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一开始就形成派别，进行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宗派分子们极尽欺骗讹诈、玩弄权术之能事，甚至制造出暴力团来，像强盗那样互相斗殴。
由于宗派分子的派别活动，朝鲜共产党没能实现队伍的统一，没能经得住日本帝国主义的镇压。
早期共产主义者们为事大主义思想所俘虏，不想用自己的力量建设党，进行革命，却各自都说本派才是”正统派“，甚至用土豆刻印章，为得到共产国际的承认而奔走。
我分析过我国民族主义运动和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这种情况后，深刻认识到革命绝不能用这种方式进行。
由此，我就有了这样的信念：本国的革命只有由本国人民自己负责，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进行，才能取得胜利，革命中的一切问题都必须自主地创造性地加以解决。这就是现在所说的主体思想的出发点。
我在监狱里从各方面研究过今后将如何引导朝鲜革命前进的问题。
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光复祖国，应该用何种形式和方法进行斗争，怎样使反日力量团结一致，怎样建立作为革命的领导机关的党，我为研究这些问题绞尽了脑汁。同时也想过出狱后首先该做哪些工作。
当时，从我国的实际和社会阶级诸关系出发，我把朝鲜革命的性质规定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确定了这样的斗争方针：要打败武装的日本帝国主义，光复祖国，就必须拿起武器进行斗争；把工人、农民、民族资本家、宗教徒等一切反日爱国力量团结在反日的旗帜下，发动他们投入斗争；建立没有派别斗争的新的革命政党。
我们在朝鲜革命中应坚持的立场和观点已明确，路线和方针也就清楚地浮现在脑子里了。我抑制不住要尽早出狱的强烈冲动，我决心开展争取提前出狱的斗争。
我们同因”学生事件“入狱的同志们一起，为开展出狱斗争，作了周密细致的准备。
当时，我们想出的斗争方法是绝食。我们抱着我们的正当要求得不到实现就坐地不起的悲壮决心，投入了斗争。
在绝食斗争开始以前，我曾担心过，在一般囚犯也参加的情况下，保证这次斗争的行动一致是会有困难的。可是，绝食一开始，每个牢房都把饭菜原封不动地退出来了。连那些前不久还为一碗饭吵架斗殴的一般囚犯，也没有一个伸手动筷子。因”学生事件“入狱的同志们悄悄进行的教育，现在发挥了很大作用。
监狱外的同志们也积极地帮助了我们的出狱斗争。我们的同志配合狱中斗争，揭露吉林监狱对囚犯的非人待遇，唤起了社会舆论的同情。
当局终于在我们紧密团结的斗争面前屈服了。
1930年5月初，我从吉林监狱出来了。走出穹隆式的监狱大门时，我的心充满了信念和热情。
我在监狱里总结了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在吸取教训的基础上设计了朝鲜革命的前途。
回顾起来，我的父亲在平壤监狱里探索了从民族主义运动转向共产主义运动的途径；而我又在吉林监狱里构想了我们应走的朝鲜革命的道路。
因为都是不幸的亡国奴的儿子，父亲和我不得不在监狱里构想祖国和民族的前途。
第一部抗日革命（2）
第四章探索新的前进道路
（1930年5月～1930年12月）
一孙贞道牧师
在满洲的形势极为险恶的时候，我获释出狱了。
像反日读书会事件轰动全市的1929年秋天那样，当时的吉林市空气紧张，仿佛处在戒严状态之中。岔路口和官厅周围都有督军署的宪兵盘查行人。
还有持枪的军警在到处搜查住宅。
这正是由于李立三的左倾路线，整个满洲经历着阵痛的时期，呈现着杀气腾腾的气氛。那时，满洲地区正在进行着五·三0暴动。
我国历史学家们把这一斗争称为五·三0暴动，而中国人则称为”红5月斗争“。我们之所以将这一斗争称为五·三0暴动，是因为这一斗争是在上海五卅惨案五周年的时候发生的，而且斗争在5月30日达到了顶峰。
当时掌握着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李立三向全党发出指示，为纪念1925年5月上海市人民的英勇斗争，工人、学生、市民三界举行罢工、罢课、罢市，同时展开暴动形式的斗争，以建立苏维埃游击队。
这条路线一提出来，满洲省委所属各革命组织就在李立三提倡的”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口号下，动员群众在各地举行突击性的集会，掀起暴动。
东满的城市和村庄都贴出了鼓动暴动的传单和号召书。
五·三0暴动一开始，敌人对共产主义者的攻势就空前加强其影响已经波及吉林市。
我出狱后首先去的是在牛马巷的孙贞道牧师家。我是想先到他家去，向七个月来一直为我探监送衣食的孙贞道一家人致谢，然后再离开吉林市，这才合乎情理。
孙贞道牧师好像是见到了自己的儿子出狱似的，高兴地迎接了我。
”我们怕军阀把你交给日本鬼子，心里多么着急呀！你没有被判处徒刑，获得了释放，真是万幸啊！“
”多亏牧师先生帮助，我的狱中生活过得还算顺利。听说您为我还给狱吏送了很多钱。真不知道该怎样报答您才好。牧师先生的恩情，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那时，牧师正准备到中国关内去。
我问他为什么忽然想离开吉林。
孙牧师长叹一声，凄凉地笑了笑说：
”张作相也萎靡不振了，在吉林已经没有可以庇护我们，支援我们的力量了。如果张作相不帮助朝鲜人，日本鬼子打进来就糟糕了。我以为三府合并，独立运动就会龙马添翼。可是，别说什么龙马了，他们还那么老是自家吵架，一天也不得安宁。我也无意再待在这里啦。“关内有一些他在临时政府任议政院副议长和议长时亲密相处过的人士，还有他兴士团时的团友。我想，孙贞道决心要去中国关内，其动机可能是要同这些人重新取得联系，更积极地投身于独立运动。
孙贞道牧师问我，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洲，看来已经是时间问题了，成柱你准备怎么办？
”我还有什么别的路可走呢？我准备组织一支大军，同日本帝国主义决一胜负。“
孙牧师惊愕地望着我，说：
”要拿枪同日本拼吗？“
”是的，除了这条路外，不是没有别的出路吗？“”你可要记住日本是世界五大强国之一呀。义兵和独立军都在日本的新式武器面前无能为力，畏缩不前了。不过，你既然下了决心，就大胆地干吧！“牧师的家比我初到吉林时显得寂寞冷落。为此我禁不住惆怅。从前，到他家来，可以听到留声机放出的音乐声，也可以看到独立运动者们热烈议论时局的情景；可以看到来找孙牧师的虔诚信徒，还可以听到少年会会员们唱《风啊，你不要吹》的悲戚戚的歌。
可是，现在这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些经常围着牧师打转的常客，都销声匿迹，逃到了柳河、兴京、上海或北京等地。曾悲切地放出《皇城旧址》和《流浪歌》的留声机也悄然不响了。
在那以后，孙贞道牧师本人也有一段时间到北京去过。北京有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成立初期与孙贞道牧师志同道合共过事的著名历史家和文人申采浩，除他以外还有其他许多孙牧师的同志。
牧师到达北京时，申采浩已经因为做东方联盟的工作而在登陆台湾时被捕并被押送到旅顺监狱。申采浩不在北京，他觉得很孤寂，冷清。牧师和申采浩的友情是那么深厚，以致撕不断割不开。
申采浩一心为向后代介绍我们民族悠久的爱国传统和灿烂文化，鼓吹爱国精神，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编撰国史。为民族的启蒙，有一段时期他对出版活动也倾注了心血。《海潮新闻》就是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流亡时出版的受欢迎的报纸。朴素心之所以常为《海潮新闻》写一些论文，是因为主办这家报纸的申采浩的名字在侨胞社会中广为知晓，许多人崇拜他的人格和文章的缘故。
在路线上，申采浩是武装抗战的提倡者。他认为，李承晚的”外交论“和安昌浩的”准备论“都是没有现实性的危险的路线；并极力主张，在以朝鲜民众为一方，以日本强盗为另一方，进行你死我活斗争的情况下，我们两千万民众应该团结一致走武装暴动的道路。
部分人士把李承晚推为上海临时政府的首脑时，申采浩抑制不住激愤，正面加以反对。这也是因为他平时对李承晚的”委任统治论“和”自治论“感到不满。
”李承晚是比李完用更坏的逆贼。李完用出卖了尚存在的国家，而李承晚却在祖国尚未光复时就把祖国出卖了。“
这是他在临时政府组阁会上像投出炸弹一样投出的一句有名的话。他在退出临时政府后发表的《朝鲜革命宣言》中也严厉批判了李承晚。
孙贞道牧师有时回忆当时的情况说：”申采浩是个性格像刀，主张像铁锭一样的人。当他谴责李承晚是比李完用更坏的逆贼时，我心里痛快极了。
申采浩的话是代表民心的。申采浩的心情，也就是我的心情。所以，我就和申采浩一道与临时政府诀别了。“
我想，参考他的这种言论，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看出孙牧师的政见了。
他断定，不论是自治论还是”委任统治论“，都是妄想。对安昌浩的”培养实力论“，他采取了半信半疑的立场，而对我们的要发动群众开展全民族的斗争来实现祖国的独立这一全民抗战论，则表示完全支持。这种革新的立场，使他不再感到有必要作为阁员留在以像李承晚那样的事大主义者、野心家为首脑的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而果断地把活动舞台转移到了吉林。
孙牧师到吉林后，同日本警察规定为”第三势力“的革新派人物取得联系，积极地参与了独立运动。他同新一代的青年也十分融洽，只要是青年人做的事，不管是什么，他都真心实意地给予支持。他任神职的大东门外的教堂，就等于是我们的专用集会场所。我常到这个教堂去弹风琴，指导演艺宣传队的活动。孙贞道牧师给我们解决我们所要求的一切，又真心支持我们的革命活动。所以，我像对待亲生父亲一样爱戴他，尊敬他。
孙贞道牧师也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疼爱我。我在监狱里受苦的时候，向张作相行贿，开展请愿运动，要求释放我的主导人物也正是孙牧师。
孙牧师不仅把我作为他朋友的儿子看待，而且把我当作具有一家之见的革命家对待。连在独立运动者中议论纷纷，而又难以解决的家庭问题，他也毫不犹豫地向我和盘托出，征求我的意见。
当时，孙牧师正为大女儿孙真实和尹致昌的婚姻问题大伤脑筋。吉林的独立运动者无论谁都反对这门亲事。孙牧师也感到不满意，认为女儿选错了对象。他认为，如果女儿嫁给了尹致昌，就是家族的耻辱。因为尹致昌是亲日派、买办资本家尹致昊的弟弟。当牧师由于说服不了女儿而十分着急的时候，独立军保守派为了从尹致昌那里索取资金，把他扣留了一个星期。
”成柱，这事怎么办才好呢？“孙贞道牧师征求了我的意见。
我觉得干预大人们的婚事不太合适，便踌躇了一会儿，小心地回答说：
”既然他们搞恋爱，爱上了，不是没办法分开吗？我看最好让他们随自己的意愿办吧！“
我在这样进言之后，说服独立军保守派人物释放了尹致昌。
孙贞道牧师到了北京后，第二年又回到了吉林。有些人说，这是应吴仁华、高远岩等革新派人士的邀请而来了。不知这种判断有多大的真实性。不管怎么说，孙牧师直到去世仍留在吉林。可见，北京方面的独立运动情况不能令人乐观，他的健康状况看来也不太好。
当我出狱见到孙贞道牧师时，他为我脸庞消瘦而担心，但我却为他满面病容而担心。他旧疾复发，连吃饭都感到困难。
”国家沦亡，人也病了，只是日夜长叹啊。全知全能的‘上帝’也不给我赐福。都是那个流放生活造的孽呀。“孙贞道牧师说。
1912年牧师在满洲进行传教活动时，因阴谋暗杀桂太郎的嫌疑被捕，在珍岛过了两年的流放生活。在这期间，他得了病。说也奇怪，群众爱戴的人，常常容易受病魔侵袭。
第二年春，我在明月沟听到了孙贞道牧师病逝的噩耗。向我传递这一噩耗的人说，孙牧师在吉林的东洋医院过早去世。
起初，我以为那不过是谣传。我怎么也不能相信牧师会因病猝死。我想，半年前见面的时候，他还没有卧床，而是谈论独立运动的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