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委托受我们影响的一位朝鲜人小学的女教师，请她带领信教的学生们到教堂去，参加礼拜。
那位女教师，照我说的话把学生都带到教堂去，让他们祷告上帝：“全知全能之父上帝哟，我们饿了，请给我们米糕，给我们面包吃吧。”祷告下一整天，他们自然没有得到米糕或面包，肚子却饿得咕噜咕噜直响。
下一回，我就让那位女教师带领学生到收割过的麦地去拾麦穗。女教师真的带学生到麦地去了，而且捡了相当多的麦穗。然后把这些麦穗带回去磨成面，做了面包，分给了学生。学生们吃着面包，产生了与其祈求上帝，不如用劳动换取粮食的想法。
这个做法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在改造青少年的思想意识，消除陈腐习俗方面，却是一个好方法。
我们劝阻青少年上教堂去，不断地教育他们不要做迷信的俘虏，其目的并不在于要打倒宗教。青少年如果沉湎于迷信，绝对相信耶稣的教义，就会变成对革命毫无用处的软弱无力的人。因此，我们的目的是要防止他们落入这种地步。虽然没有当信徒就不能革命的道理，但是对青少年来说，他们还缺乏对世界的科学认识，有可能从宗教所包含的不抵抗主义因素中受到消极的影响。
到了吉林，我看见有些少年会员在街上走路还唱着赞美歌。宗教对青少年的影响已有如此之大。唱赞美歌，是不能向敌人的火力点冲锋的。对我们来说，更需要的是会唱决战之歌的战士，而不是唱赞美歌的宗教信徒。
因此，我们向青少年大力普及革命的歌曲。这样，那些曾经在走路时也唱赞美歌的青少年，不久以后，就开始唱着《少年爱国歌》、《朝鲜人吉林少年会歌》，在大街上昂首阔步地行进了。
自从组织了朝鲜人吉林少年会和朝鲜人留吉学友会以后，在我们进行的活动中，至今难忘的是，那年暑假办的国语讲习，我们让上中国小学的朝鲜少年和不懂我国文字的孩子们都参加了讲习。他们大部分是在满洲出生的，在满洲出生的孩子们，中国话比朝鲜话讲得好。
我们从那时就提出了“朝鲜人要熟悉朝鲜”这个口号。
桂永春、金园宇、朴素心轮班讲课。那时，我们没有专讲课的教师，组织里的骨干分子都是教师，也都是讲演者。
历时20天的讲习班结束后，参加过讲习班的少年，个个都能读儿童杂志了。
少年会和学友会按照青少年的爱好，组织了龙潭山远足和江南公园野游，组织参观和踏勘文化遗迹，还组织了各种课外活动，如：报告会、讨论会、学习会、演讲大会、读书心得发表会及教唱歌曲、文艺演出等。
当时，我们常把江南公园和北山作为秘密活动的场所。江南公园是松花江上的一个岛子，像绫罗岛一样美丽。吉林的资本家们在这里种了很多树木，把它点缀得像植物园一般秀丽，叫人们买票入场，以此赚钱。那里的空地里还栽了花生。我们在那里举行了很多次以野游为掩护的秘密会议。
北山是比江南公园更理想的秘密会议场所。在草木茂盛的夏季主要利用江南公园。北山则不受季节的限制，不分四季都可以利用。北山是吉林游人最多的游园地。因此，北山及其周围是吉林市里服务行业最密集的地方。伸向北山的道路两旁，各类饮食店、糖果棚、玩具铺、烟阁子、杂货铺、茶馆、娱乐场等，鳞次栉比，还有专卖洋货的较大的京广洋货商店。
北山游人多，不仅是因为那里风景美，而且还有药王庙等许多名胜古迹。
药王庙是供药王的庙宇。
在吉林，每年6月4日到6日是庙会期，由省政府主持举行庆祝药王诞辰的官方制定的活动。一般市民自不必说，连有官有职的人也都来赶庙会。
有庙会的三天，还宣布为假日。
在庙会期间，警察当局在北山脚下大路的东边，设临时派出所，架设电话，山上还部署了警察班，以维持工商界的秩序，还为药王庙、关帝庙、娘娘庙的香火不致引起山火，严加戒备。在这三天庙会期间，马车夫和人力车夫能挣到十倍于平日的钱。
做买卖的人，都把这三天庙会当作赚钱的好机会，而这个城市的志士和先觉们，则打着省立通俗讲习所的牌子，把庙会当作对群众进行启蒙的社会教育的讲坛。职业各不相同的启蒙活动家，到处挥着拳头高谈阔论，他们讲的主题更是名目繁多，爱国、道德、守法、美感、实业、体育、卫生，等等。
这五花八门的热闹场面，除了北山，哪里也看下到。
我们也夹在这乱纷纷的人群里，把先进思想灌输给群众，有时还进行秘密会议。药王庙的地下室，差不多成了我们专用的会议室，因为我们把那个庙的和尚争取过来了。“
我在吉林上学时，作过很多次讲演。有时，还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讨论会上去作演说。吴东振、李铎等正义府的领导人，每逢国耻日（8月29日）、3月1日和檀君诞生日（10月3日）等主要纪念日，就召集市内的侨胞和青少年学生，举行讲演会或讨论会。
留吉学友会成员当中，常常就李俊的方法对还是安重根的方法对这个问题发生争论。因为争论了多次也毫无结果，所以我们在旅吉学友会改组为留吉学友会的那年夏天，又把市内的朝鲜学生都召集在孙贞道的教堂，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通过那次讨论会，吉林的青少年大大提高了觉悟。他们第一次认识到恐怖行动成不了事；请愿，更不行；期望大国会给予帮助的想法，也是妄想。他们一致认为，为了争取朝鲜独立，必须探索出一条新的道路。
当时在吉林进行的讨论会和读书心得发表会上，常常讨论与朝鲜革命实践有关的问题。
我们把每年5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定为”少年会日“，在这天开运动会，让吉林市内的朝鲜青少年及其家长、志士和独立运动者都来参加，从而创造了团结的气氛，青少年团结起来后，就动员他们参加教育群众的启蒙活动。
连那些十岁左右的少年会员，都在假期到江东、六大门、新安屯、大荒沟等近郊农村去，一面帮农民干活，一面做启蒙工作。
在派系斗争很激烈的吉林，我们把那些百人有百种想法的青少年，变成了有同一种想法的青少年，这的确是可贵的成就，难得的体验。
由于朝鲜人吉林少年会、朝鲜人留吉学友会、马克思列宁主义读书小组的积极活动，以”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员为核心的新一代的革命力量，得到了迅速的成长。
驻吉林的日本总领事也看出了这一点，开始注意我们的活动。总领事对在吉林一带出现的新的革命力量迅速扩大一事，不胜惊讶，在呈报本国外务大臣的正式文件中敲了警钟，说这个队伍组织力很强，有成为一支可怕力量的危险，必须特别加以注意。
日本帝国主义不害怕内部四分五裂的朝鲜共产党的宗派集团，也不怎么害怕缺乏实践能力、对群众的渗透力微弱的民族主义势力，而对我们这支队伍的存在，非常害怕。因为我们不搞派系斗争，不对任何人察颜观色，深入人民群众、以独立自主的方法开辟革命道路。
吉林出现了新的运动的消息不仅传到满洲各地，还传到国内和中国关内去了。这个消息主要是由到吉林读书的留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传出去的。
为了汇合到我们的运动中来，有很多青年从国内、日本、滨海省和满洲各地来到了吉林。来找我们的青年，情况千差万别，有与独立军有关系的，有到日本勤工俭学的，有与白党打过仗的，有在黄埔军官学校毕业以后参加过广州起义的，有为躲避国民党的追捕到处辗转的，也有列宁的崇拜者、孙文的崇拜者、卢梭的崇拜者，等等。他们的政见、组织关系、生活经历各不相同。金赫、车光秀、金俊、蔡洙恒、安鹏等，也都是在那个时期来找我们的。
我们一方面教育他们，把他们吸收到”打倒帝国主义同盟“中来，另一方面，把组织扩大到市内各个学校去。
在这过程中，我们想到应该有一个比”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更大的阵容，能吸收更多的人的组织，出于这种必要，1927年8月27日，我们把”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改组为反帝青年同盟。第二天，又以”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精髓分子为基础，创立了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反帝青年同盟照样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口号，并继承了它的纲领，是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性的非法青年组织。它主要由朝鲜青年组成，但也吸收了一些反帝立场坚决的中国青年。
反帝青年同盟对把反日青年大众团结到革命队伍中来，并为巩固反日斗争的群众基础，作出了巨大贡献。
这个组织渗透到文光中学、吉林第一中学、吉林第五中学、吉林师范学校、吉林女子中学、吉林法政大学等有朝鲜学生的市内所有学校。这个组织还在江东、新安屯等吉林近郊的农村地区以及柳河县、桦甸县、兴京县一带扎下了根。凡是有朝鲜青年的地方，都有这个组织。
不久，反帝青年同盟用油印机印了宣传材料。
那时，我们为了团结更多的青年，一到星期六，放学后就到近郊的农村去。星期六放学后出发，办完事，星期天下午就回来。
我们之所以把”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改组为反帝青年同盟，并紧接着创立共产主义青年同盟，是因为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在吉林和抚松一带，吸收青年学生参加的各种合法的和非法的群众组织，有了很大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有一个能够对所有这些组织进行统一领导和管辖的组织。
建立一个新的青年先锋组织，是当时青年运动发展的合乎规律的要求。
那时，我同所有这些组织都有关系，所以常常通过我一个人的活动，建立了各个组织相互间的联系。崔昌杰、金园宇、桂永春等人，也都是以青年共产主义者个人的名义，同各个学生青年组织建立关系的。
从当时的形势看，建立新的先锋组织也是个迫切的问题。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加紧准备侵略满洲。日本帝国主义一面对朝鲜人民加强暴力镇压，一面在满洲同反动军阀相勾结，为扼杀朝中人民的反日势力，疯狂活动。
朝鲜青年到处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军阀，奋起开展斗争。这种情况，迫切地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先锋组织，能够有组织地团结并统一掌握青年学生，熟练地领导他们进行斗争。
从青年运动由于腐朽的民族主义者和宗派分子争夺领导权而濒临四分五裂的情况来看，也需要一个先锋组织，以拯救青年，摆脱分裂的危机，从而正确地引导他们走统一团结的道路。这是落在新一代共产主义者身上的刻不容缓的时代任务。
当时，在中国东北地区，非法的青年组织有满洲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团，合法的青年组织有南满洲青年总同盟、北满洲青年总同盟、东满洲青年总同盟、吉林青年同盟、吉会青年同盟、三角洲青年同盟等许多团体。
因为各个派系的宗派分子都去拉拢这些青年团体，又有各个不同势力的民族主义者，竞争式地把手伸向这些团体，连属于那些团体的人，都弄不清自己所属的团体到底是共产主义的，还是民族主义的。青年学生就这样分成许多派系。有的学生受着ML派或火曜派的影响，有的同样是民族主义者的子弟，却还要根据他们的父亲所属的团体，分为正义府一边的、参议府一边的、新民府一边的，其中还要分成保守派和革新派。由于见解和所属团体各不相同，他们总是处在反目不和的状态中。
要改变青年运动的分裂状态，使青年们摆脱民族主义势力和宗派分子的影响，引导他们走上真正共产主义的革命道路，就必须建立新的先锋组织。
坦率地说，如果那时朝鲜共产党多少能起到自己的作用，就用不着我们为这些问题费心了。存在着以共产主义为宗旨的党，还有很多青年组织，然而却一点也得不到他们的帮助，哪里还有比这更令人焦虑和痛心的事呢！
朝鲜革命，由于本身的特殊性，内含着复杂的问题，步步都有障碍和困难。
同宗派分子的关系、同民族主义者的关系、同中国人民的关系、同共产国际的关系，都经常出现复杂的情况。加上在满洲活动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受着日本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军阀的双重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熟练地领导革命，就必须有一个能够承担这个任务的久经考验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指导理论。
在为实现”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宗旨而斗争的过程中，许多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