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过，也为她着急。我通过各种渠道打听过她，可是根本无法了解到她的去向和命运。
祖国解放后，我还到她的家乡朔州去找过她，可是仍没有找到她。
到了70年代初，我们终于打听到了她的去向。党史研究所的同志们经过多方面的努力，终于打听到她仍住在中国，还有她亲生的一男一女。
同李宽麟并肩战斗过的人们当中，孔荣、朴振荣等受过“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影响、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人，同我们一起开拓了新的道路。他们都不愧为革命者，为革命壮烈牺牲了。但是，李宽麟却因为没有遇到引导她走向正确道路的好领导，不得已在中途停止了斗争。
吴东振活着的时候，李宽麟为了贯彻宽甸会议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方针，费了不少心，走了不少路。我去吉林市的那年（1927年）夏天，李宽麟同张哲镐等独立军队员们进入奶头山，搭起草棚，种了土豆，同时进行了对群众的启蒙工作。当时，吴东振好像有过这样的打算，要把奶头山变成独立军的一个活动基地。
但是，吴东振被捕后，这些活动也都付之东流了。在民族主义左派势力中，最倾向于共产主义潮流的人是吴东振，可是他这个大柱子一倒下，就没有为实现宽甸会议方针挺身而出的人了。正义府里虽有一些赞同共产主义的人，但他们都是些无能为力的人。
“三府”合并成国民府后，民族主义上层集团急剧地走向了反动的道路，出现了连共产主义这个词都不准提的局面。国民府的领导人甚至作出把赞同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左派人士，告发给日寇警察以至暗杀的叛逆行为。
李宽麟也受到国民府恐怖分子不断的追击和胁迫，不得不四处躲藏，想找一个隐身之处，最后嫁给了一个中国人，被埋没到家庭里去了。正如始料所不及，结婚成家也未能遂她的愿。
李宽麟曾经像一颗启明星一样出现在凄风苦雨的满洲荒野，到处打击敌人，使敌人胆战心惊，引起世人的注目，被誉为“独立军中一朵花”、“万绿丛中一点红”。然而这样的一朵花，却无可奈何地枯萎了。
打个比喻说，她是个乘着民族主义这只小木船走上了漫长航路的独立运动者。她的这只木船，要闯过重重苦难和考验的反日独立斗争这个茫茫大海上的惊涛骇浪，实在是难以做到的。乘上这只小木船，根本划不到祖国光复这个目的地的。
许许多多的人乘上这只船开始了航行，但是大多数的人没有走到彼岸，就在中途下了船。他们下船后却装作忧国志士，尸位素餐，只图一身的安逸，混过了岁月。从前以民族的“代表”自居的那些上层人士当中，有的变成了贩卖白膏药的小市民，有的躲入深山当了和尚。
没有叛变，只埋没在家里或搞生意的人，还算好一些。同李宽麟一道走过一段民族主义道路的独立运动者中，也有背叛祖国和民族、沦为日本帝国主义走狗的人。
李宽麟和我们分手后在异国他乡度过了半个多世纪，前几年才回到了祖国。
她说，自从她知道了我就是那个她在独立军时那样崇拜过的金亨稷先生的儿子成柱以后，想回祖国的心就更加迫切了。她心想，既是成柱领导着国家，那么金亨稷先生要建设万民平等的社会的理想肯定会得到实现，这个社会她非亲眼看看不可。在那寒风呼啸的满洲原野上，每当枕着胳膊躺在地上望着夜空上的星星时，就想起自己生长的故乡山河，不知淌过多少眼泪。她死也要死在这块祖国的疆土上。
然而，李宽麟要下定归国的决心，却是经过了多年别人无从知道的苦恼。
她有两个儿女和几个孙子孙女。她一个已到人生晚期的老年人，要把这些亲爱的骨肉都留在很难再返回去的异国他乡，自己只身一人回祖国来，的确是很难下这个决心的。
但是，李宽麟还是毅然决然地下定了纵然和那些亲骨肉永别，也要回到祖国的决心。这的确是非李宽麟这样有胆力的女子就不敢想象的果断的决心。她如果不是在年富力强的时候为祖国献出自己宝贵青春的人，恐怕是不能下这种决心的。
只有为祖国哭泣过，欢喜过，为祖国流过血，默默地献出了全部身心的人，才能从心灵深处领会到祖国有多么宝贵。
我看到把亲生骨肉都留在国外，白发苍苍地单身回到祖国来的李宽麟，对她火一样炽热的爱国之心和崇高圣洁的人生观深感钦佩。
在抚松分手时才20多岁正当芳年的李宽麟，变成一个80高龄的白发老人出现在我面前时，已根本看不出她那曾经为众人所钟情的红颜美貌了。
当我苦苦寻找的杳如黄鹤的李宽麟，头上披着白霜来到我面前的时候，我想着那使我们分离了半个多世纪的无情岁月，心中不由得产生了惆怅之感。
我们在平壤市中心风光优美的地方给李宽麟盖了一处住房，考虑到她的高龄，还给她派了厨师和医生。那所房子离她在姑娘时节上过的女子高等普通学校旧址不远，是金正日组织书记体察到李宽麟的心情，特意选择这个地方盖的。金正日组织书记还到她家去，根据老人的兴趣和爱好，指定了家具的位置，查看了照明和供暖情况。
李宽麟虽然年老，行动不便，却亲手在院子里翻一块地种上了玉米。她说我在小时候是喜欢吃玉米的，她要亲手种出玉米来送给我吃。尽管已经流逝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可她还记着我小时候的口味。她在抚松的时候，一到夏天就常买回老玉米来，在后院里烤好了给我和弟弟们吃。
她去世后，我们考虑到她在年轻时为祖国和民族建树的功绩，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把她的遗体安葬在爱国烈士陵园里。
真正热爱祖国和民族的人，无论他住在地球的任何一隅，必然都回到有着祖先的坟墓，自己所生长的热土热乡来。即使是从不同的起点出发的，也总有一天会这样聚在一起畅叙旧怀的。
第三章吉林时代
（1927年1月～1930年5月）
一探索先进思想
我在家待了一个月左右。过了年，第二年一月中旬离开了抚松。抵达吉林市时是在行人熙来攘往的中午时分。每次问路，都掏出记有父亲亲友地址的小本子，用冻僵的手翻，我觉得这样很麻烦，便把我要找的街名和门牌号码都记在脑子里了。这个古老大城市的繁华景象，好像一开始就对一直生活在寂静、冷清的农村的我施加了压力。
我走出收票口后仍抑制不住兴奋，久久站在那里望着招呼我进入新生活的新天地的活跃景象。
那天我所看到的街景中印象最深的是街上卖水的多。连过路的行人也忿忿地嘀咕：这个以水都著称，有个时期被称为浮桥的城市，现在却缺饮用的水，只有卖水的行业兴旺，吉林这个城市的生活只能越来越不好过了。在这个喝口水也要打打算盘的城市里，当我迈出第一步时，就感到生活上的沉重压力，但我以抵抗这种重压的心情，挺起胸膛，迈开大步走向街心。
从吉林站沿着向北山方向伸展的岔路街走了一段就看见了把城市分成城里和城外的城墙，也看见了城门，城门上的匾额写有“朝阳门”字样。朝阳门近处有新开门。吉林除了朝阳门和新开门外，还有巴虎门、临江门、福绥门、德胜门、北极门等一共10个城门。每个城门都有张作相的兵把守。由于风化作用多处坍塌的古色苍然的城墙，令人感到这是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城市。
吉林是我第一次来的生疏的地方，却没有一点陌生之感。也许是因为我很早就想来而且又有父亲的很多朋友在这里的缘故吧。我的小本子里记着十几个我应该去问候的父亲的朋友和亲友的地址。吴东振、张哲镐、孙贞道、金史宪、玄默观（玄益哲）、高远岩、朴起伯、黄白河等人都是在吉林的父亲的朋友，是我应该去见的人。
我把探访的第一个对象选定为吴东振，去找在岔路街和商埠街之间的他家。老实说，当时我心里暗自有些紧张。父亲的朋友们特意介绍我入了华成义塾，可我却中途退了学，吴司令会不会高兴呢？
可是，吴东振和从前一样很高兴地迎接了我。我向他谈了我从华成义塾退学来到吉林的经过。他没说什么，只是表情严肃地点了点头。稍后他说：
“看到你突然出现在吉林，我不由得想起了你父亲。你父亲也是像你这样突然从崇实中学退学的。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到非常惋惜。可是后来我就认为你父亲下的决心是对的。不管怎么说六个月就退了义塾来到吉林，这个果断性是惊人的。如果吉林符合你的理想，你就在这里挖你的井吧。”这就是那天听了我来吉林的经过后，吴东振说的全部的话。这不愧是吴东振的豁达的思想方法，我心里很感激。
他惋惜地说，你既然来吉林念书，就把母亲和弟弟都带来在这里定居才好呢。他在去抚松参加我父亲葬礼时也曾多次劝我母亲搬到金先生的朋友多的吉林去。母亲对他的好意表示感谢，却没有离开抚松。她想，我父亲虽然去世了，可是他的坟墓在阳地村，怎么能轻易就搬到吉林去呢。
那天，吴东振给我介绍了他的秘书崔一泉。吴东振多次夸过他的秘书，所以我也对崔一泉有一定的了解。他是在正义府中以文才著名的人物。自这一天会晤之后，我和崔一泉建立了特殊的同志关系。
那天下午，吴东振把我带到三丰客栈介绍给独立运动者们。在他们之中也有金时雨给我写纸条、让我去见的金史宪，还有正义府警护队长张哲镐，三丰客栈应是三丰旅馆，在中国把旅馆也叫做客栈。这个旅馆里，除金史宪、张哲镐外还有很多不知姓名的独立运动者留宿。
三丰旅馆和太丰合碾米厂是独立运动者在吉林的两大据点，即是住处又是联络点。
来自朝鲜的移民也大多利用三丰旅馆。
这个旅馆的主人是孙贞道牧师的同乡。他原来往在平安南道甑山，后来听孙牧师的劝说来吉林开了三丰旅馆。虽然招牌是旅馆，但给人的印象好像是宿舍或公共礼堂。
三丰旅馆离日本领事馆只有100米左右。日本领事馆可以说是吉林地区侦探活动的总部。密探和警察那么费尽心机搜寻的反日独立运动者们时常出入这个等于在日本领事馆门口的旅馆，有人觉得不太适宜。可是，独立运动者们却说“灯下黑”，毫不在乎频繁出入这个旅馆。说也奇怪，真没发生过一次爱国者在三丰旅馆被逮捕的不幸事件。所以，我们建立了组织后，也常常利用这个旅馆。
金史宪看了金时雨的纸条之后对我说，他熟悉的叫金刚的朝鲜人在吉林毓文中学当教师，入这个学校怎么样。这是市内新兴社会界办的私立学校，是个倾向性好的学校。这在社会上已广为人知。这是因为《吉长日报》多次登了关于这个学校的报道。《吉长日报》早在1921年就介绍毓文中学说，惨淡经营，成绩优异，博得社会各界赞助。
由于围绕着资金问题和校长滥用职权问题发生的纠纷，毓文中学的校长频频换人。我到吉林时，正是李光汉接替南京金陵大学毕业的张荫轩当校长不久。
校长四次易人，可见毓文中学是多么重视正义和法度的。毓文中学的这种革新性的校风吸引了我。
第二天，金史宪把我介绍给金刚先生。金刚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我由他带领去见了李光汉校长。李光汉属于中国民族主义左派，是周恩来总理的中学同学，是从小就受到周总理影响的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我知道周总理和李光汉校长的关系，是在几十年后的事情。有一次，我同前来我国访问的周总理谈话，回忆青年时代谈到给了我很多帮助的中国人时，提到了李光汉校长的名字。周总理听了非常高兴，说他是他在天津南开大学附中念书时的同学。
那天，李光汉校长问我学校毕业后准备做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愿意把一生献给光复祖国的事业。他赞扬地说，这个抱负很好。
也许是因为谈话坦率的缘故吧，他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让我不经过一年级，而在二年级插班学习。
我在进行青年学生运动和地下活动时期，多次得到这位老师的帮助。他明知我因为革命工作常常缺课，却装作不知道，并且从各方面保护我，不许被军阀当局收买的反动教员随便触动我。军阀和领事馆警察要来抓我，他先通知我快逃。因为校长是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所以有许多思想家能够在他属下站住脚进行活动。
在毓文中学办好入学手续回来，吴东振夫妇劝我，直到学校毕业就住在他们家，不要住学校宿舍。这从当时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