿子透露真情。蔡洙恒对不肯接受儿子要求的父亲感到不满，也是很自然的事，难怪他伤脑筋。
当时，占据上级党委要职的人当中，有些左倾分子提出违背革命利益的极左要求硬往下推行，使下级人员很为难。他们甚至说蔡洙恒犯了“没有和父亲划清阶级界限”的“错误”，解除了他县委书记职务，后来又给他恢复了。
我为了稳定蔡洙恒郁闷的情绪，改换了话题，谈起了武装斗争的事。
于是，蔡洙恒开玩笑说，等咱们的军队组织起来，他要第一个报名参加当机枪手。
“我看哪，武官对你不相称，你是天生的文官。”我也开玩笑地说。
可是这玩笑话里含着真意。我认为他是天生的政工人员。如果蔡洙恒活下来加入了革命军，一定会成为团或师一级的政工干部。
当我们建立了游击队，大力开展武装斗争的时候，他在大拉子附近不幸被日本“讨伐”队杀害了。
吴彬是队上龙井东兴中学时就出了名的体育选手。他在珲春的运动大会上，参加摔交比赛得了冠军，作为奖品得了一头黄牛。他为人洒脱、快活，而且动作敏捷。
我认为，吴彬是一定能成为革命军队的一员猛将的武官型人物。我从这个时期起，产生了一种习惯，凡结识一个人，就在心里掂量他在革命军队里能担任什么职务。可能是抗日战争迫在眉睫的紧迫形势把我逼成了那样的“精于筹算的人”。
我们在石建坪渡口坐船渡过豆满江，到潼关镇豆粮组合大豆精选场去了一下。这个组合干的活是把日本帝国主义从满洲掠夺来的大豆，分成等级，过磅打包，准备运送到日本。
我们装成从间岛过江来打零工的，边帮工人干活，边同他们搭话。工人们听说我们是从间岛来的，便提起秋收斗争的事。他们对秋收斗争的看法大体上是悲观的。他们的看法是：鬼子还没强占满洲时，在间岛就举行了多次暴动，都失败了；现在鬼子侵占了满洲，搞秋收斗争之类的东西，能有什么好结果！这种斗争，无疑也免不了五·三0暴动那样的下场。目前，不管搞什么斗争都没有用。瞧吧，日本军正在乘胜长驱直入，加上强大国家凑成的国际机构也都袒护他们；弱小民族还有什么可指望的。这就是工人们共同的看法。
那时，我听了工人们讲的话，从三个方面受到了冲击。其一是，革命者要熟悉民心，就要经常深入群众；其二是，要想开始武装斗争，首先就必须加紧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把他们组织起来；其三是，无论什么形式的斗争，如果不使群众充分认识到它的意义，积极地动员起来，就不可能取得成功。
我听到工人们那些虚无主义的、自暴自弃的看法，痛切地感到朝鲜的共产主义者必须尽早开始武装斗争，给我们的民族带来再生的希望，独立的希望。
那天，我们在光明村青年会会长崔成勋的家，召开国内政工人员和地下组织负责人会议，讨论了国内革命组织在武装斗争方面的任务。
我在会上强调说，九·一八事变后，剧变的形势和我国反日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教训迫切要求我们开展有组织的武装斗争，这是我国革命的合乎规律的要求，是飞跃的质变。然后提出了而大任务，即作好军事准备的任务和牢固地奠定武装斗争的群众基础的任务。
与会者面对开始有组织的武装斗争这一激动人心的大事，大为兴奋，热烈发言，提出了许多有助于组织武装队伍的创造性意见。
关于为组织和开展武装斗争准备革命力量的问题，1931年5月，在共树德会议上已经讨论决定。在这个基础上，光明村会议讨论了在面临武装斗争这样一个新的事件的时候，国内革命组织应执行的实际任务。这次会议是对国内人民和革命者发出的有关武装斗争的预令，是个打招呼。在会议过程中，国内革命者对武装斗争的积极响应，给了我很大的力量。
我在钟城住了一宿，很快回到间岛，同蔡洙恒、吴彬分手了。我们预定12月中旬在明月沟再聚会，总结武装斗争准备工作，讨论武装斗争的具体途径和战略策略问题。
在那以后，我的工作日程全被明月沟会议的准备工作占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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