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是张学良按照蒋介石的指令，开始在满洲土地上换上国民党旗帜还不久的时候。蒋介石的特务组织已经把魔爪从沈阳伸到吉林。虽然国民党爪牙们还没能把毓文中学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但是革新思想强的该校教职员和学生的活动，时刻都处在军阀及其走狗的注视之中。
正是在这样的时候，新教员到任了。所以，学生们不能不以十分紧张的情绪等待着语文课。
尚钺先生只上一堂课就使学生们的紧张情绪云消雾散，并深受我们的欢迎。他在一课时内把长达120回的《红楼梦》的庞大梗概全讲完了。提纲挚领，又不断插入重要生活细节，讲得那么精练，使我们一下子完全把握了这部小说的结构和一个家长制传统支配的贵族家庭的没落过程。
尚钺先生讲完课一走出教室，学生们就欢呼起来，说毓文中学来了个宝贝老师。
《红楼梦》的内容，他谈得很多，可是对其作者却介绍得很少。
第二天，我找到在操场边上散步的尚钺先生，请他具体地介绍一下《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他说，上课时因为时间不够，作者的经历就省略了，你提出这个要求是可以理解的。接着详细地给我介绍了曹雪芹的生平和家史。
听完他的介绍后，我当场就作者的出身与作品的阶级性质的相互关系向他提出了几个问题。
尚钺先生对这些问题也作了明快的解答。他首先说这是他个人的想法。
然后才说，作者的出身影响作品的阶级性质，这倒是事实。但决定其性质的绝对因素并不是作者的出身，而是作者的世界观。他把曹雪芹作为例子加以说明。曹雪芹虽然生在一个受康熙皇帝特殊待遇的贵族家庭，在富裕的环境中长大，却能形象地反映处于衰亡时期的封建中国的内幕和它灭亡的必然性，这是因为他的世界观是进步的。
那天，尚钺先生对我说：
“今天成柱同学来找我，做得很对。如有疑问或想知道的问题，就不要犹豫，马上就去请教于老师。这是在科学研究中学生应采取的态度。不要受时间、场所的限制，要多提些问题。我喜欢多提问题的学生。”尚钺先生的这段要多提问题的话，吸引住了我。本来我这个从小学时代起一直以多提问题而出名的学生，入了毓文中学以后仍提很多问题，使教师们感到厌烦。
尚钺先生说，他家有《红楼梦》，也有摘录了曹雪芹简历的资料集，想看的话，随时都可以来拿。就这样，我有幸作了尚钺先生的第一个客人。
我祖父常说，学生老是出入老师家是不可取的。不用说在私塾学着《童蒙预习》之类的书长大的老一代人物，就是所谓靠新式学问开明了的大人当中，也有很多和我祖父同样见解的人。学生如果常常窥见老师的生活内幕，就不把老师看得神秘了。应该让学生把老师看得像既不吃饭又不小便的神仙一样，这样才能树立老师的权威。为此，教师应该就要在师生之间设一道屏风。这是我祖父的一贯主张。
祖父说，自从我父亲在私塾念书时就有了这种想法。
我父亲上的顺和书塾有个叫金志诚的老师，他特别爱喝酒，都说他只要喝了酒，连纱帽掉了也不知道。他三天两头地叫当接长（等于现在的学生班长）的我父亲去替他打酒来。起初，我父亲还服服帖帖地听从了老师的吩咐。
后来有一次我父亲看到那位老师酩酊大醉，在回家的路上倒在路旁水沟里。
从那以后父亲就改变了想法。
有一天，那位老师把一个大酒瓶递给我父亲，又要他去打酒。我父亲走出书塾大门后，在岩石上把酒瓶摔个粉碎，回来向老师说，被一只老虎追赶，路上栽了跟头把酒瓶摔碎了。老师听了，无可奈何地说：“嘿嘿，难道白头山的老虎来到了万景台！竟至亨稷对我撤谎的地步，可见我的熊相在你们眼里多么难看啊。叫你们去打酒是我的错。”从那以后那位老师就戒了酒。
虽然老师和酒诀别了，可是他那倒在水沟里散发出酒臭的洋相，深深地印在我父亲的脑海里。师生之间只有隔一道屏风才能维持师道尊严，祖父的这一一贯主张，就是以这种事例为基础的。
尚钺先生还没有来得及设屏风，我就一下子跳进了尚未向任何人开放的先生的生活深处。
先生的书架上有几百本书。这是我所看到的最丰富多采的书架。尚钺先生可以说是书的富翁。书架上还有很多英文的小说和传记文学作品。
我站在书架前，久久舍不得离开。把这书架里的知识全都掌握了，不就等于多念了一所大学吗？尚钺先生来毓文中学任教，对我来说也是个幸运啊，我边想着这些边信手取出书看。过会儿，我问老师说：
“老师，您为置备这些书用了几年时间啊？”
尚钺先生嘴边挂着微笑，走近书架望着我的脸说：
“花了十年左右的时间。”
“要把这些书读完，您想需要多长时间呢？”
“勤则三年，懒则百年。”
“老师，如果我要限期三年把这些书都读完，那么您可以把书架对我开放吗？”
“可以，不过有个条件。”
“只要您肯借书给我看，什么条件我都可以接受。”“不是别的，成柱将来一定要做一名作家，这就是条件。我很早就想培养一两个能够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出贡献的作家后备力量，我想成柱是不是可以做其中的一人呢？”
“老师，您这样相信我，实在感激不尽。说实在的，我对文学课特别喜爱，对作家这个职业，也十分憧憬。祖国独立后也许选择文学的道路。可是老师，我们是被人家霸占了祖国的亡国民族的子弟。我父亲为光复祖国奔走一生，在苦难中去世了。我决心继承父亲的遗志，将来献身于独立斗争。这就是我最大的理想和抱负。解放民族的斗争，就将是我的职业。”尚钺先生倚着书架，表情深沉地连连点头，然后靠近我，把手放在我肩上轻声说：
“好样的，成柱，如果你的理想是独立斗争，我就以你这个理想为条件，把我的书架统统向成柱开放！”
那天，我借了《红楼梦》回宿舍。
尚钺先生第二次借给我的书是蒋光慈的小说《鸭绿江上》和《少年漂泊者》。
我很感兴趣地读了这两部小说。特别是以叫李孟汉和云姑的朝鲜青年男女为主人公的小说《鸭绿江上》，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以后又借了高尔基的《母亲》。
我们这样通过书和文学建立了特殊的关系。
不管是什么书，凡是我要看的，尚钺先生都借给了我。如果我要的书，他的书架上没有，他还特意抽出时间到别处去给我弄来。我每读完一本书，他就一定要我谈读后感，这就算借书的代价了。
我们还就高尔基的《仇敌》和鲁迅的《祝福》交换了意见。
在这过程中，我和尚钺先生就很自然地常常交谈对文学的看法。我们的谈话焦点是文学的使命问题。我们就文学如何反映现实，如何推动社会发展的问题交换了很多意见。
尚钺先生说，文学是引导人类走向文明的灯火。他经常说，如果说机器推动生产的发展的话，文学则完善使用这种机器的人的人格。
尚钺先生以特别深厚的感情对待鲁迅和他的作品。他是鲁迅的文友，又是鲁迅领导的文学小组的一个成员。他在进行小组活动时写的短篇小说《斧背集》，得到鲁迅的好评。这篇小说写的是罗山一带的人民反对封建习俗的斗争。据尚钺先生的女儿尚晓媛说，鲁迅读过《斧背集》之后，也指出过这个作品的不足之处，说缺乏锐利性。
尚钺先生克服了早期创作中的不成熟，在30年代创作出像《预谋》那样在思想和艺术上精练的作品，博得了广大读者的好评。这部长篇小说，由当时在云南省出版的杂志上连载。在80年代，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单行本出版了《预谋》。
除了《预谋》、《斧背集》外，尚钺先生还创作出长篇小说《矛》、《狗的问题》向读者献礼。他虽然从事教育事业，却一刻也没有中断作家的思考。
起初他想引导我走文学道路，并不是偶然的。
我还从尚钺先生那里借阅了《陈独秀选集》。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掌握过中国共产党的实权的人。
起初尚钺先生不大愿意借给我那本书。他说弄不好会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中受到不好的影响。他还说，他在北京大学念书之前，陈独秀在北京大学作为文学系主任进行过活动，许多教职员和学生部曾为他是本大学出身而感到自豪。他说：“老实说，有一个时期我也崇拜过陈独秀。我读着陈独秀编辑出版的《新青年》杂志和他的早期论文，不知不觉地被迷住了。
可是现在我对陈独秀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
尚锁先生接着说，在五·四运动时期和共产党建党初期受到那么多人爱戴的陈独秀，之所以威信扫地，是因为他推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错误，最严重地表现在对农民问题的立场和态度上。
斯大林早在1926年就指出，农民是中国反帝战线上的基本力量和工人阶级的最主要、最可靠的同盟军。但是，陈独秀却轻视农民。他怕农民同土豪出身的新军阀发生冲突，因而反对农民干预行政，反对农民的积极自卫。一句话，他企图限制农民斗争。
陈独秀的错误还在于：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借口下，反对农村革命，害怕资产阶级退出革命战线。他的投降主义路线反而招致了助长资产阶级背叛革命的后果。
这就是尚钺先生对陈独秀的看法。
正如他正确指出的，陈独秀的文章里包含着可能给革命带来莫大危害的投降主义因素。
我读完《陈独秀选集》后，为了交流对农民问题的看法，同尚钺先生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这次谈话中谈到的是：农民问题在朝鲜革命和中国革命中所占的地位的共同性是什么，差别是什么？列宁关于农民问题的战略中可以作参考的是什么，要使农民起到革命的主力军作用，应该怎么办等问题。
我对他说，正如农业是天下之大本那样，农民不也应该看作是天下之大军吗？
尚钺先生对此表示同意，并说轻视农民，就是轻视农业，轻视土地，因此，有着再好的宗旨的革命也难免失败。他说，陈独秀犯的错误，正是因为忘记了这个道理。我通过这次谈话确信尚钺先生是共产主义者了。同时，尚钺先生也知道我是搞共青活动的人了。他的感受性和判断力是惊人的。尚钺先生是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他在家乡领导农民运动时被国民党反动军阀逮捕，在浙江省陆军监狱坐了一年多的牢，受尽了种种折磨。后来在朝鲜人军医的帮助下获得保释，化名为谢仲武，来到满洲地方，由叫楚图南的人介绍来到毓文中学。就农民问题交流了看法之后，我常常同尚钺先生谈论政治问题。当时在吉林的青年学生中政治论争开展得很活跃。中国处于大革命时期，朝鲜也处于群众运动高涨的时期，所以，可以引起论争的问题是不胜枚举的。
在朝鲜青年中，围绕着李俊的方法对，还是安重根的方法对的问题，开展激烈论争的，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很多学生对安重根的斗争方法给予绝对肯定的意义。
我问尚钺先生对安重根的斗争方法有什么看法。他说，当时安重根的做法当然是爱国的，不过，斗争方法却是冒险主义的。他的这一回答，和我的想法相一致。我认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用处决大军阀的一两个走狗的恐怖方法是绝不能取得胜利的，只有教育群众，提高他们的觉悟，把全体人民发动起来，才能达到目的。
我和尚钺先生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朝史及其在朝鲜的殖民政策，日本帝国主义对满洲的侵略企图和军阀的动向，朝中人民在反帝反侵略斗争中团结和合作的必要性等问题，也交换过意见。
当时，毓文中学的学生们就“国际联盟”对裁减军备的态度，议论纷纷。
学生当中有不少人对“国际联盟”抱有幻想，因此，我写出了一篇以“国际联盟”拿裁军问题讨价还价为内容的论文。许多学生都支持了这篇论文。尚钺先生看了论文后，也说我的看法是对的。
尚钺先生来吉林后，同共产党的组织关系中断了，但是他上了多次解说高尔基、鲁迅等进步作家作品的启蒙式的课。有一次，他接受秘密读书组成员的建议，以“反对帝国主义”为题，在学校图书室上了为期一周的特别课。
听讲的学生们反映很好。
我把这些反映收集起来，鼓励尚钺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