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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宣告成立的也是这个地方。洪范图和安重根也曾以这个地区为据点开展军事活动。
在这个地区，流亡的朝鲜独立运动者和爱国人民，到处组织自治团体和反日抗争团体，积极开展恢复国家主权的活动。以滨海省为基地的独立军部队，出入于庆源、庆兴等咸镜北道一带，袭击日本军警，给敌人的统治和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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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范图（1868～1943）：反日义兵将、独立军指挥员。1907年组织猎人建立了反日义兵队，以咸镜南道一带为中心，多次同日本侵略军进行激战。1917年在北满组织朝鲜独立军，任总司令，奇袭甲山、惠山、江界、满浦、慈城等地的日本侵略军，后来在黑龙江一带组织独立军团，作为指挥员进行了活动。
防造成了严重的混乱。有一个时期，从满洲地区转移到这里来的独立军，编成大部队，同苏联红军一道，为保卫苏维埃共和国进行了战斗。
当帝国主义联合势力和追随他们的国内敌人从四面八方穷凶极恶地进行围攻，妄图扼杀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时候，数以千计的朝鲜青年，或在游击队里，或在红军队伍里，手持武器，为保卫全人类当作理想所憧憬的社会主义制度，献出了鲜血和生命。为悼念国内战争的英雄而建立在远东地区的纪念碑上，都有刻得很大的朝鲜人的名字。
把苏联的远东地区作为活动舞台积极开展独立运动的洪范图、李东辉、吕运亨，为取得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还会见过列了。
朝鲜独立运动者在滨海省地区的活动，虽然由于外部势力的插手和派系之间的对立而导致了黑河事件那样令人痛心的惨剧。但可以说它在我国民族解放运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我猜想父亲可能力争取同志去过滨海省，并不是毫无根据的。
父亲给我们家里的人讲了北部边境地方人民的示威斗争情况，家里的人也给他讲了三·一人民起义时古平面群众的英勇斗争。
这一天父亲讲的话中，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这样一段话：
“强盗闯进屋里来拔刀要砍人的时候，你哭喊着求他饶命，他也不会让你活命的，如果屋外的人也是强盗，那么他也不会听到呼救声就跑进来帮你的。要保住自己的命，就要靠自己的力量跟强盗拼。对带刀的强盗，要用刀拼，才能取胜。”
父亲已经对独立运动有了新的看法和决心。后来我了解到，在三·一起义时及其前后时期，父亲把活动的据点定在北部边境一带和南满地区，一面密切地注意观察国内外发生的事件，一面坚持不懈地探索民族解放运动的前进道路。对我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过程，也予以密切的注意。
正如三·一起义的教训所证明的，只凭举行示威，高喊万岁，是不能赶走侵略者的，但也不能只靠独立军作战来光复祖国。日本鬼子把全国变成了大监狱，到处都是敌人的刀光剑影。因此，必须在全国各地用全民族的力量同侵略者进行斗争。要想这样，我们也应当像俄国一样进行民众革命。应当让民众站起来，拿起刀枪，同敌人战斗，光复祖国，建设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新社会。
这就是父亲苦心探索所得出的结论，也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方针。
当独立运动只留下无数的血迹，跳不出停滞状态的时候，我的父亲认识到靠那种方法是不能成功的，便提出了民众革命的主张。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我的父亲开始对共产主义思想产生了共鸣。后来以三·一起义为转折点，整理了自己的思想，下定决心，要改变我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方向，使之从民族主义运动转向共产主义运动。
1919年7月，父亲在清水洞会议上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
在此基础上，同年8月，他在中国宽甸县红通沟召开的朝鲜国民会各地区负责人、联络员和独立运动团体负责人的会议上，正式宣布了改变我国反日民族解放运动的方向，从民族主义运动转向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提出了要与时代的变化同步，用我们民族自己的力量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一个维护无产阶级权益的新社会的任务。
我的父亲提出要改变民族解放运动的方向，从民族主义运动转向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这是他在反日民族解放运动中建树的又一项功绩。
父亲常常这样朴实地表达自己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那就是要建设一个让穷人有饭吃，有衣穿的新社会。他通过实践活动用先进思想唤醒了工人、农民以及广大劳动群众，组织并扩大各种群众团体，把群众组织成统一的革命力量。
父亲的又一个业绩，是新的武装活动的准备和为团结各种武装队伍的斗争中取得的成就。
他抱着不是依靠“请愿”或“外交”，而是开展武装活动才能光复祖国的坚定信念，促进了准备新的武装活动的工作。
选拔无产阶级出身的爱国青年，把他们培养成为军事干部，改造现有武装团体指挥员和下层士兵的思想，把他们的队伍改造成为能够担负起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农武装力量。这就是父亲的构想。
父亲提出了这一方针之后，把朝鲜国民会会员派到独立军各部队，从各方面领导了在这些武装队伍中传播先进思想、置备武器、培养军事干部、加强部队战斗力的工作。
另一方面，为实现武装队伍之间的团结，进行了很多工作。当时，父亲感到最苦恼的是独立运动队伍的团结问题。
当时，间岛和滨海省地区有许多独立军部队和独立运动团体。那是一夜之间出现一个团体的时代，什么韩族会、大韩独立团、太极团、军备团等等。
这种独立运动团体，仅南满地区就有20多个。这些团体，如果能够联合起来很好地合作，肯定会发挥很大的力量。然而那些专搞派系斗争的分子，一开始就嫉恨并排斥其他的团体，进行争夺权力的勾当。
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独立运动队伍就有分崩离析的危险，不是遭到人民的唾弃，就是被敌人各个击破，已决定的改变运动方向的大业，也就无法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听到大韩独立青年团和广济青年团之间的争执越来越严重，就赶到宽甸去，花了好几天的工夫说服了两个团体的领导人，实现了他们的合并。由于父亲的努力，兴业团和军备团等鸭绿江沿岸一带的武装团体，也合并成为国民团。
用工农出身的人改造原有武装部队的力量，使之重新开始，朝着为共产主义运动开展武装活动的道路前进，并把各个不同系统钓武装部队统一起来，克服武装活动的分散性，可以说这是我父亲在准备新的武装活动时索怀心间的志向。
父亲为实现改变运动方向的方针，费尽了心机，直到生命的晚期，在这过程中，他得了不治之症。
自从宽甸会议宣布了关于改变运动方向，由民族主义运动转向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以后，民族主义者的思想分化过程加快了。
当我父亲卧床不起的时候，在那些具有共同思想意志的人当中，有的被捕，有的叛变，有的走散，能够为共产主义运动全力以赴的人所剩无几了。
主义者中，保守的人仍然把自己束缚在顽固守旧的圈子里，拒不接受新生事物。但是，不少进步人士选择了新的道路，后来同我们携手进行了共产主义革命。
父亲的关于必须进行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成了促使我成长的特殊滋养品。
四从他乡到异乡
因为父亲经常转移活动据点，我们搬了好多次家。
我第一次离开家乡是我五岁那年。那年春天，我们搬到了烽火里。那时，虽然要同祖父、祖母以及一家亲人作别，我倒不觉得难过。因为那时，我小不大懂事，对离别亲人想得很少，倒是对新地方、新事物抱着很大的好奇心。，但是，我们去中江的那年秋天，我心里很难过。
看着我们要搬到北方的一端去，家里的亲人都非常难过。只要是父亲要做的事，祖父一向表示支持，全心全意地帮助。当他听说，儿子、孙子要搬到相隔千里的远方去，不禁愕然了。
父亲在临别时，为了安慰显得怅然的祖父，费了很多心。父亲最后一次在廊台上帮祖父做活时说的话，如今还索绕在我耳畔：
“我被登在黑名单里，在朝鲜中部一带，简直寸步难行。我出狱时，敌人对我说，不要搞运动，要在家种地。可是，我即使再坐十次牢，也要进行斗争。日本鬼子是狠毒的，只喊喊独立万岁是不能光复祖国的。”我们出发去中江那天，我大叔抓着我父亲的手说，既使到远处去，也不要忘记家乡，如果没工夫回家，就常写信。他说着哭得很厉害。
父亲也紧握着大叔的手下放。
“嗯，我不忘家乡，我怎么能忘掉这个家乡啊。咱们没碰上好世道，就这样分离，但总有一天，会实现国家独立，全家团圆，过上美好日子的，你从小为了帮助我，打草鞋，手都磨出了泡。今天，我出走了又把这一大家子的重担托给了你，我心里真难受。”
“大哥，快别说那些话。爹、娘有我瞻养。你只管去斗争，实现你的理想吧。我在这里等待那天的到来。”
我看着他们分手，心里不禁悲伤起来。
母亲那时说，国家独立了，就回家乡来。我当时心里则感到茫然和不安。
实际上，父亲和母亲从那时离开了家乡后没能回万景台一次，就长眠在异国他乡土地上。
当时，我舍不得离开祖父和祖母，老回头看他们。
离开自己土生土长的家乡，搬到远处的他乡去，我心里是不愿意的，可是有一点倒觉得挺好，到中江去，离平壤监狱就远了，我想这是好事。父亲刑满出狱后，我心里总感到不安，担心日本鬼子再把父亲抓走。当时我不懂人间世事，想得很天真，以为远离平壤和汉城的山沟，就不会有监狱，也看不到日本鬼子的凶相了。
我问队平壤到中江有多少里地，人家告诉我有一千里地。我一听这一千里地，就放心了，以为日本鬼子总不会跟到一千里远的地方来。
人们说，中江是朝鲜最冷的地方。可是我认为，只要能保证父亲的安全，忍受点寒冷是没有问题的。
要说搬家的行李，只有母亲带着的包了一些碗筷的包裹和父亲背的一个行李包。搬到烽火里的时候，还有箱子、桌子、铜碗、陶器之类的家什，可是这一回没有什么家具了。
那时，父亲的一位朋友和我们同行。
我们在新安州下了火车，经过介川、熙川、江界到中江这段路，一直是徒步走去的。那时，江界方面还没有铺设铁路。
一上路，父亲就担心我能不能走这么远的路，母亲也怕我跟不上。那时，我只有七岁，难怪他们都为我担心。
有时，我坐一会儿过路的牛车，可是大部分的路是徒步走的。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经历的严峻的体力上的考验。
到了江界，我们在南门外的客店住了一宿，第二天又上了路。这家客店老板和在江界的地下组织成员一道，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一行。从江界到中江的500里地，多半是山岭和荒无人烟的地段。我们越过背囊岭时，母亲受了很大的罪。她背着三岁的哲柱，头上顶着包裹，加上草鞋已破，脚上起了泡，吃了很多苦。到了中江，我失望了。原来，那里也和平壤的黄金町或西门通一样，有很多日本人。朝鲜人在故乡活不下去，被撵得不得安宁，而他们却连这样偏僻的地方也不放过，到这里来以主人自居。父亲说，无论是哪里，只要是住着朝鲜人的地方，就有日本人夹在那里。原来，中江也有警察署，有监狱，还有宪兵队。
我到了中江，看到这里的情况后，才领悟到，整个朝鲜这块地就无异于是一个大监狱。
日本人把中江市街上部的一多半变成了他们的移民区，那里有他们的学校、商店，还有医院。
据中江人们说，日本帝国主义早在10年前就开始向这里伸出了魔爪。签订《乙已保护条约》后，日本帝国主义夺取了我国的山林采伐权，在新义州设了营林仓，在中江设了支仓。然后，让他们的伐木工迁移到这里来住。他们所说的伐木工，实际上多半是系统地受过军事训练的“在乡军人”，有事时可以随时出动的半军事集团。在中江，除了他们外，还有好几名武装巡警和正规军守备队。
父亲带我们来到中江的目的，是要在这独立运动者常来常往的地方开个医院，以此为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