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无一例外地以教育为独立运动的起点。他们为此①
奉献了所有财力，倾注了心血。金九把恐怖行动作为独立运动的基本方针，②③
在背后操纵和不断制造如同李奉昌、尹奉吉的义举之类难以想象的事件，初期他也曾在黄海道一带从事过教育活动。安重根也曾是在南浦地区办学教育后代的学者。
在西鲜地区开设的私立学校中，较出名的是安昌浩主管的平壤大成学校 。。。。。。
①
金九（1876～1949）：黄海道海州人，朝鲜的独立运动者。早期参加反日义兵斗争，三·一人民起义后到上海历任临时政府主席等职，组织了韩国独立党。日本战败后归国，在南朝鲜反对美国的奴役。1948年参加在平壤举行的南北朝鲜各政党、社会团体代表联席会议后回汉城，为联共统一而斗争，被暗杀。
②
李奉昌（1900～1932）：京畿道汉城人，独立运动者，金九组织的韩人爱国团团员。1932年1月，在日本东京向日本天皇和伪满皇帝投掷手榴弹。
③
尹奉吉（1908～1932）：忠清南道礼山人，独立运动者、韩人爱国团团员。1932年4月29日在上海虹口公园炸死日本军要人多人。
和李升薰以个人资金建立的定州五山学校。这些学校培养了很多出色的独立运动者和知识分子。
外祖父对我说，在彰德学校，如能培养出一名像安重根那样的人物，也是光荣的。他叫我热心学习，成为一个出色的爱国者。
我回答说，我虽不能成为像安重根那样有名的烈士，但决心成为一个为争取国家独立敢于牺牲自己的爱国者。
在西鲜地区的私立学校中，彰德学校是规模较大，而且是现代化的学校，学生有200多名。在当时来说，这个学校不算小。有了一个学校，就可以以它为中心，把周围的人民群众很快地发动起来。因此，平壤地区的人民和有志之士很重视彰德学校，从各方面毫不吝惜地给予了帮助。
白善行也曾把巨额资金捐献给彰德学校。世人很少称呼她的本名，常称她为白寡妇，她是解放前在平壤因做了很多慈善事业而扬名的女人。她还不到20岁就成了寡妇，守节到80岁，一文两文地积攒了钱，成了财主。由于她致富的方法独特，而且颇有胆略，所以很早以前就成了人们之谈论的话题。
据说，今天的胜湖里水泥厂所属的石灰石矿区，曾经是归白善行所有的。据传说，她用廉价买下无人感兴趣的石头山，以几十倍于本钱的价格卖给了日本资本家，那就是今天的胜湖里水泥厂所属的石灰石矿。
当人民对只凭一纸文件就把国土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的逆臣怨声连天的时候，连算盘都不会打的普通女人，与锱铢必较的日本资本家谈生意，获得了巨额利润，人们听到这个消息，就像听到打胜仗立武功的故事一样人心大快。
人们之所以尊敬白善行，是因为她为社会做了很多有益的事业，她虽然家财万贯，并没有贪图富贵荣华，总是过着粗茶淡饭的朴素生活，但她慷慨地把积攒了一辈子的钱献给社会。用那钱修桥，盖公会堂。白善行修建的平壤公会堂，至今还照原样保留在练光亭前边。
我开始读书没几天，有一次，外祖父给我带来了五年级用的教科书。我接到一大包书，心情激动地一本一本地翻看。但当我翻看到《国语读本》时，非常扫兴。那本写着《国语读本》的教科书，是日文书。
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使我们民族“皇民化”，强迫我们使用日语。他们从强占初期就宣布，官署、法院、学校的公用语为日语，禁止使用朝鲜语。
我问外祖父，为什么要把日文书说成国语书。外祖父没有回答，只是叹气。
我用小刀把《国语读本》的“国”字给刮得不留一点痕迹，然后写上了“日”字。《国语读本》于是变成了《日语读本》。出于对日本的同化政策表示抗拒的心理，我做出了这样的行动。
上了几天彰德学校，偶尔看到了在教室里、道路上或游戏场上说日语的孩子。有的孩子还教别的孩子说日语。孩子们不以此为耻，也不以此为怪。
他们可能认为国家沦亡了，连朝鲜话也要消失掉了。
我见了那些拼命想学好日语的孩子，就对他们说，朝鲜人应该说朝鲜话。
我从八道沟回到祖国，后来到了七谷。那天，左邻右舍的人们聚到我姥姥家来想了解时局的变化。他们对我说，既然在满洲住了几年，中国话一定讲得挺好，要求我说几句给他们听听。彰德学校的孩子们也缠着要我教他们中国话。我每每拒绝他们，对他们说，我们有自己很好的语言，为什么要说外国话呢。
我回到祖国后，只讲过一次中国话。有一天，二舅叫我一起去城里逛逛，他总是忙着干活，轻易不去逛街，那天是特意为我腾出时间的。他说，你离开好久才回来，今天和我一起出去吃一顿午饭。就这样，他带我到平壤城里去了。我们在街上逛了一圈，然后为吃午饭，走进了西平壤的一家中国馆子。
在现在的烽火山旅馆一带，那时有很多中国馆子。这里的老板们为了多拉顾客，多卖钱，站在门外，口喊“快请，快请”，殷勤地争着迎接顾客。
我们走进去的那家馆子的老板，用不大通顺的朝鲜话问我们要用点什么。我为了让老板容易听懂，用中国话要了两盘发面饼。老板睁圆眼睛望着我，问我是不是中国学生。我告诉他，我不是中国学生，只是在满洲住了几年，学了点中国话，我就这样用中国话和老板交谈了几句。老板高兴地说，这样小的年纪怎么能说那么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还说，见了从满洲来的学生，不免想起老家来，他说着竟流了泪。
他给我们端来了发面饼，还给我们上了几样我们没有点的菜，劝我们多吃。我们推让了半天，拗不过他，就把摆上来的饭菜都吃了。吃完后，拿出钱算帐，老板却连发面饼也没收钱。
在回家的路上，舅舅对我说，今天本是为了请你吃一顿带你进城的，可是，反倒沾了你的光。说着他大笑起来。这件事叫舅舅传扬得村里无人不晓。
按照我的要求，我编进了康良煜老师当级主任老师的班级。我到七谷时，康良煜老师从崇实学校辍学，到彰德学校任教不久。他是因为交不上学费，中途辍学的，他对此深感遗憾。
康良煜老师家穷得很，以致他的夫人（宋石贞）离开婆家，到娘家呆了一个时期。夫人的父母斥责说，你虽说没有仁德做不了一个贤妻，也不能因为受不了穷就离开丈夫啊。朝鲜人，不像他们那样穷的能有几家！你以为出了嫁就要坐锦垫吃白米饭拌蜜汤吗？你二话别说，马上回去认错，并亲自把她送回婆家去了。从这里，不难想象康良煜老师的家穷到什么程度。
我们管康老师的夫人叫“肃川阿姨”。她的老家是平安南道肃川。我到康良煜老师家去，“肃川阿姨”总是给我做豆渣饭吃。那时吃豆渣饭觉得别有风味。
刚解放时，有一次我去祝贺康良煜老师的生日，和夫人回忆了彰德学校时期的豆渣饭。我说：
“师母，现在我还不时地想起，在七谷时您给做的豆渣饭。那时，我吃得可香啦。20多年来，住在异国他乡，还未曾向您道谢，今天我要特地向您致谢。”
夫人说：“那时穷得连一顿米饭都没能端上饭桌，净做豆渣饭给你吃，还要道谢，真叫我不好意思。你说豆渣饭好吃，又能好到哪儿去。”她说着流了泪。她说，彰德学校时期未能好好招待将军，今天要弥补一下。说着摆出了她亲手做的各种菜肴。
有一年，她为祝贺我的生日，送来了亲手酿的“百花酒”。顾名思义，就是用一百种花酿的酒。由于这个酒名别有韵味，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但我不能轻松地饮用那杯酒，因为端起酒杯，我眼前就浮现起她过去连一顿米饭都吃不上、总是忍饥挨饿的情景。
我深刻地体验了国家沦亡的民族的悲苦，对故乡的一草一木，一个谷穗，都比过去倍感可贵。再说康良煜老师不断地向学生灌输民族意识，因此我无论在家庭或学校，经常受到爱国思想的熏陶。
那时，康老师为给学生注入爱国思想，常组织野游和修学旅行。那时我印象最深的事情是到黄海道正方山去的修学旅行。
解放后，康良煜先生曾任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秘书长和共和国副主席，由于工作需要，常有机会和我接触。我们在一起感怀深切地回顾了彰德学校时期的修学旅行及当时我们参观的正方山成佛寺和南门楼。
在彰德学校时期，还有一件难忘的事是康良煜老师上的音乐课。音乐课曾是学生们喜欢的科目之一。康老师具有一副不亚于男高音歌唱家的嗓子。
当他用那悦耳的嗓音唱起《前进歌》、《少年爱国歌》时，全体学生都屏住呼吸欣赏。
回顾起来，康老师通过教唱歌曲，给我们灌输了爱国之心。后来，我在进行抗日武装斗争的时期，有时还唱彰德学校时期学的歌曲。那时学的歌的歌词和旋律至今还完整地记在脑子里。
我回到祖国看到人们的生活比从前更苦。
每年一到春播期，穷家的孩子们就上不了学。不仅农活忙，还因为断粮，要去挖野蒜、荠菜、旋花根来充饥。在集市那天，有的孩子把野菜拿去卖了换粮食，有的孩子在家替父母照看年幼的弟妹。穷家的孩子带的午饭也是小米、高粱、稗子做的饭。有不少孩子，因为连那种饭也没有，上学不带午饭。
七谷和万景台，因为家境困难不能上学的孩子有的是。我看到因为家穷连学校门都不能进的孩子，实在感到心痛。为那些孩子，放假时我回到万景台开了个夜校。我把那些不能上学的孩子都叫到夜校来，教他们认字。开始时，用第一学年用的《朝鲜语读本》教我国文字。后来，增加了科目，教历史、地理、算数、唱歌。这是在我的一生中，最初的简单的启蒙活动。
我和同学们一道常去城里，了解到平壤市民的生活情况和万景台、七谷的人们差不了多少。当时平壤有10万人口，其中能过舒服日子的只有为数不多的日本人和美国人。美国人盘踞在平壤风景最美的新阳里一带作威作福。
日本人则把平壤最繁华的本町和黄金町一带变成他们的居民区，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
美国人住的“洋村”和日本人住的地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砖房、商店、教堂，而普通江一带和磅带街，与日俱增的是贫民村。
如今，普通江畔修起了千里马大街、庆兴大街、烽火大街等现代化的大街，盖起了人民文化宫、平壤体育馆、滑冰馆、苍光院、高楼住宅之类高大的建筑，再也看不出它旧时的面貌了。可是，在我上彰德学校的时候，却是用草帘当门，用七拼八凑的木板子盖的窝棚一个挨一个地挤在这里。
我回国那年，平壤一带还蔓延传染病，市民们遭受了难忍的痛苦。雪上加霜，那年还发了洪水，弄得整个城市遭受了难以言表的苦难。《东亚日报》在报道那年的洪水灾情时说，将近平壤市内总户一半的一万多户人家被淹。
现在，普通江广场后面，建起了世界上最大的105层的柳京饭店。过去，我们的爷爷和奶奶们在那里住在多么简陋的窝棚里，过着多么艰难的生活，恐怕现在新的一代连想象也都想象不出来。
那时，我目睹这种现实，渴望建设一个能使劳动人民过上好日子的社会，更加憎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地主和资本家。
在我上彰德学校的时候，日本发生了关东大地震。日本的极右分子毫无根据地捏造说，朝鲜人要借这次地震掀起暴动，并以此为借口调动军队屠杀了数千名朝鲜同胞。这个消息传到了七谷，激起了学生的愤怒。这个事件给了我很大的刺激。它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日本人嘴上高呼“一视同仁”、“日鲜融合”，实际上把朝鲜人看得牛马不如。
从那以后，我见了日本警察骑的自行车也不放过。在木板上多钉上几个钉子埋在路上，叫那些自行车的内胎个个都撒气。
我们创作的音乐游戏《13个家》也反映了憎恨日本帝国主义、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音乐游戏《13个家》，是由13名学生上台表演的舞蹈。他们各自拿着一枚用硬纸壳做成的各道的地图，边唱歌边把地图贴上，拼成完整的朝鲜地图。
在1924年的秋季运动会上，我们搬出了这个音乐游戏，正表演的时候，警察出现在运动场上，大声喝斥，叫我们马上停止。那时，开个小小的运动会，也要事先得到警察机关的认可，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