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队有事要跟中央护卫队联系，他就借此机会来吉林找到了我。
我把跟车光秀的谈话内容和他第一次给我的印象，都告诉了崔昌杰，也谈到了车光秀还不肯开诚相见的情况。
崔昌杰说，他初次跟车光秀相见，也留下了同样的印象，但是一经熟悉，就看出了他是一块真金。
有一天，崔昌杰所属中队的中队长收到一份情报，说柳树河子学校里有个教员在宣传共产主义。
中队长立即下令去逮捕他。
那时候，独立军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共产主义者视为异己分子，因此崔昌杰担心车光秀会受到独立军队员的欺负，便派去了受过自己影响的队员，还一再叮咛他们对人不要粗暴。
那几个队员到了柳树河子，在车光秀住宿的家里吃了晚饭。看样子那顿晚饭十分寒碜，把小米干饭一泡在水里，就浮起了米虫和米糠。那几个习惯于到处受优待的独立军队员，立即大发脾气，骂饭菜不好，骂房东对待独立军的态度太不像话。
这时，车光秀出面保护房东说：
”这家房东已经好几天没见过一粒粮食，只用野菜充饥。今天你们独立军大人来了，他们特意到地主家去借了点小米来给你们做饭，尽了他们的心意。要问罪，就该向地主问罪，是他借给的赖米嘛。房东是尽心尽意地给你们做饭的，他们还有什么罪啊！“
车光秀这么一说，那些脸红脖粗地大发脾气的独立军队员，都无话可说，闭上了嘴。因为他说的句句有理，无可挑剔。
那几个起初大骂房东连独立军都不认得的队员，后来被车光秀的为人所感动，不但没逮捕他，反而回队向中队长报告说，车光秀不是共产党，是个了不起的爱国者。
崔昌杰说，他跟车光秀见过几次面，认为是一个值得结交的人。崔昌杰生性就有一种脾气，他一旦认为是个好人，就永远对他真诚相待，关心备至。
我心想，车光秀既然被崔昌杰看上，那他无疑是好人。
崔昌杰回部队以后，过了一个星期左右，车光秀突然来找我。他说，这几天，他闻遍了吉林的空气，接着没头没脑地突然问我，你打算怎么处理同民族主义者结成同盟的问题。
当时，因为蒋介石背叛了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就同民族主义者结盟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几乎成了一个辨别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试金石。我想，正因为这样，车光秀才一见到我就问我对同民族主义者结盟问题的看法。老实说，由于蒋介石的叛变，当时的中国革命出现了复杂的情况。
蒋介石叛变以前，中国革命处在蓬勃发展的高潮期，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合作，成了推动革命前进的强大动力。
从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起，中国革命以革命战争的方式，朝着在全国推翻反动统治的方向发展。从1926年夏天起，国民革命军打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肃清封建势力的旗帜，开始北伐，迅速地控制了湖南、湖北、江西、福建等省份，连续占领了长江流域的主要城市，给在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下占据着华北地区的张作霖反动军阀以很大的压力。
上海的工人经过三次英勇的起义，掌握了这座城市，武汉和九江的人民为北伐革命的胜利所鼓舞，收复了英帝国主义占据的租界。工人举行总罢工，响应北伐军进军，农民则同工人一道，冒着生命危险，大批地参加了北伐战争。
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破坏了国共合作，背叛了革命。他为了独揽革命的领导权，施展阴险的伎俩，开始把共产主义者赶出国民党领导机关和政府机关，并为了取得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援，积极推进幕后交涉。
车光秀十分愤慨地说，如果蒋介石没有叛变，中国革命一定会取得很大的发展。那么，同民族主义者合作的问题，也不会变得像现在这样很尖锐。
当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北伐革命提到日程上的时候，蒋介石就开始实行军事独裁，走上了对共产党实行法西斯白色恐怖的道路。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从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赶出了周恩来等所有共产党员。1927年3月，用武力强行解散支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和九江市党部。3月31日，又在重庆袭击群众大会会场，屠杀了大批市民。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野蛮地大肆屠杀革命群众，犯下了滔天大罪，血腥的屠杀一直蔓延到各个地方。
以这一事件为分界线，中国革命进入了暂时的低潮。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有的人甚至提出极左的主张说，应从中国革命的这种现实中吸取教训，共产主义者不要同民族主义者合作。
看来，这一切都给了车光秀以刺激。
为了光复祖国，朝鲜共产主义者应同民族主义者合作，这是我们从建立”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时起就一贯坚持的立场。
这天，我对车光秀说，在朝鲜，虽然有一部分堕落的民族主义者屈服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脚下，宣扬什么”自治“和民族改良主义，但是有良心的民族主义者和知识分子依然在国内和国外不屈不挠地为争取朝鲜的独立而进行着斗争，他们从不屈服。在日本帝国主义野蛮的殖民统治下，饱受苦难的朝鲜民族主义者，具有强烈的反日情绪。因此，我们应当同这样的民族主义者和民族资本家携手合作。
关于同民族主义者结盟问题的这种见解，是以对民族主义的我们的独特的解释为基础的。当时也和现在一样，我们认为民族主义是第一个出现在民族解放斗争舞台上的爱国思想潮流。
本来，民族主义是作为维护民族利益的先进思想出现的。
可以说在日趋没落的王朝政治的深渊中，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外来势力强迫开放门户，国家经受痛苦，命运危在旦夕之时，点起开化的灯火，高呼着”自主独立“、”保国安民“、”斥洋斥倭“的口号，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就是民族主义。当民族的主权遭到外来势力的残酷践踏，国土变成列强争权夺利的角逐场的时候，出现了维护民族利益的思想潮流，并成为群众的指导思想，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现象。
因为新兴资产阶级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帜引导了民族运动，就认为民族主义一开始就是资产阶级的思想的见解是不公正的。
在反对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族运动时期，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民族主义反映了民族的共同利益。
后来，资本主义得到发展，资产阶级成了反动的统治阶级，民族主义也就随之变成了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工具。因此，真心维护民族利益的真正的民族主义，和作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工具代表其利害关系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任何时候都必须区别对待。如果对这两者等量齐观，就会在革命实践中犯严重的错误。
我们反对和警惕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但对真正的民族主义，我们是支持和欢迎的。这是因为，形成真正民族主义的基础是爱国的思想感情。爱国心是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共同的思想感情，是能够使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在为民族的同一条轨道上和解、团结和合作的最大公约数。爱国家爱民族，是把共产主义同真正的民族主义连结起来的大动脉，是引导真正的民族主义走联共道路的原动力。
过去，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在爱国家爱民族的旗帜下，在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收复被外敌霸占的国土的斗争中，立下了不少功绩。
今天，在北方和南方存在着互不相同的社会制度和思想的分裂状况下，我们仍抱着能够统一祖国的坚定信念，并为实现这个目标而进行顽强的斗争，是因为我们从共产主义者和真正的民族主义者所共有的爱国家爱民族的思想感情中看到了能够实现民族和解大业的绝对源泉。
在单一民族国家的我国，真正的民族主义就是爱国主义，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原理。我始终重视同爱国的真正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并认为这是我们的革命胜利的可靠保证。
这是我从进行青年学生运动的时候起直到今天，一辈子坚持不渝的观点和立场。
那天，我见到车光秀的时候也强调说，必须区别对待真正的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车光秀听完我的话，一把握住我的手，激动地叫了一声我的名字”成柱“。
我并不认为，因为我的理论高深精湛，才说服了车光秀，而是因为我根据朝鲜的具体情况分析和判断一切问题，不讲空话，坚持重视革命实践的立场和思想方法，引起了车光秀的共鸣。从此，车光秀开始敞开了自己的心怀，一下子改变了对我的态度。在此以前，主要是我谈，他只是问，只是听。现在不同了，我不问他，他也主动谈心里话。
我们开诚相见，交上了朋友，我这才知道车光秀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
他比我大七岁，到日本念过大学。写文章，作报告，他都很擅长。他心地无比善良，在青年人中很受欢迎。他又是享有盛誉的马克思主义专家。他和朴素心就马克思主义问题进行争论，十分激烈，互不相让。火曜派的头头金灿一碰见车光秀，就挫了锐气，不敢造次。就马克思主义问题进行争论，金灿始终敌不过车光秀。车光秀曾把金灿当作神乎其神的共产党大人物，可是见了几次面以后，他对待金灿就像对待一个中学生那样随便。有一次我们让车光秀跟汉上派的头面人物申日镕进行争论，结果申日镕也不是他的对手。
车光秀有个特点，他的头总是轻微地向左歪着。这是他小时候脖子上长了疮，痛得老把头歪向一边养成的习惯。
车光秀是平安北道人，从小就很聪明，村里的人都夸他。他十几岁就到日本工读。他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向往共产主义，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在他摄取新的思想，艰苦工读的时候，日本的共产主义运动正处在低潮期。刚建立不久的日本共产党，由于1923年6月党领导核心的第一次大被捕和关东大震灾时的白色恐怖，大大削弱了。后来由于隐藏在党领导班子里的机会主义分子的阴谋活动，终于被解散。车光秀觉得，坐在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日本，去探索什么斗争方向，翻阅马克思的著作，都是无聊的事情。
于是他回到了汉城。他在汉城见到了一些搞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可是，他看到同是信仰马列主义的人，却搞出了那么多的派别和系统，十分错综复杂，他简直理不出头绪来了。他为了辨别各派的主张，探索自己该走的路，开始下功夫研究我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派别关系。然而，他好像走进了迷宫，一无所获。
三人一党，五人一派，派系不计其数。各派针锋相对，争斗十分尖锐，而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观点，实际上却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车光秀说，他在国内时，在宗派分子的阴谋活动中觉得最卑鄙龌龊的是洛阳馆事件。所谓洛阳馆事件，其经过如下：火曜派和北风会派两派人，在名叫洛阳馆的饭馆聚会的时候，对这两派的结合心怀嫉恨的汉城派，突然袭击会场，施加暴行，打伤了几个人。那些挨打受了重伤的人，向日寇的法院起诉，对汉城派的加害人提出了刑事诉讼。没过几天，北风会派又对汉城派施加暴行，打伤了他们。这么一来，汉城派受了重伤的人，又向日寇法院起诉，对北风会派的加害人提出刑事诉讼。
这类派系斗争愈演愈烈，竟至发展到各派竞相组织恐怖团体与对方较量的地步。
车光秀目睹这种情景，日夜长吁短叹，慨叹搞共产主义运动的人们竟堕落到了这种地步。他想了想，最后认为，满洲与苏联毗邻，到了那里也许能找到一条渠道同共产国际接上关系，进而可以找到一条朝鲜共产主义运动应走的新道路。他抱着这样的一线希望，离开汉城来到了满洲。
他一到满洲，就碰上了政友会宣言。
宗派分子们在这篇政友会宣言中竭力主张说，为了从派系斗争中拯救共产主义运动，应停止互相攻击，进行公开讨论，开展理论斗争，从而给群众指明真正的前进道路。
如果按照政友会宣言的主张公开进行论战，那么，从中得利的肯定不是朝鲜共产主义运动，而是日寇的高等特务警察。朝鲜共产党成立后，火曜派同汉城派闹对立，专搞派系斗争，他们为了显示火曜派势力强大，曾在报上公开了正在筹备中的民众运动者大会的72名筹备委员名单。这简直是利令智昏，只顾争夺领导权的宗派分子们把共产党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