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在她的背上吮着小手的孔国玉的面孔，我的心就酸酸的不好过。
1967年我才找到了孔国玉。这时，孔国玉的母亲已经去世。她的母亲要是知道了金日成就是金成柱，她是会马上来找我的。可是，她不知道金日成是谁，再说，共产党掌握了政权，她的丈夫又是独立军，所以她可能怕被另眼看待，对女儿也没说她丈夫进行过什么活动。
我们找到了孔国玉后，保送她到高级党校学习。毕业后她在平壤市党委会和铁道部事迹馆工作，现在已退休，在家安度晚年。
孤榆树的金保安也和玄河竹先生一样，是我父亲的朋友，他在独立军当过中队长。
金保安因为我光去玄河竹先生家，却一次也没去他们家而感到遗憾。每当我们的朋友到他家去，他就对他们说，他跟金亨稷的交情不同一般，而且对成柱也没有慢待，可真不知道为什么成柱连一次也不到他家来。
我听了这话后，每次去孤榆树，都一定到他家去。
金保安开药铺，从收入中拨出一些钱捐给我们办的三光学校做经费。他对教育事业热情支持，对青少年的启蒙事业非常关心。我每次邀请他到三光学校演讲，他都欣然答应。
金保安曾慨叹说，孤榆树的人连钱都不会算，靠这些睁眼瞎，怎么能争取朝鲜独立呀！
如今的人们听说一个大人还不会算钱，当然不会相信，可是当时中国人和居住在吉林省的朝鲜移民当中，有很多不会算钱的人。省里印发的钞票和县里流通的钞票互不相同，加上吉林宫帖啦、奉天大洋啦、吉林小大洋啦、银大洋啦等币种繁多，币值又各不相同，因此，没念过书的人到集市买卖东西也不会算钱。
我们把农民叫到夜校，在上算术课时教给他们算钱的方法。
金保安看到那些他看不起的连钱都不会算的睁眼瞎，加减乘除都能应用自如了，便满意地说：”我们朝鲜人的头脑，本来就聪明嘛！“他说：”看到人们由无知识变为有知识，真有意思。“他到夜校去参观，也到三光学校参观讲课。三光学校高等科的学生，都很聪明。那些学生当中，至今印象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中的是刘春景和黄顺信。
她们两个都是卡伦的革命组织保送的。刘春景的父亲刘永宣在进明学校任过教，给了我们的革命事业很多帮助。当时，刘春景和黄顺信的年纪只有十四五岁。
我们从孤榆树回卡伦或吉林的时候，常托她们替我们运武器。因为军阀对女人检查得不那么严。
刘春景和黄顺信，每次都认真地执行我们的嘱托。她们把武器藏在裙子下，在离我们50来米处跟着。路上，军阀军警检查了我们好几次，而对她们却不大注意，让她们安全通过。
解放后，黄顺信回到祖国，在家乡务农。她不愧为三光学校时期的探险队队员，农活儿做得很出色，以高产农民扬名于世，在人们的尊敬和爱戴中度过了有价值的一生。战后，她曾当选为最高人民会议议员。
刘春景辗转满洲各地，后来，和李宽麟一样，想在祖国度晚年，便在1979年回国了。
她如果也像黄顺信那样在年轻时回国，也会成为著名的女活动家，后半生为社会和人民作出更多的贡献。三光学校时期的刘春景是在女生当中文章写得最好，话讲得最好，头脑最聪明的很有前途的少女。
我在安图为建立游击队做准备工作的时候，她给我来信说，愿意到我这里来继续进行斗争。但是，那时正是我们急于开始武装斗争的时候，而且我想武装斗争一旦开始，女同志很难跟男同志一道活动，所以我没给她捎信让她到安图来。
直到那时，我们虽然主张妇女应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却认为女同志是不宜搞武装斗争的。
如果刘春景在50岁左右时回国，我们就会送她到学校深造，让她参加社会活动。
我们定了这样一条原则：只要找到过去参加过或帮助过革命斗争的人，即使上了点岁数，也要让他学习，分配他适当的工作进行政治活动。再聪明，再有用的人，如果长期不参加社会活动，埋没在家庭里，思维能力必然会减退，跟不上社会的发展，人生观生锈。
解放后，有不少革命老战士和帮助过革命斗争的人，没有被提拔到适当的岗位，长期被埋没。宗派分子们说，抗日老战士经历虽好，但缺乏知识，没有用，便长期不把他们提拔为干部。如果他们缺乏知识，就应该下狠心送他们去学习，培养他们，让他们起到应起的作用，可是宗派分子们没有这么做，反而排斥他们，不理睬他们。
因此，我们采取措施，找到了革命烈士子女和帮助过革命斗争的人，就把他们送到高级党校或人民经济大学学习，然后根据他们的水平，把他们提拔为干部。
如果不学习、不过组织生活，那么，即使是老革命战士，也会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许许多多革命老战士和革命烈士子女以及帮助过抗日革命斗争的人经过这样的过程，成长为党和国家得力的领导干部、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五家子的文朝阳就是其中的一个。文朝阳在五家子任反帝青年同盟组织部长的时候，同边达焕、崔一泉、李宽麟、金海山等一道，曾大力帮助过我们的工作。他和我们一起写过很多文章，做过很多演说，也积极地参加了建立各种群众组织的工作。开会，在他家开的恐怕最多。
我在五家子的时候，给文朝阳的哥哥文时骏和崔一泉两家添了很多麻烦。
文时骏是个厚道的人。他一连几个月给我们供饭吃，也不收钱。我们在五家子进行活动的时候，文时骏给我们杀猪吃，嘱托我们一定要争取祖国独立。这好像还是昨天的事。我在他家也住了很长时间。在文时骏家，每顿饭都给我摆上别有风味的酱蒜。
他家酱蒜的味道是那么独特，以至解放后我见到文时骏的女儿文淑坤时，首先就想起了那酱蒜。因此我把她请到家，请她把腕酱蒜的方法教给我家的人。
我每次到地方去，我们的人都要在我的饭桌上摆酱蒜，可是总觉得比不上我在艰难时期在五家子用水泡小米饭吃时的那种酱蒜的味道。
前不久，文朝阳过80寿辰。我回顾着我在五家子活动的年代，给他祝寿，送花束，摆寿筵。
崔一泉曾任五家子反帝青年同盟委员长兼《农友》杂志的主编。我在他家也住过几个星期。当时，他叫崔泉或崔灿善，印在《海外朝鲜革命运动小史》上的名字崔衡宇，是解放后他在汉城从事写作时用的笔名。
在五家子，他是最开明的人。他没有像金赫那样写过诗，可是他具有卓越散文家的写作能力。因此，我们劝他到长春去做秘密工作员。他到长春一面任《东亚日报》支局局长，一面任秘密工作员，进行了多年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他搜集了很多有关我们的资料，并常常写出很好的文章发表。
崔一泉是日本情报机关列在黑名单上的人。他任支局长的《东亚日报》支局大门外，经常有日本宪兵和密探轮流监视。敌人之所以开始注意崔一泉，是因为他到长春后仍没有停止做青年工作，也是因为他同国内的爱国人士保持着密切联系，进行了很多有关我们的宣传。我们在东满开始武装斗争后，他曾把通过反帝青年同盟直接培养的多名骨干青年输送到抗日游击队。在《海外朝鲜革命运动小史》中那出色地反映了旅居满洲的朝鲜人的民族解放斗争实况的气势雄伟、充满激情的笔触，应该说是在上述革命实践中练就的。
崔一泉住在沈阳和北京的时候，曾多次到汉城去，向国内的著名人士和各阶层人民介绍抗日武装斗争的战果。祖国光复会成立后，他还给他们解说了该会的十大纲领。在他的宣传下，由李克鲁先生领导的朝鲜语学会和民俗运动对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表示完全支持和赞同，并按照十大纲领的精神开展了捍卫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斗争。
日本官署加强对他的迫害和监视后，他就把他在《东亚日报》支局任职时到满洲各地亲手搜集到的有关我们的斗争资料和独立运动资料带到汉城去，全部交给了当时负责领导朝鲜语学会的李克鲁先生。这些资料中还有一捆我们在五家子发行的《农友》杂志。他对李克鲁先生说：
”这都是有国宝价值的资料。一直受敌人监视和追踪的我，没有力量保存这些资料。等国家独立后，我想用这些资料写历史著作，请李先生无论如何也要把它保管好。“
崔一泉这样托付了李先生后，又回到了满洲。
解放初，他把李克鲁先生珍藏的那些资料要回来，一口气写完了《海外朝鲜革命运动小史》。这部书虽然印在用废纸生产的掺杂砂粒的再生纸上，可是一问世就大受读者欢迎，供不应求。专修历史和文学的年轻知识分子甚至全文抄下来阅读。
解放初，美军政当局宣布反共反北方为南朝鲜的”国策“，用刀枪加以推行。崔一泉在这种杀气腾腾的环境中，还印出反日斗争漫画来向青少年宣传反帝反日精神。
解放后，崔一泉在政治混乱、毫无秩序的汉城，集中全部情力写出了《海外朝鲜革命运动小史》这样有份量的书，实在令人惊叹。
解放后，崔一泉进入了南朝鲜政界，历任朝鲜革命党政治部长、新进党中央委员会部长、欢迎金日成将军委员会委员、民族自主联盟执行委员等要职，同吕运亨、洪命熹、金奎植等人携手，为团结民主力量、争取南北统一，忘我奋斗。在祖国解放战争时期，他在汉城被反动派杀害。
《海外朝鲜革命运动小史》是崔一泉的未完成之作。他原计划印出第二集后继续写下一集，可是他走上复杂的南朝鲜政治舞台后，无法抽出时间，所以没能实现计划。据说，他在下一集里计划全面叙述我们的革命活动情况。
如果崔一泉还在世，那下一集一定会问世，那样的话，一定会有更多有关我们的革命活动的令人感兴趣的史料公诸于世的。
漫长的岁月流逝了，可以回忆抗日革命斗争时期的人物中，还在世的人不多了。能回忆我们的早期革命活动的人就更少了。我的记忆力也是有限的。
有不少事已忘记，有些事已记忆模糊，有的时间和人名已无法准确地回想起来。
在南满和满洲中部一带帮助过我们的活动的人当中，金利甲的爱人全京淑给我留下了特别强烈的印象。金利甲是”金刚馆“（大成馆）事件的主人公，《海外朝鲜革命运动小史》也介绍了他。
1930年春，化装成中国人的日本领事馆警察在吉林市复兴街的吴尚宪（吴春野）家，逮捕金利甲，给他的嘴塞上毛巾，捆绑起来押到长春去。
后来，他被判处九年徒刑，关进大连监狱。
全京淑的父母反对女儿同金利甲这样的革命家结婚，可是她断然拒绝父母的要求，离家随爱人去了大连。当时，她不是18岁就是19岁。离家后她进了纺织厂，一面做工，一面做共青同盟工作，全心全意照顾狱中的金利甲。
跟我谈了这件事的，是任过东满特委书记的童长荣。他说，他在大连搞地下党工作时，见过全京淑。他深为全京淑热烈纯真的爱情所感动，说：”我见过她后，才知道朝鲜妇女的节操和意志是如此的坚贞。“我听了他的话，也对全京淑的崇高品质深感佩服。那时，我听着他的话，感怀深切地回想了她在旺清门时的面貌，我为参加南满青年总同盟大会到旺清门的时候，她一面给我做晚饭，一面把国民府的恐怖活动计划悄悄地告诉了我。我心想，金利甲可真是幸福的人啊！
为了拯救民族，新一代的共产主义者奔走在满洲大地的时候，许许多多的人给我们做饭吃，拿出一分一分积攒起来的钱给我们做学费和路费，那么多恩人的事迹，是谈也谈不完的。
在这些恩人当中，到现在还不知生死和去向的人，仍然数不胜数。如果他们现在能出现在我面前，我心里的遗憾也就会消失。如果我能招待他们一顿饭，和他们坐在一起共叙积蓄几十年的情怀，那该多好啊！
但是，这就能全部酬谢他们过去为我付出的辛劳和赤诚吗？
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给我国人民提供更大的福利，完成在人民的支持和声援下开拓的革命，这才是献给他们的最大的酬谢和礼物。在这之前，谁也不能说已完成了自己作为共产主义者的义务。
第五章武装的人民
（1931年1月－1932年4月）
一受难的大地
以五·三○暴动和八·一暴动为契机开始的白色恐怖的旋风，到1931年就更加疯狂地席卷了满洲大地。敌人到处肆行血腥镇压，企图连根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