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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准备在日本进攻满洲之前，到东满去占据阵地，作好对付侵略的准备。要到东满去，就需要总结我们在满洲中部地区的活动，采取武装斗争的准备所需要的措施。于是召开了五家子会议。
朝鲜革命军的骨干分子和各革命组织负责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蔡洙恒等许多革命组织负责人，冒着零下3O度的严寒，从间岛和稳城、钟城等地，来到了五家子。许多互不相识的青年革命者，在这次会议上才互相认识，建立了友情，为朝鲜革命的未来，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在会上讨论的焦点，是在东满大力开展活动的问题。把斗争的基本舞台转移到东满去，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意向。这从革命面临的形势来看，也是不可推迟的。我虽然身在五家子，却一直不忘东满，迫不及待地等待去东满的那一天，也是因为这一点。
在会上，我还提出了加紧推进抗日武装斗争准备的任务和加强同国际革命力量联系的任务。
这次会议的全部过程，明确地表明了我们要从青年学生运动和农村地下工作过渡到武装斗争，对敌人发动决定性攻势的决心。卡伦会议集中了朝鲜民族要以武装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光复祖国的意愿，而五家子会议则再一次确认这一意愿，指明了走向抗日大战场的捷径。
五家子会议为我们青年共产主义者由卡伦会议经过1931年春季明月沟会议、松江会议、冬季明月沟会议，走向抗日决战的战场架起了桥。
到了30年代，我们的青年学生运动终于发展到了武装斗争阶段。可以说，五家子起到了跳板的作用。
在我离开五家子的时候，文朝阳陪我走到10里外，流着泪为我送行。
十难忘的人们
有一年，我在平壤同卡斯特罗同志见面，就抗日革命时期的斗争经验谈了很长时间。那时，卡斯特罗同志问了我许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武装斗争时期怎样解决粮食问题。
我对他说，有时也用过夺取敌人粮食的方法，但主要是人民始终如一地给我们提供粮食。
我搞青年学生运动和地下斗争的时候，也是人民提供了饭菜和住处。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和正义府、新民府、参议府等独立军团体都各自制订出什么法来，向同胞募集捐款、征收军费，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做。搞革命活动有时需要钱，可是，我们不能为征收税金制订出法来。用某种法律和规定把人民束缚起来，掖着个帐本转，谁家要出多少，某家要出几圆的方法收钱，本来就不符合我们的思想。人民给我们就吃，不给也没关系，这就是我们的立场。
可是，人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顾生命危险帮助了我们。人民提高了觉悟，动员起来了，就会像对待亲生子女一样照顾革命者。所以我们一向信赖人民。在有人民的地方，我们从没有饿过一顿饭。
我们之所以能够赤手空拳起来斗争并取得胜利，完全是因为有人民的支持和声援。孤榆树的玄河竹、金保安、承春学，卡伦的刘宣、刘春景、黄顺信、郑行正，五家于的边大愚、郭尚夏、边达焕、文时骏、文朝阳、金海山、李蒙麟、崔一泉等，都是在南满和满洲中部地区，真心帮助过我们的难忘的人们。
人民无微不至地关怀我们，在他们自己喝稀粥的时候，也给我们做干饭吃。
我不好意思给人民添麻烦，有时就借口工作忙，要熬夜，在学校值班室里睡。在卡伦，进明学校的教室是我的住处；而在孤榆树和五家子，三光学校和三星学校的教室便是我的住处。我在三光学校教室里枕着木枕睡时，玄均就赶来，生气地拉我的胳膊。
玄均是”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盟员和朝鲜革命军队员，是个聪明、耿直、有人情味的人。
玄均的哥哥玄华均，在孤榆树做农民同盟工作，他给了我很多帮助。
他们兄弟俩都参加了我们的组织，他的父亲也搞独立运动，所以他家待我格外亲切、热情。
玄均的父亲玄河竹是在独立运动者当中享有相当地位和权威的人物。河竹是他的号，本名叫玄正卿。孤榆树的人们都不叫他的本名，而称他河竹先生。当时，一提起玄河竹先生，居住在满洲的朝鲜同胞人人皆知。
我的父亲生前多次提到玄河竹先生，和他有深厚的交情。不是作为单纯的朋友，而是作为在独立运动中志同道合的同志，他们经常接触，交换意见，以炽热的同志友爱，互相尊敬，互相帮助，投身于独立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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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义府时期，玄河竹先生任过中央法务委员长，正义府时期任过中央委员，国民府时期又任过民族主义者曾称之为民族唯一党的朝鲜革命党政治部负责人。他对共产主义有较深的理解，在日常生活中同情向往共产主义的青年，跟他们很合得来。
金赫、车光秀、朴素心等同志在柳河地区开办社会科学研究会，在各地组建反帝青年同盟组织的时候，玄河竹先生为对青年进行启蒙，常常作为讲师去讲课。在旺清门学院时期和化兴中学时期，听过玄河竹先生讲课的人，时常缅怀他。
我每次去孤榆树，玄河竹先生都让我住在他家，并说：”你就当作到了伯父家，放心住下吧。“
这是玄先生常对我说的一句话。他的年纪，比我父亲大十来岁。
我做群众工作时，在玄先生家住过10天、20天，甚至一个多月。
有一年，还在孤榆树跟玄先生的家眷一道过了端午节。
老实说，在当时的生活条件下，让客人住上几个星期供饭吃，可不是容易的事。种了庄稼，缴了地祖，再用所剩无几的粮食给革命者做饭吃，家里人就连稀粥都不够喝了。
玄先生家为了给我做合我口味的饭菜，竭尽了诚意。有时杀鸡，有时做豆腐和豆粘儿，熬莙荙菜汤给我吃。
他家妇女做豆腐磨豆子，我就挽起袖子帮她们磨。每当我坐在磨盘边磨豆的时候，二十二三岁的玄华均的妻子金顺玉就羞答答地抬不起脸来，这情景我总也忘不了。
玄河竹先生属于民族主义团体国民府，但他从不隐瞒自己是国民府内的革新派，甚至公开表明他将来要参加共产主义运动。
我离开孤榆树后，听说玄河竹先生为避开国民府内部的争斗去了西安。
我想，大概是因为张学良的军队到西安去，玄先生也对他寄予希望跟着去的。
因为张学良排日思想强烈，所以有不少人就想在他的保护下进行反日运动。
曾在东三省一带进行过活动的许多朝鲜独立运动者，在满洲事变前后，把活动舞台迁移到上海、西安、长沙等地去了。
祖国解放后，每当我出国访问坐火车或飞机路过东北地区时，总要望着眼熟的山河，想起孤榆树，想起玄河竹先生和他的子孙。河竹先生虽然与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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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义府：20年代初在中国东北桓仁具，由韩族会、光复军总营等几个团体合并而成的朝鲜独立运动团体。
长辞，可是他的子孙总会至少还有一两个活着的吧，怎么沓无音信了呢？我想，我是不知道他们的住址，束手无策，可是他们不是可以给我写信吗？我想：一个人受人恩惠容易，要报恩可真难啊！
1990年春，我出乎意料地同玄河竹先生的子孙进行了激动人心的会晤。
玄河竹先生的大儿媳妇金顺玉，把保存了60年之久的、我到她家吃饭时用过的铜碗和给我做豆腐时用过的磨，献给了朝鲜革命博物馆。在中国吉林发行的朝文杂志《道拉吉》（洁梗）刊登了这件事。我国《劳动新闻》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
我听到60年来一直音信沓然的恩人还在世的消息，感怀万千，心情无比激动。当年我就想等祖国获得了独立，一定要好好地还我在孤榆树欠下的”债“。听到她的消息，我多么想亲手给她摆一桌朴素的饭菜，畅叙旧怀呀。
金顺玉也说，生前能见我一面，死而无憾。
1990年3月，我以我的名义邀请了金顺玉。见面时她已80高龄，年老病重，步履维艰。
金顺玉来我国时，她的六名子孙陪同前来，他们都是我从未见过面的。
我见他们时，玄华均的儿子也在座。他的嘴，长得跟他父亲一模一样。
因为嘴那么像，我也就觉得是他父亲再生来见我了。
我们安排金顺玉一行住在供外国贵宾住的招待所，让他们逗留了一个月左右，参观了故国各地。
令人焦急难过的是，金顺玉耳朵背，听不清楚别人说的话。口音也不清楚，记忆力又相当衰退。因不知生死而让我那么焦心的恩人之一，现在时过60个春秋，好不容易见了面，却不能畅叙情怀。我本想见了她，可以畅谈往事，我记不清的，由她补充，她记不清的就由我补充，这样慢慢地畅谈孤榆树时期的往事的，可是这个希望落了空，我心里感到非常惋惜。
她的子孙也不大清楚玄河竹先生的命运和活动情况，所以我就详细地给他们谈了玄河竹先生怎么力争取朝鲜独立进行了斗争，又怎样帮助了我们的革命事业。这样做，也是作为熟悉玄先生经历的人尽了应尽的义务。
并不是因为继承了同一血统，先烈的事业就能自然而然地被后代继承的，只有熟悉先烈的斗争业绩，真心实意地珍视这一业绩的后代，才能把父亲和祖父一代开拓的革命事业很好地继承下去。
我同金顺玉见面时，同孔国玉和在五家子给了我的革命活动很大帮助的文朝阳、文淑坤也同时见了面。
孔国玉是在我父亲去世时替我守孝三年的孔荣的女儿。不记得是哪一年，我在吉林毓文中学念书的时候，有一年我放假回抚松，见到因脸上有疤痕被丈夫疏远的孔荣的妻子，背着孩子来到我家，那个孩子，就是孔国玉。
解放初，我在平壤指导农民同盟会议时，见到参加会议的碧潼郡代表，问他知不知道孔荣的遗属在哪里。孔荣是碧潼人，所以我估计他的未亡人和女儿可能住在家乡。
那位代表回答说，碧潼姓孔的人倒不少，可是没听说过孔荣的家属还活着。
我听了他的回答，非常失望。别的遗属都找到了，唯独孔荣的遗属却杳无踪迹，我心里很不好过。
当时，我们正准备在万景台建立革命烈士子女学院。
我在平壤公共体育场向平壤市民致凯旋问候后，回到了祖父母等待着我的、阔别20年的万景台。我的小学同学们来看我，建议在我的父亲任过教的顺和学校校址上建立以我的名字命名的中学。他们为了说服我，还说万景台是金将军诞生的著名的地方，盖一所规模大的学校，以将军的名字命名为”金日成中学“，那该多好。
直到那时，我的家乡还没有一所中学。
我就对他们说，过去有许多爱国者跟我一起手持武器，在山上战斗时牺牲了。他们临终时托我在朝鲜独立后，让他们的子女念书，把他们培养成优秀的革命者。从那时起，我一直在想，一定要按照他们的遗嘱，在朝鲜独立后，让同志们的子女念书，让他们继承父母的遗志。光复了祖国后，这个决心更加坚定了。在万景台应该建立供革命烈士子女念书的学院，而不是中学。
我这么一说，村里的人们就说，革命烈属到底有多少？哪有那么多烈士子女，还需要建立学院呢？在党和行政机关任要职的干部当中，间或也有说这种话的人。他们想象不到有多少烈士为国牺牲了。
在异国的山野和溪谷掩埋了无数战友尸首的我，每当看到这种人的时候，就不禁愕然。
农民把土改后第一年收获的粮谷，作为爱国米捐给了国家，我们拿它作为资金，在万景台建立了革命烈士子女学院。
为了寻找应该在学院学习的烈士子女，有许多干部被派到国内各地和中国东北地区。那时，有几百名烈士子女，从中国回到了祖国。现在，我们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部分委员，也是当时随林春秋同志回国的。
有些烈士子女，以卖染料卖烟为生，听到在万景台要建立革命烈士子女学院的消息，自动找我们来了。他们当中，有独立军的子孙，也有参加劳动组合、农民组合等组织进行反日斗争时牺牲的爱国者的子女。
可是，唯独孔国玉没有来。
我每当到平安北道，就探寻孔荣遗属的去向，并嘱托当地干部们替我寻找。
每当我同学院的孩子一起欢度节日，见到他们明朗的笑脸，看到他们快活地唱歌跳舞，我眼前便不由得浮现出头顶山菜包袱，拖着草鞋，来小南门街我家的孔荣妻子和在她的背上吮着小手的孔国玉的面孔，我的心就酸酸的不好过。
1967年我才找到了孔国玉。这时，孔国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