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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组织，因两次暴动而分崩离析了。许多骨干分子被逮捕或转入地下，所剩无几的组织成员也因缺乏锻炼，惶惶不安，不知所措。
这种情况，使我就革命者的信念问题想了很多。我在离开卡伦，经吉林、海龙、清原、蛟河、哈尔滨、敦化来到和龙的过程中，看到了很多在反革命恐怖面前，吓得发抖或失去了革命必胜的信心，发生动摇的人。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心，只有在从理论上领会到具有能够引起万众共鸣的正确的革命路线、战略和策略，而且还认识到拥有自己的革命力量的时候才会产生，并通过斗争更加坚定起来。
但是，鼓吹暴动的人却没能提出群众可以作为旗帜的纲领、战略和策略。
我们在卡伦通过的革命路线还没有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我同蔡洙恒等几个共青同盟、反帝青年同盟干部开了协议会，详细地给他们解释了卡伦会议通过的革命路线。
我还强调，要以经过斗争考验的有威望的同志来配备好领导骨干，迅速恢复被破坏的群众组织，不断扩大其队伍。在豆满江沿岸各县设立革命组织区的任务，也是这时提出的。我又强调说，暴动组织者们害怕监狱和绞刑架，把群众丢在敌人的刀枪面前，自己却逃跑了，但是，我们必须尽快清除暴动的后果。那时，我经常穿山东衣服，所以和龙的同志们都称我为”山东青年“。
我第二个去的地方是汪清。我去汪清的目的是要见吴仲和。给我介绍吴仲和的是金俊同志和蔡洙恒同志。他们从来往吉林市的时候起，见到我就向我介绍许多人，说：哪儿有谁，到某个地方去就有干什么的人，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聪明，等等。所以，我身在吉林市却比较熟悉间岛地区的情况。
那时，我注意听他们的话，把那些他们认为聪明的人都记在脑子里了。
我父亲一听到有好人，就不管他在哪里，一定去找他，跟他携起手来，争取他成为自己的同志。这使我领会到人才决定一切，革命事业的成败，取决于能争取到多少真正的同志这一真理。只要能争取到一个同志，就是饿三天饿十天都没关系，这就是当时我的心情。我抱着这种心情来到了汪清。蔡沫恒从和龙一直陪我到汪清县石岘。
我在石岘见了吴仲和、吴仲洽，还见了吴泰熙老人。
吴泰熙老人的家是个少有的大家庭。老人的四兄弟原来住在咸镜北道稳城郡古作洞，1914年前后迁移到汪清县。这四兄弟的子孙合起来就有几十人之多，他们分居在豆满江两岸的汪清和稳城各地，进行革命活动。当时，吴仲和是汪清五区党委书记，吴仲洽在汪清县春华乡元家店做共青工作。吴仲和的弟弟吴仲成曾在汪清县石岘进行共青活动，于1929年初迁居稳城郡丰利洞，以普文学堂教师身份进行革命工作。
中学毕业后，吴仲和曾在和龙私立化成学校当过教员。那时，我到石岘去一再提醒吴仲和同志说，为了实现群众的革命化，首先就要使自己成为革命者，然后实现家属和村民的革命化。
后来，吴仲和出色地实现了家庭革命化，在他的弟兄亲属中，有十多人成长为忠实的革命者，并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其中涌现出吴仲和、吴仲成、吴仲洽等优秀的共产主义者，并不是偶然的。
在石岘办完事后，我决心径直到稳城地区去。我生在朝鲜西部地区，从①
小就在异国土地上生活，所以对豆满江以南的六邑地区不大熟悉。
六邑一带是李氏王朝时期被罢职的官员过流放生活的地方。这地方本来就口粮紧缺，气候恶劣，加上头头们的欺压和残酷虐待，边防军的士兵来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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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邑：咸镜北道豆满江沿岸六个郡的郡治，即茂山、会宁、钟城、稳城、庆源、庆兴的总称，是李朝时期负责边防的金宗瑞将军曾开拓为六镇的地方。
这里不久就逃到别的地方去了。那些做官的，叫他到这一带去做官，也都感到失望。他们接到任命状后，也不愿到这里来，制造种种借口，在汉城街上转来转去。所以，李氏王朝500年期间，封建统治者一直为此事伤脑筋。
每当金俊谈到六邑时，我就说，我们的祖先把这块地当作不毛之地，弃之不顾，可是我们要付出血汗把这一带转变成革命的堡垒。我抱着这种远大的计划开始向这里派人。
稳城是在我们的影响下，从20年代末起，由金俊、蔡洙恒、吴仲和等人开始正式开拓的地方。早在那时，我们就已经看出白头山地区和稳城等豆满江沿岸六邑地区在发展我国革命中所占的地位和重要性，拟订了把这一带建设成为抗日革命战争的战略基地的计划。还打算在这一地区，打开掀起国内革命新高潮的突破口。当时，稳城地区有100～150名青年到龙井去学习，他们放假回来，就在同我们有密切联系的金俊、吴仲成等先驱的领导下，把”吉林风“吹进这一地区。稳城成立了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的支部。这是我们可以向国内扩大我们势力的好渠道。我们的思想沿着这一渠道源源不断地流向稳城地区。
我来稳城地区的目的是要在国内建立党组织，采取贯彻卡伦会议方针的措施，以扩大和发展整个朝鲜革命。
从石岘陪我同行的吴仲和的堂弟，为了通知我们即将抵达的消息，先渡江到吴仲成所在的丰利洞去了。
我们在稳城郡南阳对岸的灰幕洞一个山沟入口会见了接到通知赶来的吴仲成和其他组织成员。这是我同吴仲成第一次见面。他身材比他哥哥吴仲和魁伟，性格豪放。吴仲和说，他弟弟能歌善舞，诗也吟得很好。
入夜，我们坐船悄悄地渡过了豆满江。吴仲成摇橹摇得也挺起劲儿。我望着黑暗中的山野，想到这是时隔五年重踏祖国大地，不禁心潮澎湃，感慨万端。
我在南阳上滩下了船，对吴仲和说，这若是实现祖国独立后渡的江，那该多好呀。
吴仲和表示同感，他说他每次渡豆满江时也都有这种心情。
我们经过南阳上滩村，到了爬南阳山的山路。我们走进吴仲成预先搭好的草棚里，了解了稳城地区革命组织的活动情况和群众的动向。
稳城的人们在建立群众组织中取得了不少成果。
我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指导了国内地下革命组织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了解到稳城地区的革命者们虽然在国内许多地方建立了组织，但在扩大和发展这些组织方面却非常消极。
只是由几个可靠的骨干成立组织之后就关起大门，不扩大队伍，是这一地区普遍存在的现象。由于这种原因，各组织未能深深地扎根于广大的人民群众之中。
1929年春作为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的下属组织成立的稳城共青同盟，也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成员。他们高筑围墙，没有深入到群众中去。当时，地方会、振兴会、新干会、党的重建派等各种团体和派别竞相把青年拉向自己的一派。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是战战兢兢地维持现状，以防歪风吹进组织里来。
我在丰利见到的一个共青干部说，敌人的活动一猖狂起来，群众就根本不肯接近他们；还有的共青干部诉苦说，不知应该怎样对待那些参加过青年同盟和新干会的青年。曾任丰仁洞农民协会负责人的全长元，因为亲属中有不少当区长、面长和警察的人，生怕敌人的魔爪通过这些人伸进革命队伍里来，所以只要是在敌人统治机构里效劳的，不管是他的多么近的亲属，一律不接近。
这都是不相信群众的表现。
不克服这种弊端，稳城地区就不能根据新形势的要求使革命深入发展。
革命者的一生，可以说从深入群众开始；革命的失败，则可以说从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不深入群众开始。
我向吴仲成恳切地说，单靠几个家庭出身好的人是干不了革命的。要大胆地相信群众，向他们敞开组织的大门。越是打着形形色色的幌子的青年团体竞相把青年拉向自己一边，共青组织就越不能陷于被动，而要发动积极的攻势，争取更多的青年群众。不论是参加过青年同盟和新干会组织的青年，还是追随过党的重建派分子，或者是无意中被他们利用的青年，都要给予教育和引导，把他们一个一个地争取到我们一边来。
我对全长元同志也讲了做敌机关人员工作时应遵守的策略原则。
我说，干革命的人不仅不要因为亲属中有区长、面长和警察而惊惶或畏缩，反而要有这样的打算：利用这种亲属关系，打进敌人统治机关去，使日寇的基层统治机构陷于瘫痪，在敌人内部大干一场。要把稳城等六邑一带建设成武装斗争的战略据点，就要实现群众的革命化，同时还要大胆地争取在敌统治机构里服务的人。要在争取敌机关人员的工作中积累一些经验。
在那次稳城之行中，最使我难忘的是同金俊、吴仲和、吴仲成等同志一起，到美浦面月坡洞铁路铺设工地去和工人们见面的事。
日本帝国主义从1929年初起就在豆满江沿岸加快了铁路铺设工程。从三南地区等国内各地和间岛地区强征1000多名劳工，在月坡村形成了叫开风街的繁杂居民区。原在吉会铁路铺设工地的劳工也是拥到这里来，为挣钱从事苦役。
我在吉林的时候就听到这个消息，找金俊说，如果在月坡洞里开始了铁路铺设工程，就要到工人中去建立组织。
金俊显出了好奇心，他也说这是值得一干的事情。后来，他按照对我作的许诺，到稳城去在月坡洞组织了劳动青年会和反帝青年同盟。
我一说要到铁路铺设工地去，稳城的同志们就劝我打消这个念头，说那儿敌人的警戒非常森严。
那时，他们说是”来了共产国际特派员“，为我的安全费了很多心，他们之所以给我加上”共产国际特派员“的头衔，周密地组织了警卫工作，是因为在国内日本警察对革命者的监视和戒备特别森严。
我当然也知道，到了朝鲜事事要小心，提高警惕。但我的心情是到工人中去，即使不能马上干出什么大事，也很想握握工人的手，说一句能鼓励他们的话。我直到那时一直做青年学生工作的目的，是为深入工人阶级架桥。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让工人阶级带头，开拓和完成朝鲜革命。自从我们提出解放工人阶级的纲领，并决心为实现这个纲领而献身的那天起，就一直想念着朝鲜的工人阶级。
我到工地一天半时间，同工人一起卸碎石、运沙子，吃”工棚“的饭。
金俊向工人们介绍我是在延吉念书，为补贴学费而来的。
我现在也在想，那时我到工人中去是非常有益的。我在”工棚“和工地上看到的，不只是工人们为挣几个工钱拼死拼活地干活的悲惨景象。我在那里看到了渴望斗争的工人，也看到了为寻找能够保护和开拓自己命运的正确道路而苦恼的工人们的面貌。
他们的面貌给了我强烈的冲击。要为工人阶级的幸福奋斗终生的热望在我的心里燃烧起来。
那时，我在铁路铺设工地上认识了来自稳城的崔春国和崔凤松，后来他们都成了抗日革命战士。
崔春国陪我到宿舍的路上说，他当爆破工时秘密地藏起了炸药，等工程竣工那天，准备把隧道炸毁。
我对他说，在目前情况下，不要干炸毁隧道之类的冒险活动，更迫切的是加强组织，促使工人的意识化和组织化。炸药先留下来，等我们开展武装斗争的时候用在节骨眼上。
那时，我同工人们谈了很多话。
武装斗争问题、建党问题和反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也都跟他们谈了。
到国内来，别的不说单是向工人正确灌输卡伦会议精神，就是很大的收获了。
我们对一个人说了，就能马上传给十个人，再经过百人、千人的嘴，传到万人的耳朵里，最后我们的思想就将成为国内人民的信念和旗帜，这是毋庸置疑的。
铁路工地的工人们知道了我们的路线后，都表示积极支持。
工人们从我们的路线中得到了信心，而我从他们接受这条路线后欢欣鼓舞的面貌中得到了信心。
1930年10月1日，在头娄峰建立了党组织，这是我们在稳城取得的最大成果。
我在指导稳城的革命组织过程中，了解到这一地区的革命者们虽然对战略问题的理解上犯了几点错误，在群众工作中表现了消极性，可是他们的斗争觉悟和思想水平比预想的高得多，而且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稳城地区已经有了可以建立党组织的基础。
参加会议的稳城地区革命者们都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