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支持促成会和支持协议会的两大派系。他们互相勾心斗角，争吵不休。金东三、李青天、李钟乾等促成会派从正义府脱离出来；以金佐镇、黄学诛为头目的军政派也与新民府决裂。
吉林市是三府合并会议开得最多的地方。
吉林尚仪街有一座朝鲜人经营的叫复兴泰的碾米厂。住在吉林的独立运动者们把这座碾米厂的办公室用作寝室兼办公室。来自南满、北满和东满的独立运动者，也都把这个地方当成熟铺子，经常到这里来聚会。因此，复兴泰没有一天是清静的。就在这里，三府合并会议开了一年又一年。
复兴泰碾米厂位于来往毓文中学的路口上，所以我有机会经常接触来参加会议的代表。
这座碾米厂的主人是憧憬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者，是给人碾米，收点碾米费来维持生计的小企业家。
有一天，我走进了碾米厂，有几位认识我的老人，把我介绍给金佐镇、金东三、沈龙俊等三府合并会议的代表，说我是金亨稷先生的儿子，然后开玩笑地附带说了一句：”他的思想可和我们不一样啊！“我笑着说：”您这样说，可就难为我了。诸位先生也是要争取朝鲜独立的，我也是要争取朝鲜独立的，思想怎么会不同呢？“我这么一说，他们就提出根据说，看你们搞的好像是社会主义运动嘛！
这是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再好不过的机会。于是我对他们说：”目前，青年们搞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世界趋势，青年都向往共产主义。别人都搞共产主义，为什么朝鲜青年就不该搞呢？要是我们看不到新的，老是抱着旧的不放，朝鲜的将来会是怎么样呢？先生们都是我们的先生，我们是新的一代，先生们如果不理解我们青年的心情，就有点困难啦！“他们听罢，说道：”不论你搞的是什么，我们不会管你的。不管怎样，你们不会来打倒我们吧！“我很有礼貌地问他们，先生们凭什么说我们青年可能会去打倒你们呢？
类似这样的事情，后来也有过几次。
我在来来往往的路上有时进去看看他们，但总是听不到三府合并的消息。独立军的领导人把会拖得真叫人心烦。
我在同三府领导人接触的过程中，了解到他们的生活，真是暮气沉沉，枯燥无味。
前面谈过，吉林城外朝阳门附近有个打出三丰栈牌子的客栈。每当三府合并会议休会的时候，独立军的领导干部就凑到那里，进行牵制别的派系的秘密会议。
这座客栈附近有孙贞道主持的教堂，是我们用来教育群众的场所。所以，一到星期六下午或星期天，我自然就能看到聚在三丰栈里的独立军上层人物的生活情况了。
他们住的房间里常放着一张光油油的棋盘，这是店老板怕他们闲得无聊，特意给他们准备的。独立军老头子们在这里不是成天磨牙，就是攻呀挡呀地喊叫着下棋，以消磨时间。
旅店老板为侍候这些独立军头子，几乎把老本都掏出来了。他们一来住店，就从太丰合碾米厂拿最好的米来给他们做饭，顿顿给他们吃肉、鱼和豆腐等菜。他们天天通宵达旦地下棋，夜餐还要吃荞麦冷面。
听老板的女儿说，他们吃这些都不拿钱。每晚，她还给他们跑腿，打酒买烟，弄得连觉也没法睡好。有一次，她对自己的母亲说：”妈，咱家老这样给他们吃喝，过不上三个月，家底就要朝天，变成叫花子了。“她母亲却责备说：”他们都是为光复祖国打仗的大人物，咱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呀！等作好了准备，他们会去打仗的。你可再别说那种话啦。“然而，独立军的指挥员们别说什么打仗，就连武器都归拢到一块藏在仓库里，成天无所事事，白吃闲饭。当我们去找他们时，他们却打开像帐本一类的东西，装出在做工作的样子。他们不愿让年轻人看出他们是游手好闲的懒汉。
有时，他们用拳头或木枕敲着桌子，污言秽语地互相谩骂。争论的主要焦点是三府合并后应由哪一派掌握实权的问题。他们都炫耀自己的一派活动历史长，功劳大，管辖区广，群众多等等，极力抬高自己，贬低别人。一到晚上，却又摆上酒席大吃大喝，耍酒风，直到第二天快中午的时候才起床。
有一个星期天，我们到太丰合碾米厂去，遇见了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的财政部长，同他进行了一场争论。
他带几个同僚来吉林参加三府合并会议已有好几个月了。他经常接触青年，喜欢同年轻人开玩笑，言谈中说出不少进步的思想。所以我们见到他，都称他先生，也毫不掩饰地对他说出我们的心里话。
那天，我们跟他闲聊时，对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批评了几句。我们几个青年人围着他坐在一起，对他发起攻击：你们目无国家和民族，不顾百姓死活，来到外国还争吵不休，都想着争夺一个好地位，这样还敢谈什么爱国吗？
即使你们在这里当上了官，充其量也不过是可以到农村去对几家农民指手画脚，逼缴军款罢了。你们争夺这样的权力有什么必要呢？
财政部长听了我们正当的忠告，理屈词穷，无言以对，最后竟勃然大怒，说我们侮辱他的人格。
”你们敢反对我？好啊，你们都是好汉，而我们都是孬种。既然这样，你我都把脸丢个干净吧！“
他一边大叫大嚷，一边哗啦哗啦地脱衣裳，声称要赤身裸体上街乱跑，给朝鲜人丢丑。他的意思是，既然自己受了侮辱，就该给民族抹黑，好给自己解恨。
我见过许多人，可从未见过这种人。身为临时政府的财政部长，看其行为，竟是一个地道的无赖、流氓。要是他真地跑到碾米厂的墙外去，那可就糟了。财政部长丢脸，也就等于我们丢脸，等于给朝鲜人丢脸。于是，我们好说歹说，好不容易才劝他安静下来，给他穿上了衣服。
那天，我们在回家的路上都说，再不要和这种人来往了。受点批评，就要赤身裸体跑大街的人，搞独立运动，还能搞出什么名堂来呢？若是穿开裆裤的孩子，还情有可原，可是一个上了岁数的人竟干出这种丑事，岂能称之为政治家？
这个人给临时政府丢尽了脸。当时，满洲地区本来就有许多人不以正眼看待临时政府。他们厌恶临时政府专搞派系斗争，厌恶它搞乞求外交，厌恶它募集军费，挥霍无度，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临时政府征收人头税和救国义务金还嫌不够，竟发行公债，也不惜作出卖官封爵的勾当，到处去找那些有钱人，发给他们”任命状“，任命某某为某道观察使，某某为某郡郡守，某某为某面面长，然后按职位征收相应的费用。
民族主义者不合不并，继续搞派系斗争，日本帝国主义者则趁机派走狗打进他们内部，轻而易举地捉拿反日独立运动者。其中最令人痛心的是吴东振的被捕。日寇警察派自己的走狗金宗源去对吴东振说，朝鲜的大金矿老板崔昌学已到长春，只要跟他好好交涉，就能解决一大笔独立运动资金。他们这样把吴东振诱骗到长春附近的兴隆山车站，逮捕了他。
我听到这个消息，悲愤难忍，好几天连饭都吃不下。
真是祸不单行。此后不久，吴东振的儿子吴京天在吉林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发生了火灾，不幸被烧死了。我冲进火场把他背了出来，但未能把他救活。吴东振的夫人，因丈夫被抓去坐牢，儿子又遭了不幸，悲伤过度，竟至精神失常，不管我们怎样安慰怎样照料她，都无济于事，终于含冤离开了人世。
当吴东振在狱中抱着宁死不屈的决心坚持斗争的时候，那些独立运动的上层人物却以三府合并为名，天天聚在一起，不是喝酒就是吵嘴，为争权夺利消磨时间。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当然很不舒服。
东振的逮捕中尝到了甜头的日寇警察，更加张牙舞爪地要捕捉更多的反日运动者。而三府领导人却还没有清醒过来，仍在那里空话连篇，争论不休。
有一天，不知刮起了什么风，三府的领导者们都把沙子装在裤筒里，在碾米厂围墙内跑来跑去地练跑步。我看到这情景，非常难受。正当日寇对满洲的侵略迫在眉睫，祖国的命运愈加暗淡无望的时候，这些声称为朝鲜的独立而战的人，却在搞这套玩艺儿，实在太不像话。
我忍无可忍，恳切地对他们说，我们原以为，吴东振司令被捕以后，先生们一定会大有所悟的。日本鬼子正在不择手段，一个个地逮捕有名的反日运动者，处以刑罚，而先生们仍聚在这里只顾开会，难道这是对的吗？我们青年学生衷心希望你们早日实现三府合并，使南满、北满和东满的所有独立运动者都能通力合作，把所有朝鲜人都能紧密团结起来。
然而，三府领导人仍然继续争吵，继续高谈阔论，白白地消磨着时光。
当时我心中的焦躁和不安是难以言表的。所谓搞共产主义运动的人，都热中于派系斗争，拥有一定武装力量的民族主义者也落到了这种地步，怎么能不使人焦躁不安呢！
我想来想去，决心再次给民族主义者以更大的刺激，写了一出讽刺民族主义者争权夺利的话剧。这就是一直流传到今天的《三人一党》。
排演就绪，我去邀请了三府领导人。我对他们说，诸位先生都忙于开会，非常辛苦，我们特意为先生们准备了一出话剧，请大家都去观看，也顺便解除疲劳。他们都很高兴，都到孙贞道的教堂来了。
演出先表演了几个歌舞节目，最后把这出话剧搬上了舞台。
开始，那些老头子都很高兴，说这出剧很有意思。但当他们看到剧中三个人争夺一个座位的时候，觉察到这是讽刺他们的，就都变得面红耳赤，一边往外溜，一边说：”坏小子们，竟敢侮辱我们？那个成柱变坏啦。“第二天早晨，我们去找他们，我若无其事地问：
”先生们昨晚为什么没有看完就走了？戏剧要看到最后才有意思，不是吗？“
那些老头子大发雷霆，问我昨晚都骂了他们什么。
我向他们照实说了我们的心里话：
”先生们，有什么可生气的呢？先生们老那么争吵，我们看着也挺着急难受，才演了这么一出戏。昨晚演的戏反映了我们青年人的想法，先生们也该了解了解青年人都在向往什么，群众都在要求什么。“他们听了我们十分中肯的话，受到了激励。他们说，为了不再让他们青年人看笑话，也该搞出一点什么名堂来了。
此后，三个府总算在形式上以国民府的名义实现了合并。这是由正义府的残留派、新民府的民政派和参议府的沈龙俊派联合而成的半拉子合并。
正义府的脱离派、参议府的促成会支持派、新民府的军政派则另组织一个叫作临时革新议会的团体，与国民府并立。
各派的领导人虽然凑到国民府的房檐下去了，却都背对着背，各做各的梦。
民族主义营垒里的保守势力就是这样排斥新思想潮流，专搞派系斗争，最后宣告了自己的衰亡。他们之所以下肯上战场同日本帝国主义拼斗，而专搞派系斗争和扯皮吵架，虚度光阴，是因为他们没有一种依靠朝鲜民族自己的力量去光复祖国的坚定决心。
历史终于提出了要在民族解放斗争中让新一代接替老一代的不容推迟的任务。我们认为，能够承担起这一任务的主人公，就是青年共产主义者。
八车光秀找到的路
每当我回忆吉林时代时，就有许多难忘的面容浮现到我的眼前。这些面孔中，车光秀一向占在前列。
我第一次见他，是1927年春天。
最先给我介绍车光秀的是崔昌杰。华成义塾停办后，崔昌杰在正义府的一个据点－－柳河县三源浦－－当独立军。
有一天，崔昌杰突然派交通员给我送来一张纸条，告诉我不久将有一个名叫车光秀的人去吉林，要我和他见一面，还说他自己也将很快到吉林来。
过了几天，我在基督教青年会馆发表演讲，走出来的时候，一个微歪着头，戴着眼镜的青年突然走到我面前，没头没脑地问我认不认识一个叫崔昌杰的人。我回答说认识，他二话不说，就先伸手握住了我的手。这个人就是车光秀。
这天，车光秀跟我谈话，总让我多讲，自己尽量少说，因而我们之间的谈话可以说用的是他问我答的方式。
谈过话，他也不说一声到哪里去，站起来就走了。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待人态度生硬，不好接近。
过了几天，崔昌杰真地来到了吉林。吉林有正义府的领导班子，他们的中央护卫队的营房就在新开门外。崔昌杰所在的中队有事要跟中央护卫队联系，他就借此机会来吉林找到了我。
我把跟车光秀的谈话内容和他第一次给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