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安慰我，还给我路费送我上义塾。当我到了义塾时，金时雨、崔东旿、康济河先生还给我斟酒表示欢迎。我想到他们，心里确实感到内疚。
要想对这些人恪守信义，我就应当忍住自己的不满，热心接受华成义塾的教育。只要我忍气吞声，学完两年后分配到中队去，和和气气地过上独立军的生活，就能在这些人面前保住我的体面。再说，也没有因为过独立军的生活而不能研究新思想潮流，不能扩大“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基础的道理。
但是，为了体面而同自己认为保守的义塾教育虚与委蛇，对付着过日子，是不可想象的。我不愿意用这种方法同旧教育进行妥协。
那么怎么办？是回家去把叔父的药房接过来照料家务呢，还是到沈阳、哈尔滨或吉林这样的大城市去升学？
我经过这样错综复杂的苦思冥想，终于决定退出华成义塾，到吉林市去念中学。我之所以离开桦甸，选定吉林市为我命运的又一个停车站，是因为这个城市在满洲地区是一个汇集很多朝鲜反日独立运动者和共产主义者的重要政治中心。正因为如此，朝鲜人称吉林市为“第二上海”。在中国关内，上海是朝鲜革命者的集结地。
我要冲出桦甸这个狭窄的天地，走向广阔的舞台，把从“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成立迈出了第一步的共产主义运动在更高的水平上积极开展起来。
这就是我在华成义塾辍学的主要原因。
我在华成义塾学了半年后辍学到吉林市去，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果断的决定。如果说还有第二次果断的决定的话，那就是南湖头会议后组建一个新师时，烧毁“民生团”档案的事情。
我现在也认为，那时我果断地退出华成义塾，到吉林市去深入到青年学生中去是做得对的。如果我没有及时离开华成义塾，而在那狭窄的圈子里泡下去的话，那么，后来推动朝鲜革命急剧高涨的所有进程，就必然会被相应地推迟很长时间。
我一说要退学，要到吉林市去，“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成员都表示惊疑。我对他们说“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既然成立，就应当把这个组织扩大到各地，广泛宣传它的宗旨。蹲在华成义塾里，什么事也做不成。上这种学校不会有多大意义。我走了以后，你们也要找好机会，到独立军部队或其他有利的地方去，扩大“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组织，深入到群众中去。大家都是组织的一员，无论到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都要受组织的统一领导。我还和几个同学约好日后在吉林市会面。
就我退出华成义塾的问题，我已经和金时雨谈过。
“这件事我准备回家后也讨论讨论，我到华成义塾来学了一段时间，觉得不怎么如意，我虽然没有钱，可是很想到吉林市去上中学。您看，怎么办好？”
我这么坦率地一说，总管显出十分遗憾的样子，但他并不反对我从义塾退学。
“你有这种想法，我就和朋友们商量后给你介绍吧。人人都有自己喜欢的牛车嘛。你既然不喜欢华成义塾这个牛车，就该坐你自己的牛车嘛。”在我到华成义塾来时，比谁都高兴、比谁都热情欢迎我的金时雨，居然这样大方地表示理解，我顿时感到心里轻松多了。他还说，你辍学要走，也要向崔东旿塾长打个招呼，别让他伤感了。回家看看母亲后上吉林市去的时候，一定要来见我。
说服金时雨，没想到会这么顺利。
然而，与崔东旿塾长的告别却伴随着痛苦的离别。一开始先生很生气，对我谈了半天心中的不悦。后来他愤慨地说，男子汉理应矢志不渝，而你却要中途退学，像话吗？你说你辍学是因为义塾的教育不合你的意，那么我问你，在这动乱的岁月里，哪里有投万人所好的学校？他吵了一通，索性背向着我，朝窗口转过身去了。
他朝窗外飘雪的天空呆呆地望了一阵，说道：
“成柱！如果这是像你这样有才华的人所不喜欢的学校，那我也要退出这个义塾了。”
先生的这句像炸弹爆炸一般的话，使我不知如何是好，只是默默无言地站着没动。我心想，对学校的教育如何如何，我当面讲了我的看法，这对塾长先生是不是太苛刻了？
片刻后，崔东旿先生镇静下来，走到我身边，把手轻轻地搭在我的肩上，说：
“只要是争取朝鲜独立的主义，不管它是民族主义还是共产主义，我不计较了。不管怎么样，你可一定要成功啊。”
先生走到操场，还用很长时间给我讲了许多对生活有教益的话。雪花不住地飘落在先生的头上和肩上。
从那以后，我每当想起塾长先生在大雪纷飞的那天给我送行的情景时，就深深地后悔那天的过失：没给先生掸落他肩上越积越厚的雪花。
30年后，我和崔东旿先生在平壤偶然相遇，十分激动。我是首相，先生是旅北促进和平统一协议会的干部，但我们这次重逢，毕竟还是导师和弟子之间的重逢。在桦甸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宗旨，在这块经受了战争的考验、取得了胜利的大地上，开出了社会主义之花。
“说到底，那时候，成柱首相还是对的。”
先生微笑着叫出了我儿时的名字，这顿时使我回忆的双翼追溯着几十年前的岁月，飞到了华成义塾雪花飘落的操场。
这位在曲折波动的政治生活中度过了一生的年迈导师，用这既无任何说明又无任何注释的短短一句话，结束了30年前同我的对话。
对我中途退出华成义塾一事，我母亲也表示支持。母亲刚听到我退学时，变得极为严肃，但听到我辍学的理由，就放下了心。
“你总在为学费操心。一个人，要是因为没有钱而委靡不振，是什么事也做不成的。学费，我无论如何一定供给你，你要一心扑上去实现你的大志。
你既然决心走新的道路，就应该迈开大步走。”母亲的话，对怀着新的抱负回到抚松来的我，给了很大的鼓舞。
我回到抚松，看到许多我小学时期的同学，他们因家境困难，没能上学，蹲在家里，不知道应该朝哪个方向走。我决心帮助他们觉醒起来，引导他们走革命的道路。
“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立不久，我有决心让它的根向四面八方伸展，所以我总要做些什么工作，不作点什么工作就待不住。
我为了用先进思想教育少年儿童，引导他们走革命道路，组织抚松及其附近的爱国少年建立了新日少年同盟。那是1926年12月15日。新日少年同盟，名副其实，是为迎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光复祖国的新日，迎来推翻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光明的新日而奋斗的共产主义少年组织。
新日少年同盟的成立，是扩大“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活动范围的重要契机。少年同盟提出的口号是豪壮的。那时候，我们提出了为争取朝鲜的解放和独立而斗争的口号，提出了为实现这一口号，学习先进思想，向广大群众积极宣传和解释先进思想等当前的任务。
我为完成新日少年同盟的任务，制定了组织原则、工作体制和盟员的生活准则，并领导了他们的同盟生活，直到我上吉林市去为止。
1926年12月26日，我根据建立“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和新日少年同盟的经验，帮助母亲成立了反日妇女会。
父亲逝世后，我母亲积极开展了革命斗争。那时候，我母亲不仅在抚松县城内，而且走遍附近农村的广大地区，到处建立夜校，教朝鲜妇女学好我国文字，用革命思想教育她们。
我在抚松逗留一段时间后去吉林市时，照事先的约定，去桦甸拜见了金时雨。
金时雨说，金史宪先生是我父亲的好友，他给他写了一封信，是要他想办法帮我入学的介绍信。这是我同金时雨的最后一次见面。
金时雨是我难忘的人中印象最深的一个人。他少言寡语，但为祖国的独立做了很多工作。从群众启蒙工作和后代教育工作起，直到购买武器，筹备资金，做国内工作人员的向导，传递秘密文件和资料，以及合并武装团体，保障其行动统一的工作，没有他不参与的。
他不仅积极帮助过我父亲的工作，而且也诚心诚意地帮助了我的工作。
我们建立“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时候，他在外面为我们望风，又比谁都更为我们同盟的成立而高兴。
金时雨和我分手后继续经营永丰碾米厂，给独立军提供粮食，积极进行对朝鲜人学生的支援工作。在中国打国内战争的时候，他身为革命支援委员会委员长，为保护朝鲜人的生命财产免受日本军队和蒋介石军队的侵害，在桦甸一带吃了很多苦。
1958年，金时雨回到了祖国。他一辈子为民族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却从未讲过。所以，我也无从知道他的去向。
他在前川身患重病，临终几天前，才对自己的孩子们讲了他同我父亲的关系和他同我的关系。
他儿子听了十分吃惊，还责怪父亲说，跟将军有这般深厚的关系，为什么一次也不去拜见将军？将军见到父亲该多么高兴。今天将军正在前川地方进行现场指导，现在还不晚，如果父亲实在不能走，该请将军到我们家里来。
当时，我确实在前川郡进行现场指导。
金时雨听了儿子的话，反而责备说：
“临死前，我讲这些往事，不是为了让你们得到什么好处，而是为了让你们知道我家的家史，让你们也同样好好拥戴将军。将军的工作繁忙，我们一刻也不能耽误他的时间。”
老人生性耿直，老实忠厚。如果他听了儿子的话，他就能见到我，我也能见到他的。可是我们没见到面，太遗憾了。这是我终生未能补救的一桩事。
我每当想起华成义塾和“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时期的往事时，就回忆起金时雨。离开金时雨，就谈不上我的桦甸时期。我们在桦甸普及新思想，建立“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日日夜夜是令人难忘的。就在那些日子里，默默无言地给了我最大帮助的正是他金时雨。
“打倒帝国主义同盟”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战无不胜的强大队伍，是因为有了金时雨这样忠厚的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
我心怀人民的期望，怀着远大的抱负和决心，奔向吉林市。
五独立军的女杰李宽麟
我在华成义塾辍学，回到抚松一看，来到我家的独立运动者不像从前那样多了。
同日夜人迹不绝的过去相比，家景确实寂寞冷清了。
抚松给我留下的印象中不能忘怀的还有李宽麟。我父亲去世后，她就住在我家。吴东振打发她来我家时嘱咐说，宽麟得过金先生的很大帮助，决不要忘记这些恩德，现在要到抚松去好好照顾成柱的母亲。李宽麟担任南满妇女教育联合会的工作，同时为我母亲做伴。
李宽麟本来就是胆大无畏，明朗快乐的姑娘。她文武双全，又清秀俊美，浩气凛然，恐怕当时在朝鲜再没有第二个像她这样的女杰了。
那时，封建观念很强，妇女外出也得把脸遮住。可是，李宽麟女扮男装，骑马走在大街上，过往行人无不惊异地望着她，好像看一个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人。
我回家没过几天，发现李宽麟不像从前那样生气勃勃了。
她听到我退出了华成义塾，大为惊讶。她知道这所军官学校不是谁都能去的，有些人想去也去不了。可是我自愿退学，怎么会不使她吃惊呢？
当她听了我辍学的理由和前后过程后，才说我做得对，并支持我去吉林市的决心。但她还是掩饰不住怅然之色。
看来，我否定民族主义系统的学校，并从思想上同它诀别的行动，给了她一定的冲击。感受性强的李宽麟分明是从我生活上的变化中更清楚地看到了独立军的结局和民族主义的末路。我母亲说，她比以前有很大变化，近来更是少言寡语了。
起初，我以为这也许是待字闺女中常有的那种苦闷。当时她已经有28岁。在那一到十四五岁就上头出嫁的早婚时代，听说姑娘有28岁，都摇头说太老不能娶。像李宽麟这样超过了婚龄的老处女，为自己的终身大事而苦闷，完全是可能的。
因为她常有发呆的现象，有一天我问她最近为什么脸色憔悴阴郁。
李宽麟长吁一口气，回答说，那是因为年岁越来越大，诸事却没有一个称心的。成柱的父亲活着的时候，一天走一二百里路也不觉得累，可是你父亲去世后，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起劲，带在身上的手枪也快要生锈了。在这种情况下，又没有可依托的主心骨，这不是糟糕吗？我看独立军怎么也做不了大事。现在独立军的情况可糟了。顶头的老爷们不知在想什么，光摆架子，也不上班。那些还能打仗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