嘛，应该收下。”她当即拿着那笔钱上街去扯了五尺细白布，回来交给那孩子说，快到端午节了，拿回家去做件衣裳穿吧。那时候，一尺细白布卖三角五分钱，而我母亲买了五尺。这就是说，我母亲在病人交的一元钱上又补贴了七角五分钱。
我的母亲，虽然过着穷日子，但是对于钱，从来不贪心，更没有自己的小算盘。
“人所以活不长，不是因为没有钱，是因为命短。钱这个东西，聚散无常，有来有去嘛。”
这就是我母亲的人生哲学。
我的母亲，就是这样心地善良，温厚慈祥的人。
我的父亲有时遇上不顺心的事，偶尔嗔怪她几句，她也从不顶嘴，只道歉说：“是我的不对。”“下回改吧。”有时我们淘气淘得过火，弄脏了衣服，或者毁坏了什么，或者大声吵嚷，致使祖母嗔怪我母亲怎么不训一声孩子，我的母亲也只回答说：“小孩子们做错了，骂他们有啥用啊。”老实说，我母亲是因为侍候搞革命的丈夫，才没有说的，若是单从一个普通妇女的角度来看，我母亲的一生可以说是难以承受苦难与艰险的一生。
我的母亲没有享受过多少夫妻团圆的生活。因为我父亲经常在外搞独立运动，这自然是难免的。只有在父亲到江东当教员的时候，才过了年把团圆日子。此外，搬到八道沟以后，也许又过了一两年团圆的家庭生活。
由于父亲被捕坐牢，出狱后不是卧病就是躲避警察的监视在外奔波，父亲去世后我又出去闹革命，经常不在家，因而我的母亲一直没有过过全家团聚的生活，而是忧心忡忡地度过了一生。
住在万景台的时候，我的母亲作为有12口人的大家庭的长孙媳妇，一天到晚忙得团团转。侍候丈夫，侍奉公婆自不用说，就是打扫屋里屋外，刷锅洗碗，缝补洗衣，纺纱织布，样样都由她做，忙得直不起腰来。白天，还要下地干活，一点也没有空闲的时候。在封建观念还很强、繁文缛礼又严格的当时，要当好一个大家庭的长孙媳妇，是非常不容易的。偶尔做一顿干饭，母亲只能摊到锅巴，熬了粥，也只能喝到最稀的一碗。
我母亲实在劳累痛苦的时候，就和我的叔母一起上教堂去。
松山（现在军事大学的校址）原先有过一座长老教的教堂。南里及其附近有过不少信基督教的人。他们想，活在世上既然不能过像个人样的生活，就去好好听耶稣的教诲，死后好到“天堂”去。
们去教堂，孩子们也跟着去看做礼拜。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增加信徒，教堂有时给孩子们分发糖块儿和笔记本。孩子们尝到了这个甜头，一到星期天就成群结队地拥向松山去教堂。
起初，我也动了好奇心，跟着小朋友们一道去过几次。可是，那个肃穆的宗教仪式和牧师的单调的说教，不合我们童年的心理，令人感到厌烦，后来就没怎么去。
某个星期天，我一面吃着奶奶给做的加豆麦芽糖，一面向父亲说：
“爸爸，今天我不去教堂啦，看他们做礼拜，没有意思。”父亲叫我这个还不懂事的小孩子坐下来，说道：
“去不去教堂，随你便。实际上，教堂那个地方没什么可学的，你不去也好。不要相信耶稣，要相信自己的国家，更要相信自己的国家的人民。同时，你要想法为国家做大事。”
从那以后，我就不大爱去教堂了。在七谷念书的时候，尽管校方对不去教堂的学生管得很严，我还是没去。我觉得耶稣的福音同我国人民遭受的悲痛，距离太大了。耶稣的教义中也有很多人道主义的东西，但对我这个为民族的命运深深苦恼的少年来说，召唤人们去救国的历史的呼声，在耳边震响得更加迫切。
论思想，我父亲也是无神论者。但是我父亲是教神学的崇实中学出身，因此他有很多教徒朋友，我也跟着接触了很多教徒。有的人问我，在成长时是否受到了基督教的很大影响。我虽然没有受过宗教的影响，可是从人际关系上得到了基督教徒的许多帮助，同时也给了他们许多思想上的影响。
我认为，祈祷天下人都过上和平又和睦生活的基督教精神与主张人类过自主生活的我的思想是并不矛盾的。
只有母亲上教堂去的时候，我才上松山去。
母亲虽然上教堂去，但她不信耶稣。
有一天，我悄悄地问母亲：
“妈妈，您上教堂，真的相信有‘上帝’吗？”
母亲微笑着摇了摇头，说：
“我上教堂，不是因为那里有什么东西。死后上‘天堂’还有什么用啊！
我是因为太累了，才到那里去歇一会儿。”
我听了，感到母亲很可怜，更理解了母亲。
在札拜堂做祷告时，我的母亲累得常常打盹，直到牧师说一句什么，大家都随后叫一声“阿门”站起来的时候才醒过来。有时困得人们都喊过了“阿门”，她还醒不过来。这时候我就悄悄地摇晃她，告诉她祷告已经完了。
有一天晚上，我跟小朋友们一起路过万景台后山上的丧具房。丧具房，是保管殡葬用具的小棚子。我们小时候都非常怕这个丧具房。
那天，我们走过那个丧具房的时候，有个孩子突然喊了一声：“哎呀，魔鬼出来啦！”我们都以为真的有鬼出来了，吓得拼命地跑，鞋子跑掉了也都不知道。
这天夜里，大家都怕得不敢回家，就在朋友家里睡了。第二天早晨才回家，鞋子也找回来了。
我回到家把这事告诉了母亲，母亲就对我说：
“走那种地方，要唱着歌走。你一唱歌，什么鬼都不敢出来啦。”我想，母亲是以为走夜路时一唱歌就能驱除恐惧感，才这么教我的。从这以后，每次路过那个丧具房时，我就唱着歌走过去。
平时如此温柔敦厚的母亲，在敌人面前，却正颜厉色，大义凛然，不容侵犯。
在烽火里，日寇警察逮捕了我父亲后，过了几个小时，又返回来闯进我家进行搜查，要查找秘密文件。这时候，母亲怒不可遏，霍地亲手打开衣柜，抓起几件衣物，边撕边掷向鬼子，怒斥道：“搜就搜吧！”鬼子们吓得气焰顿消，灰溜溜地走掉了。
我的母亲就是这样的一位妇女。
我们离开八道沟的那天夜里，鸭绿江上风雪大作，特别寒冷。
狂风呼啸，好似要一口吞掉整个森林；猛兽嗥叫，令人毛骨悚然。这一切充斥着深夜的黑暗，更加刺痛了我心中亡国的创伤。
我坐在马爬犁上紧紧搂抱着怕得瑟瑟发抖的两个弟弟，奔驰在黑暗的两国之界河－－鸭绿江的冰面上，我心里想道：革命的道路实在艰难，母亲的爱护深切难得。
我们三兄弟蒙着棉被还冷得直哆嗦。因为是漆黑的深夜，两个小弟弟直叫着害怕，紧紧地偎在我的怀里。
我们在叫做吾仇俳的朝鲜一边的岸上住了一宿，第二天走到了临江。
原来，卢京斗是我们早已面熟的客栈老板，过去我们住在临江的时候，他出面给我们找了一间住房，还经常来找我父亲谈论过国家命运。他对待我们三兄弟如对待贵客，十分亲切热情。
他家有两栋房共七间屋，我们就住在最清静的第二间屋子里。隔着厨房，对面有三间客房，经常有很多客人和从满洲经临江去朝鲜的人和从朝鲜经临江去满洲的人，大都到这客栈住几天再走。这个客栈也就是独立运动者的住宿处。
卢京斗是反日思想很强的民族主义者，他生性温和、耿直，又很刚强。
他开客栈，用收入的一部分资助独立运动者。他靠卖饭勉强过日子，可以说他也是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的人。他是怎么到临江落户的，我不大清楚。
当时听人们说，为了筹措独立运动资金，他曾参加过偷运钨矿石的工作，不幸被发觉，便跑到丹东一带隐蔽了一阵，待到那个案件没人过问了，才找到这个更安全的藏身处所临江来落了户。
他是平安南道大同郡古平面下里人。下里，同我的故乡南里只隔一道顺和江。听说，卢京斗本是一个老实勤奋的庄稼汉，自从结识我父亲以后，就不再老蹲在家里，而常常出外东奔西走，说是搞独立运动。这样，家里人都讨厌他，说他不正经务农，像个卖货郎似地到处逛荡。他在家乡时，每天顺和江一退潮，就蹚过江到南里来见我父亲。也许是因为有这种关系吧，他待我们很好，供吃供住，真诚地保护我们。
对我和我们一家来说，卢京斗是一位大恩人。我们在他的客栈住了将近一个月，他为侍候我们，几乎荡尽了全部家产，可他从没有流露过不悦的神色，总是笑脸待我们。有一次，他还拿钱让我给住在抚松的父亲打了长途电话。托他的福，我生平头一次打了电话。当时，我父亲很想听到我们每个孩子的声音，所以我们三兄弟和母亲轮流地都跟父亲通了话。
在约好的一天，我的母亲跟亨权叔一道来到了临江。她一到客栈，就要我们上街去逛逛，把我们带到街上，走进了一家中国饭馆。她给我们每人要了一盘饺子后，就开始间我们这一段时间的情况。
起初，我以为母亲是为了让我们这些寄居外地近一个月的孩子们饱餐一顿，才领我们到饭馆去的，所以，也没有多想，就跟着去了。可是经她这一问，我才明白过来，母亲带我们出来，更主要的是为了了解我们在临江时的情况。
有没有可疑的人到客栈来找过你们？你们到别人家去玩过没有？都有哪些人知道你们住在卢京斗的家里？问明之后，母亲一再叮嘱我们说，不要到外面乱讲你们是金亨稷的儿子，在搬到新地方以前，要事事留心，不要有一点疏忽。
到了临江，母亲仍然为我们担心，没有睡过一次安稳觉。深更半夜一有风吹草动，她都霍地坐起来，屏声静气，警觉地听着外面的动静。
如此害怕有什么祸殃降到孩子们的头上，时刻放不下心的母亲，那天叫我们连夜赶往临江的时候，是什么力量使她采取了那么断然的措施呢？
我想，这就是真正的母爱，是革命的爱。
我想，在这世界上，再没有比母亲的爱更温暖、更真诚而始终不渝的爱了。就是打你骂你也不使你觉得疼，这就是母亲的爱。只要是为了子女，上天摘星也在所不辞的，这就是母亲的爱。这种爱，却不要任何报酬。
当年母亲的音容笑貌，至今还不时地出现在我的梦中。
七遗产
我们住在八道沟的时候，时常到我家来的黄某，在我父亲的生平中留下了很大的印象。在厚昌从日本警察的魔爪中救出了我父亲的，就是这位黄某。
为了同国内的革命组织取得联系，父亲过江来到葡坪，在当秘密联络点用的冷面铺附近，被埋伏在那里的日本警察逮捕。当时，我家后面有一家客栈，老板名叫孙世心。就是这个人给敌人告了密。在这以前，他三天两头地来我家，跟我父亲套近乎儿，堆着笑脸叫着“金先生，金先生”，恭维我父亲。那时候，我父亲还不知道他是个敌人的密探。
朝鲜总督府警务局为了破获地下组织，一面把我父亲被捕的消息作为绝密，严密地封锁起来，一面把几个高级员急忙派到平安北道警察部，对我父亲的案件进行调查。葡坪警察驻在所则受命由警长秋岛和一名警士押送我父亲，途经厚昌警察署火速押送到新义州的道警察部去。他们之所以把刚逮捕的我父亲急忙押送到新义州去，是因为他们害怕活动在鸭绿江沿岸的独立军把我父亲劫走。
父亲被拘留在葡坪警察驻在所的拘留所时，警察根本不准我们家属去探监，所以我们还不知道敌人已经决定把我父亲押往新义州去。
黄某跑来把这个信息告诉了我们。
“大嫂，您不要着急。我豁出来把家产都拍卖了，也一定请个律师替金先生辩护，等法院做了判决，我再回来。如果家里有酒，拿几瓶给我。”他把几瓶烈酒和几条干明太鱼装在网兜里，悄悄地跟着我父亲的后面走了。
那两个押送警察一大早动身，走到烟浦里客店时已到中午了。他们吵着肚子饿，走进客店要了饭。这时，跟到烟浦里的黄某走进客店，看了一会儿动静之后，从网兜里拿出酒瓶要请那两个警察一起喝一盅。
警察起初不理他，借口他们执行公务押送犯人，拒绝喝酒。可是他们经不起黄某的再三劝诱，终于夸着“你的大大的好人”，开始一杯接一杯地喝起来了。
黄某又对他们说，也该让犯人吃一顿饭，那才好押送。他这样连哄带捧，终于说服他们给我父亲解开了一只手铐。黄某也喝了很多酒，但他是喝不醉的，他是海量。
秋岛和他的部下朝鲜人警察终于醉倒，开始打呼嗜了。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