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的推理不必要地纠缠不清。肯尼迪认识到腊斯克是一个埋头苦干的人，一个见多识广的谈判能手和一个经验丰富的外交家，所以很喜欢他这个措辞简洁、不唱高调的国务卿，尽管他始终没有叫过他〃迪安〃。反过来，腊斯克对总统也是绝对忠诚，全心全意地为实现总统的目标而贡献自己的一切。
他的忠诚是早就得到证明了。在新旧总统交替的过渡时期，我曾一本正经地把我们从一份哥斯达黎加的报纸上剪下来的材料交给他。这是一份在该国的愚人节那天刊登出来的材料，内容是一张假照片和一篇新闻报道，说当选总统肯尼迪〃在赴〃棕榈滩的途中，曾在圣约瑟停留了一下，答应给予哥斯达黎加一笔数目特别大的外援赠款。腊斯克看了看这份虚假的剪报材料，严肃地点点头说，凡是当选总统承担的任何义务都必须遵守。尽管他随后也表现出来具有一种捉弄人的幽默感，但是当我向他讲明这是个骗局的时候，他显得比较放心而不是感到好笑。
腊斯克的优点也就是他的缺点。总统有时也希望他的国务卿——他发现国务卿的意见在表达出来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会更大胆地维护自己的观点，更直率地提出解决办法，更经常地对五角大楼的计划提出富有想象力的代替方案，并且更有力地管理国务院（在国务院他的下属中，有四个并非由腊斯克亲自挑选来的前州长）。腊斯克有时则似乎太急于驳斥人们关于国务院太软弱无力的指责，而去接受国防部的强硬主张，国务院显得软弱无力。肯尼迪感到，总统和国务院往往太不知道国务卿的看法了，而且不论在公众的心目中还是在同国会的交锋中，腊斯克往往也并不象他的大多数同僚那样，跟总统一起分担有争议的决策所激起的批评。国务卿对另外一种批评——针对国务院官僚政治一再表现出来的缺乏创见的批评——倒是几乎过于沉得住气了。
洛维特和艾奇逊都曾极力推荐腊斯克。肯尼迪以前从没有会见过他。他把这位前外交官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次会议上找了来——腊斯克当时是该基金会的主席，在会上刚会见了基金会的理事狄龙——同他简短而有点笼统地谈了谈腊斯克写的一篇文章〃论总统〃，第二天便打电话给他说，国务卿一职就是他的了。
同有些新闻报道所说的正相反，总统始终没有为挑选腊斯克当国务卿而感到很遗憾。实际上，他对腊斯克面临新闻界的一再猜测，说他会被降职一事所保持的容忍态度感到十分钦佩。肯尼迪既没有把腊斯克降职，也并没有希望在自己开始执政时任用的是他原来考虑过而逐步排除掉的任何一个别人。有人告诫过他说，他不能起用狄龙当国务卿，因为狄龙是个共和党人；不能起用邦迪，因为他还年轻；不能起用布鲁斯，因为他已经是政界元老了；也不能起用富布赖特，因为他在种族问题上持南方人的立场。（在提到过的其他人选中，史蒂文森、鲍尔斯和本奇始终未被认真考虑过，洛维特则拒绝接受这个职位和任何其他职位。）肯尼迪认识到，腊斯克的谦虚谨慎的品质在他这种内阁里是利多弊少的，而且这种品质把公众并不总是知道的许多品德和才干都隐藏起来了。
道格拉斯·狄龙成了肯尼迪的财政部长。他曾是艾森豪威尔的副国务卿，如果尼克松当选的话，很可能会被挑选了来当国务卿或财政部长。他的接受这个职务使两党的许多领导人都感到恼火，但是却使金融界的许多领袖们感到放心。民主党参议员艾伯特·戈尔反对说，在美国需要推行大胆的经济政策时，狄龙只不过是一个〃一团和气的老好人〃。（两年以后，狄龙领导着争取推行至少是十五年中最大胆的经济措施的那场斗争——减税——而戈尔却站到了反对的一面。）
虽然比起内阁中的任何同僚来，狄龙更有可能抵制或推迟总统所施加的压力，特别是在国际货币事务方面，但是他也善于察出总统的意向。他仍然是一个开明的共和党人，不过他从来不出于党派动机而采取行动，从来不公开跟总统唱反调，而总是忠诚地支持总统的全部政治纲领。他在国内越来越成为一个扩张主义者，在国外则越来越成为一个行动主义者，同时又是肯尼迪家的一个亲密朋友，虽然除了在1956年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短暂地会过一面之外，他以前并不认识总统。同他的党的传统政策相反，狄龙支持赤字财政以缓和衰退，而在出现赤字时仍主张减税，他支持堵塞逃税的种种漏洞，扩大对外援助，以及用更大的经济增长来为更高预算提供资金。
在我们就职的第一个星期里，狄龙、赫勒和贝尔（我们有些人称之为三驾马车）有一天晚上跟我一起就肯尼迪的第一个预算方案一直工作到深夜。这个方案要求增加财政赤字。第二天早晨，当总统勉强采纳了这个方案时，我说：〃总统先生，新闻界将会说，一个大肆挥霍的民主党总统不顾他的共和党人财政部长的反对，坚持要让预算上出现这样规模的赤字，可是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啊！〃
肯尼迪在促使狄龙接受财政部长的任命时，并没有就财政政策作过任何承诺。他说，〃一个总统不能跟内阁成员缔结什么条约。〃不过他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上的确表明，财政部长这一职务正在摆脱掉惯常的党派作用。狄龙、腊斯克和麦克纳马拉都可以不担任任何政党性的工作。肯尼迪只是在确切地知道狄龙不是新泽西州州长的候选人之后，才任命他当财政部长的。狄龙经常为肯尼迪的政策发表讲话，可是从未为两党中的任何一党发表过讲话。他曾对我说，〃如果戈德华特在1964年获得提名，那将使我们大家（指的是肯尼迪班子里开明的共和党人）更容易作出选择。〃
尽管我们在棕榈滩第一次会面时，狄龙曾说，乔·艾尔索普曾经警告过他，说我对东部的银行家是猜疑的，但是我们却紧密而融洽地一起工作，经常一直干到深夜和周末。象肯尼迪弟兄们一样，百万富翁狄龙本可以舒舒服服地在海滩上消磨时光，而不必充作国会攻击的一个靶子。象鲍勃·肯尼迪和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一样，他在总统决策方面所起的扩大了的作用，由于他享有判断精确的名声，由于他拥有一批第一流工作人员，又由于他应邀列席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而得到了加强。象肯尼迪内阁的全体阁员一样，狄龙在压力之下冷静沉着，他重实效而轻教条，并且非常有理智。
没有一个劳工部长具有比阿瑟·戈德堡更多的理智和更为充沛的精力了。他除了在劳工领域之外，在其他领域里也是一个很有发言权的顾问，如果鲍勃·肯尼迪最初对司法部长职务的拒绝被他哥哥接受了的话，那末戈德堡就有可能成为司法部长了。他是个孜孜不倦的活动家，也是个受到劳资双方尊重的干练的调解人，在上任之初，他便视察了各个失业中心，并解决了各种劳资纠纷。他早年为劳工运动从事的立法工作，使他第一次跟肯尼迪聚到了一起。早年的上述工作也使他建立了一些关系，取得了某种判断力，有助于促使劳工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
1962年年初，总统面临到他所认为的最严重的考验中的第一次——填补最高法院一个空缺的问题。他并非不知道阿瑟对司法工作的兴趣和能力，也不是不赞赏阿瑟在内阁所干的工作。但如果任命他，将会使最高法院里有两个犹太人，但这一事实并没有使约翰·肯尼迪感到任何不安。而把一个劳工律师送进最高法院，这在美国也是没有先例的，但他对此也并不在意。问题是政府的经济复兴和发展计划——特别是它的反通货膨胀运动和控制钢铁工业工资与价格的希望——还没有达到肯尼迪认为可以冒险让戈德堡离开内阁的地步。实际上，他很不愿失去任何主要的阁员和亲密的顾问，尽管戈德堡可以由他的副部长，能干的威拉德。沃茨来接替。沃茨和戈德堡一样地深思熟虑、能说会道，而且说话往往简明扼要得多。总统把几个人选——其中包括哈佛大学教授保罗·弗罗因德、联邦法官黑人威廉·黑斯蒂，以及几个州法官和律师——仔细权衡了几天之后，挑选了有学识的司法部副部长拜伦·怀特去补缺。但是在那年较晚的时候，当最高法院出现了另一个空缺时，他毫不迟疑地便任命了阿瑟·戈德堡。
肯尼迪内阁中原有的另外两个成员自动地辞去了他们的职务。总统对于失去他的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亚伯拉罕·里比科夫深为惋惜，虽然他可以理解阿贝竞选参议员的愿望。里比科夫担任的工作实际上是他自己挑选的。自从他和肯尼迪在众议院共事之后，他长期以来一直是肯尼迪的朋友、顾问和支持者。与报界的猜测相反，阿贝宁愿担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这个职位，而不愿担任较易引起争议的司法部长（他说，对一个犹太人来讲尤其是如此）。同时，肯尼迪也宁愿由里比科夫，而不愿由较易引起争议的（因而也较难通过立法的）门南·威廉斯出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
总统起初打算提名杰出的住房建筑和房屋财政署署长罗伯特·韦弗接替里比科夫。韦弗当时已经是有史以来联邦政府中级别最高的黑人了。韦弗的种族问题使一项关于把他的机构升格为内阁级的住房和城市发展事务部的计划未能获得国会的批准。但是与早先的预料相反，种族的因素并没有妨碍国会通过内容广泛的住宅立法或是妨碍人们对韦弗的工作广泛地加以赞扬。遗憾的是，正当里比科夫被提名为康涅狄克州的参议员并辞去内阁职务的时候，股票市场上的波动和企业界对政府增强了的敌视，使国会中的气氛如此暗淡，以致南方议员们的任何进一步抵制行动都会危及总统的整个立法计划。北方议员们也在私下埋怨，说住房建筑署的职位需要韦弗，而且他对这项工作又早已胸有成竹，还认为如果把韦弗调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将会叫人看来象是在政治上鼓励种族主义的回潮。
总统于是决定起用安东尼·塞莱布雷兹。他一直在谋求官职，甚至也愿意担任联邦法官的职务。在挑选阁员人选中，这是第一次把种族问题的考虑不当作一个毫不相干的因素（意大利裔的美国人一直在抱怨说，他们中担任政府官员的人太少了，因此总统曾叫我向人口普查机构去查核一下，意裔美国人在选民中所占的比重），肯尼迪早就知道并且钦佩塞莱布雷兹当克利夫兰市长时的杰出政绩。但是，当塞莱布雷兹参加了一年的内阁会议，并在会上根据他在克利夫兰工作的经验相当详尽地分析了所有世界的和国内的问题之后，总统对他比较感到有趣而不是感到钦佩了。不过塞莱布雷兹在政治上的服务是优良的。在他任职期间，卫生、教育和福利方面的立法工作继续在国会取得了成功。这项工作不仅得到白宫方面的肯尼迪一奥布赖恩的协助，也还得到不屈不挠的威尔伯·科恩、弗兰克·凯佩尔和布瓦弗耶·琼斯这些能干的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阁员级以下的官员的帮助。
在挑选威斯康星州的税务特派员约翰·格罗诺斯基接替戴担任邮政总局局长一事上，种族政治也起了一点点作用，但也只起了那一点作用。格罗诺斯基不仅很早就是肯尼迪的支持者和帕特·卢恩的朋友，而且他也是一个能干的行政官员。
总统对于里比科夫的离开内阁感到很遗憾，不过他充分理解他离去的理由。另一方面，他对于J·爱德华·戴的辞去邮政总局局长并不感到那么遗憾，而且也始终没有充分理解戴辞职的理由。肯尼迪很喜欢戴的急性子，喜欢他在内阁会议上发表的评论，尤其喜欢他对庞大的邮政局官僚机构的有条不紊的管理。1960年12月在提名戴任邮政总局局长时，肯尼迪曾说道，〃我刚从华盛顿寄了一封信到波士顿，这封信需要八天才能到那里，因此我很希望我们能使邮政服务有所改善。〃后来，在他执政时期，他通过电报，而不是通过邮递把为戴举行的一次表彰午餐会上他的演说辞送去，〃以便确保［它］在准确的地点和准确的时间送到你的手里。〃实际上，戴的确改善了邮政服务，削减了开支，减少了华而不实的玩意儿，并且虽然不受欢迎却很有必要地提高了邮资。不幸的是，戴更擅长于发表一些含糊不清、毫无必要的公开声明，而不是通过他的副手威廉·布劳利去处理一些实际的政治问题。〃在跟布劳利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执之后，布劳利转到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去工作，戴自己离开政府的决定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内阁里另一位往往喜欢公开发表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