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5月的”春季明月沟会议“，用一句话来说，它是为争取群众的会议。争取群众，最大的障碍就是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因此，我们果断地批判了这条路线。
当我们批判左倾，提出了宽泛的组织路线时，与会者们表示完全支持。
会上，有很多人发了言，每个人的发言都富有革命性。他们都说，日本侵略满洲只是个时间问题。所以要作好准备，时机一到，定要决一死战。有很多老练的革命者参加了会议，所以，有很多值得一听的，也有很多可以参考的意见。
通过这次会议，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会后，工作员陆续奔向了间岛各地和国内各地方。
我在明月沟住了一些时候，对这一带的党组织和群众团体的工作进行了指导，然后前往安图。目的是暂时以安图为活动据点，把间岛和国内的革命工作搞上去。
安图是个远离铁路、公路和城市的山区，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还没有伸进来，而且四周全是险峻的山岳和密林，便于同延吉、和龙、汪清、珲春地区和抚松、敦化、桦甸地区以及六邑一带等国内各地区的组织取得联系，也非常有利于组织和训练游击队，推进党的组织建设工作。居民成分也非常好。
尤其是这里跟祖宗之山白头山邻近，所以，时刻不忘祖国的我们不能不从它那崇高、庄严的威仪中得到精神上的安慰和鼓舞。万里无云的晴天，远远的西南方天际白头灵峰的银灰色波涛，那隐约的远影映入眼帘时，我不由得心潮澎湃，恨不得马上拿起武器光复祖国。虽然离开祖国在异国土地上开始武装斗争，但希望在望得见白头山的地方打响抗日的枪声，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情。
在敦化的讲习结束后，4月，我到安图去领导群众团体的工作。
那时，母亲缠身病榻。当时医术还落后，诊断不出是什么病。母亲只是说好像是”瘕“在发作，煎些汤药用。
母亲对自己的病并不在意，反而担心我这个手无分文、经常在外乡奔走的儿子，同时还为妇女会的工作费尽心血。
时隔两个月重访安图，我心中排解不开对母亲的担心。
可是，我到了安图，看到母亲脸色非常好，便放心了。母亲经常告诫我，不要想家，要专心于光复祖国的事业，可是我一出现在她面前，她就高兴得不得了，竭力掩盖脸上的病容。
跟母亲住在一起的祖母，听说我来了，顾不得穿鞋就跑出来拥抱我。祖母在父亲去世那年来满洲后就没有回家乡，一直和母亲一起维持着朝饭夕粥的贫苦家计。我们一家从抚松搬到安图的时候，祖母也跟着母亲来到安图。
祖母来到安图后，住在兴隆村的英实外婆家，不过也常常到我们家来住。
英实是亨权叔的独生女儿。
亨权叔入狱后，叔母（蔡燕玉）患了严重的忧郁症。她出嫁，刚生了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丈夫不幸被抓去坐了牢，她神经受到刺激，患了优郁症，也是难怪的。
在亨权叔被判处15年徒刑，被关进监狱后，我写信劝叔母，把孩子送人后改嫁。但叔母没有改嫁。她说，嫂子失去了丈夫，也没有改嫁，千辛万苦抚养着三个孩子。我丈夫还活着，怎么能改嫁呢？要是我改嫁了，英实她爹在牢里听到这消息该多么伤心呀！要是我把英实送给人家，嫁给别人开始过新的日子，那我能睡好觉，吃得下饭吗？再也别说那种话了。这位叔母是位又贤惠，又有主心骨的人。
母亲搬到安图后，让叔母回兴隆村的娘家去了，好让她转换转换情绪。
祖母住在英实的外婆家，照料照料儿媳妇，陪她说话作伴儿。祖母想起病中的大儿媳妇，就又跑到我母亲那里，替她煎药、做饭。那时，祖母为照料两个病弱的儿媳妇，费了很多心。
我想，祖母没有回家乡，在异国他乡待了几年，是因为善良的婆婆怜爱两个孤苦的儿媳妇。
我到安图那天晚上，祖母睡在我旁边。
深夜，我醒来一看，我的头竟枕着祖母的胳臂。看来，在我睡着后，祖母悄悄地把我的枕头抽去，抱着我的头。我体味到祖母的心情，不忍把头挪到枕头上去。
祖母还没有睡着，轻轻地对我说：
”你是不是把家乡都忘了？“
”奶奶，哪能忘呢！我一刻也没有忘记过万景台。我多么想念在家乡的亲人们呀！“
”我来满洲，是想把在这儿的家属都带回去。你是带不回去了，不过你妈和你弟弟，我是想都带回去的。可是你妈怎么也不听。她说，我们是立下祖国不光复就不再渡过鸭绿江去的誓言走上这条路的，怎么能因为成柱爹去世，就打退堂鼓呢。她是狠了心的，离开抚松的时候连一次也没有回头看。
我也不好再提回家乡的事了。要是住在这里，对朝鲜独立更有利，那我也不再拉你们，我就一个人回万景台去。你要是想念家乡，想念你爷爷和奶奶，就写封信寄回去。那我就当作见到你们了。我不是不能常来这里吗？“但是，在那以后，我没能按祖母的嘱托写过一封信。
我想在祖国的报纸上常见到的我的名字和抗日游击队的战果报道，会代替我的信，所以没有特意写信。
祖母轻轻地叹口气说，你要想做更多的事，你妈就得不闹病，可是你妈病势却越来越重，加上你妈做事又那么不惜力，真没办法。
听了这话，我为母亲担忧，怎么也不能入睡。我身为应当担起一家生活的长子，万景台家门的长孙，想了很多事情。
当时和我们一起干革命的青年当中，相当广泛地流行着一个男子汉走上了斗争的道路，就应该忘掉家庭的说法。恋家的人是做不了大事的，这是青年革命者普遍的看法。
我很早就批评了这种倾向，说不爱家庭的人，就不能真正地爱祖国、爱革命。
可我本人是怎样爱护和照料自己家庭的呢？积极投身于革命，才是对家庭的最大的爱，这是我当时的孝道观。我未曾想过脱离了革命的纯粹的孝道。
因为家庭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国家安定，家庭才能安宁，这是个常识。国家的命运悲惨，就必定影响到组成国家的千百万家庭。
因此，要保卫家庭的安宁和幸福，就要保卫国家；要想保卫国家，各自都应该认真负责地完成自己所肩负的公民义务。
但是，不能因为干革命，就忘掉家庭。对家庭的爱，是推动革命者投入斗争的一个原动力。对家庭的爱淡薄了，革命者的斗争热度也就同时下降。
我从原理上是理解家庭和革命的这种相互关系的，但是对一个把自身献给了革命的革命者，爱家庭到底应该怎样爱，还没有自己的明确见解。
早晨醒来，看了看屋内屋外，有好多处需要由男人动手干的活，烧柴也没有多少了。
我决心这次要抽时间帮助母亲料理一些家务。这天，把一切事情都撇开，和哲柱一起上山去打柴。
到井边去打水的母亲，不知怎么知道的，拿起垫圈儿和镰刀跟上来了。
无论我们怎样哀求她回家去，也无济于事。
”我跟你们去，不是为了帮你们的忙，是要上山去跟你好好儿谈谈。昨天不是奶奶独个儿通夜跟你说话了吗？“母亲说着开朗地笑了。
我这才理解了母亲的心情。在家里，总是祖母把我的时间独占了。祖母放了我，弟弟又缠住我不放。
打柴的时候，母亲一直在我旁边跟我说话。
”成柱，你认识崔东和吗？“
”认识他，崔东和不就是那个搞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吗？“”几天前，那个人来过我们家。他问我，你什么时候能来安图，还说你来了，叫我告诉他一声。他很想跟你打一场嘴架呢。“”是吗？为什么？“
”他说，你到处说五·三○暴动是错误的，这不合他的意。他还摇着头说，暴动是上级支持和鼓励的，不知像成柱这样有水平的人为什么要非难它。
不是遭人白眼了？“
”也许是吧。看来也有些人对我的主张感到不满意。妈妈，您是怎么想的？“
”我懂啥世情呀，我只是想人们一群一群地被杀、被抓，这怎么行啊。
核心都没了，那由谁来干革命呢？“
母亲这一朴素而又简单明了的主张，十分合我的意。人民的眼睛任何时候都是看得正确。人民作不出判断的社会现象是不存在的。
”妈妈想得对。看问题妈妈比崔东和看得准，革命不是现在也在继续受暴动的危害吗！我这次来安图，就是为了消除暴动的后果。“”那么说，你又该像今春那样到处奔走啦？你再也不要像今天这样为家事操心，要专心做你该做的事。“
母亲想跟我说的话的要点就在这里。我想，母亲正是为了说这话，那天才提到崔东和的。
从那以后，我就按照母亲的意愿，专心做建设组织的工作。
安图也是受五·三○暴动严重损害的地方。加上，这个地区组织群众的工作没有很好地进行。要使安图革命化，首先就要在这一带扩大党组织，加强党的队伍，健全党的组织领导体系。
1931年6月中旬，我们以金正龙、金日龙和其他骨干分子组成了小沙河区党委会，并向区委提出了向二道白河、三道白河、四道白河、大甸子、富尔河、车厂子方面派工作员去建立基层党组织的任务。
成立了区党委后，在柳树河、小沙河、大沙河、安图等地扩大共青组织，组织了农民协会、反帝同盟、革命互济会、少年探险队等反日团体。
那年夏天，安图地区已经完成了组织群众的基础工作。每一个村庄都建立了组织。
使安图革命化，最大的障碍是革命队伍处于四分五裂状态。
安图中间隔一道河，分河南、河北。这些村子里建立了不同的青年会组织。河北的青年组织是正义府的残余势力主管的，而河南的青年会是参议府的沈龙俊等人管辖的。这两个组织白眼相对，互相争斗，加上由崔东和领导的ML系的青年组织也伸进手去，因此，青年运动内部非常复杂。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停留在恢复青年组织原状的程度上，而是按照把青年组织合并成一个组织的方向去教育和引导青年。对于企图分裂青年运动的活动，哪怕是细小的，我们也没有姑息，而是给予严厉的批评。所以，像崔东和那样搞宗派斗争成性的人，也不能不慎重对待我们提出的安图地区应建立一个统一的青年组织的主张了。
在实现安图的革命化方面，敌对分子的阻挠活动也曾极为猖狂。
在卡伦和五家子，村长都是受我们影响的人，可是在兴隆村，村长则是恶霸地主穆汉章的密探。他打探到村民和群众团体的动向，就径直往城里跑。
因此，我们召开兴隆村男女老少都参加的声讨大会，把村长从村里赶走了。
几天后，穆汉章来找我，讨价还价说：
”我早就看出了金先生是共产主义者。我常住在旧安图，这里只有我的保卫团，我很不放心。要是那些不知分寸的人看出金先生的真面目，害你的话，我不就成了共产主义者的敌人了吗？可也不能老是像现在这样。要是日本人知道了，首先就会砍我的头。咱们来个两全其美吧。金先生你就离开这儿。需要旅费，要多少就给多少。“
我听了他的话，对他说：
”你一点也用不着操心。我相信，你虽然是地主，但具有中国人的良心，会憎恨企图鲸吞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的。
“我认为，你没有理由反对或加害于我们。对你，对作为中国青年的保卫团员，我们都没有另外的想法。
”如果我认为你是个卑劣的人，就不这样开诚相见了。在为我担心前，请先注意你自己，免得人们叫你是日本鬼子的’走狗‘。“穆汉章听我这么说，就没有多说什么，随即离开了兴隆村。
从那以后，穆汉章和他的保卫团一般都采取中立态度，慎重地对待我们，新上任的村长也看我们的眼色小心地只执行必需的一些行政任务。
如果我们在安图没有及时贯彻组织群众的方针，就不可能在白色恐怖席卷过的荒凉的间岛土地上，制服像穆汉章那样的大地主，使他中立，对我们无害。
组织起来的群众的力量，的确是无穷无尽的，在这个力量面前是不会有”不可能“这句话的。
就这样兴隆村和那一带的革命组织生气勃勃地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二九·一八事变
安图的革命组织走上正轨，开始进行活动了，为了扩大成果，1931年夏和初秋，我到和龙、延吉、汪清一带去把五·三○暴动后分散了的群众组织起来。
当我以敦化为活动据点，同安图、龙井、和龙、柳树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