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俞芳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有一天,我(俞芳原文此处为“鲁迅先生”,下同,不另注/编者)坐人力车从教育部回绍兴会馆,不慎把钱夹落在车上。当时我和人力车工人都没有发觉。下车后,我走进会馆,这位人力车工人在车上发现了钱夹,认定是我丢的,就急急忙忙跑进会馆把钱夹送还给我,并一再要我当面点一点,有没有少东西。我非常感激,因为这里面除钱之外,还有一些重要文稿。我就拿出一元钱酬谢他。起先他不肯收,再三推却,最后我好容易说服了他,他才收下,称谢而去。他需要钱,但拾金不昧,这是何等的可贵的品德。这个钱夹如果被慈禧太后拾到,恐怕早就落到她的腰包里去了。
·与俞芳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二秃子(鲁迅住在西三条21号时,常拉鲁迅的一位人力车夫/编者)那种负责态度真是少有的。那天跌跤,是地上结了冰,路滑的缘故(一次鲁迅乘二秃子的车,因路滑,二秃子摔了跤,他和鲁迅都受了伤/编者),这不能怪二秃子,况且他的伤势远比我重,出事后,还亲自把我送到家里,我感激他还来不及呢!
·与潘妈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事情发生在十二月里的一天,寒冬腊月,又逢下雪,下班的时候,雪下得更大了,我(俞芳原文为“鲁迅先生”,下同,不另注/编者)乘坐人力车回绍兴会馆去,一路上呼啸着的大风,夹着鹅毛大雪,扑天盖地袭来。好冷啊,这时我身上穿着棉袍,还感到寒气难挡。可是突然发现拉着我在寒风大雪中挣扎前进的那位人力车工人,却衣着单薄,特别是下身只穿着单裤。这样寒冷的天气,单裤怎么能够挡得住呢?到了会馆,我问这位人力车工人:
“这么冷的天气,你为什么不穿棉裤呢?”
人力车工人回答说:
“先生,生活艰难哪,吃都顾不上,哪有钱买棉裤呢?”
我理解他的艰难,付了车费外,又特地送给这位人力车工人一元钱,再三叮嘱他,买条棉裤穿;并且告诉他,这样下去,腿关节要冻坏的。第二天,积雪未化,寒气逼人,气温更低了。我下班后,就到教育部门口注意观察,出乎意料之外,我发现站在门口寻生意的人力车工人,几乎都是穿着单裤的。我想(原文为“感慨地说”/编者):这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单靠个人的同情和帮助是不行的。
·与俞芳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人家辛辛苦苦换来一点工钱,要养家活口的,在有限的工资上和他们(指人力车夫/编者)“斤斤计较”,是不道德的。
·与俞芳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这(指‘老虎尾巴’/编者)倒是我故意造得这样的!因为便宜点!这是灰棚,上面是平顶的,比较正式的房屋,钱可以省一半多——这样在屋后面拖一间的灰棚,在北京,叫做老虎尾巴。现在我是住在老虎尾巴里了。”
·与俞芳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
出版社1981年《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改革实在是难;无论泥水活和木匠,都总是要依他们老法子做。我是大半托人代办的,不好意思多说,自然只好将就点。”
·与许钦文的谈话,录自许钦文《在老虎尾巴的鲁迅先生》,文刊1940年10月16日上海《宇宙风乙刊》半月刊第31期。
这院子树太少了,太阳花虽好,只有它,显得单调些;再说太阳花怕冷,秋风一起,马上枯萎,所以打算再种些树。太师母喜欢花木,我已向云松阁(北京专卖各种盆景及树苗,并代送代种的一家商店)定购紫、白丁香树各两株,种在太师母的窗前。这样老人家可以隔着玻璃窗看花。因为现在不是种树的时候,所以只好等明年春天再种了。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
等它(指鲁迅西三条故居院内的一株杏树,时已果坠满枝,但果未熟/编者)熟了,请你们来吃……记得绍兴出杨梅、出瓜的地方,都是只管吃饱,不许带走,我们这杏树也按这规定办吧……后院光秃秃的实在单调,明年也要种上几株树。后院的土质不如前面,都是用煤渣垫起来的,打算在北面沿北墙种两株花椒树,两株刺梅,西面种三株白杨树。白杨生长力强,风吹树叶沙沙响,别有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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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与许寿裳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
这里确实偏僻了一些,如果闯进几个流氓来,实在招架不住的。所以,现在加紧了防备,有人来,先要问清楚是谁才开门,并且随手加闩了。
有什么可怕的(指1924年11月13日,鲁迅的一位名叫杨鄂生的学生,冒名杨树达,闯入鲁迅家中要钱。初,鲁迅疑其为人指使,后始明白是一个患了精神病的学生/编者),料他也不敢动手;如果动手打起来,他也未必打得过我。况且这究竟是我的家里,家里潘妈(侍候鲁迅母亲的女佣/编者)等人肯定会出来帮我的。
·与俞芬等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
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神经痛,这是接连多写了的缘故;不要紧,休息一下就会好的。”
·与许钦文的谈话,录自许钦文《在老虎尾巴的鲁迅先生》,文刊1940年10月16日上海《宇宙风乙刊》半月刊第31期。
“论时间,我现在难于应允了。但你们是传授世界语的,我应该帮忙,星期几教,我今天还不能确定。等一两天,我把时间支配一下,再通知你们。”
(第二天,先生便通知世界语专门学校自己去上课的时间。该校经费困难,付不出讲课费,只每月付20元车马费。待校方送款时)
“学校经费困难,我是晓得的,所以这钱我不收,你(指来送款的该校教务处职员陈空三/编者)还是带回去。我觉得:一个世界语学者,在目前环境下,应尽自己力量贡献到世界语。然后世界语才能传授出去。我自己虽然现在连一个单字都写不出来,但我是支持这个运动的,因为我赞成她。”(直到1925年3月该校停办,鲁迅一直未收每月20元的车马费/编者)
·与荆有麟的谈话。录自荆有麟著,上海杂
志公司1943年11月版《鲁迅回忆断片》。
这(指吴佩孚对夏元说的一句话:“旧有旧的奥妙,新有新的道理”/编者)也是苍蝇之声耳。
是帝国主义吧(指同行者刘静波讲的“大国家主义”/编者)?其扰乱世界,比苍蝇更甚千百倍。
这虽是小题大作,将来新中国自有新环境,当然把一切害人虫,一扫精光。
·与同行者的谈话,录自陈钟凡《鲁迅到西北大学的片断》,文收单演义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版《鲁迅在西安》。
我顶不赞成他的(指鲁迅西安讲学时的一位同行者/编者)“下一趟不知什么时候才来”说,他要少给让他少给好了(指给西北大学招待鲁迅一行的工友钱/编者),我们还是照原议多给。
·与孙伏园的谈话,录自孙伏园《忆鲁迅先生》,文收
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鲁迅回忆录》第2集。
有些苦味。(指鲁迅在西安时尝试性的也是唯一的一次吸鸦片烟/编者)。
·与孙伏园的谈话,录自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文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3辑。
现在想把我挤走(指杨荫榆等排挤鲁迅/编者),我是无论如何不走的。
·与××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
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老虎(指章士钊,因时章办《甲寅》杂志,以“寅虎”故,因称之/编者)没有办法:下了冷口(指在女师大风潮中,章士钊撤了鲁迅的佥事职/编者)。
这是意料中事,不过为着揭穿老虎的假面目,我要起诉。律师只能为富人争财产;为思想界争真理,还得我们自己动手。
正是因为丢了官,所以才买这贵烟(此时鲁迅不再抽劣等烟,而是抽较贵的“海军”牌香烟了/编者)官总是要丢的,丢了官多抽几支好烟,也是集中精力来战斗的好方法。
这事已经酝酿很久了(指章士钊撤鲁迅佥事职/编者),我不理他,看他还有什么花头。这是他不得不破着脸皮来的一着。
·与尚钺的谈话,录自尚钺《怀念鲁迅先生》,文收
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鲁迅回忆录》2集。
人家说我在打落水狗,但我却以为在打枪伤老虎(指章士钊,因章士钊办《甲寅》周刊,以寅属虎,故称/编者),在扮演周处(240~299年。晋人。少时,乡人称他为“三害”——含蛟与虎——之一。后竟斩蛟射虎,发愤改过。吴时为东观左丞,晋时任新平太守后迁御史中丞/编者)或武松。
·与郁达夫的谈话,录自陈子善、王自立编注,
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郁达夫忆鲁迅》。
刀是防外来不测的,那里是要自杀。你真是个傻孩子(据传,鲁迅房里有两把刀,一把放在书架上,一把放在床褥下。一天,果被许广平搜出/编者)。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许广平《欣慰的纪念·鲁迅和青
年们》,文收江苏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许广平文集》。
赴厦门途中
“那时候,已经感觉到糟了!但是因为军人们(指鲁迅与许广平在南京的一个旅馆中,遇上了来搜查的孙传芳军人/编者)只翻行李的底层,却没有注意到在最上面的党员证。”(指许广平的国民党党员证/编者)
(增田涉问:“如果发现了会被杀死吧?”)
“大概是要被杀掉的,因为那时的国民党员,如果被发现了,马上就要被杀的。”
·与增田涉的谈话,录自增田涉著,钟敬文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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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与章衣萍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鲁迅的印象》。
在厦门
“在厦门,那里有一种树,叫做相思树,是到处生着的。有一天,我看见一只猪,在啖相思树的叶子。我觉得:相思树的叶子是不该给猪啖的,于是便和猪决斗。恰好这时候,一个同事的教员来了。他笑着,问:‘哈哈,你怎么同猪决斗起来了?’我答:‘老兄,这话不便告诉你。’……”
·与章衣萍的谈话,录自章衣萍《枕上随笔》,文收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枕上·窗下·风中随笔》。
“这事(指鲁迅应中山大学之邀事/编者)在数月前已经提起了,不过那时厦大已先聘定了,并且语堂先生等都是好朋友。现在学校对你们怎么样?”
“他自己称是是孔教徒,曾著过一本‘孔什么纲’。”(指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著的《孔教大纲》/编者)。
“做到是做了两年(指鲁迅与厦门大学聘约/编者),但是这个管不了许多。他(指着伏园)前次到广州也是这样的。
·与李淑珍的谈话,录自李淑珍《与鲁迅的一席话》,文刊
1927年1月15日《厦声日报》,转自《鲁迅研究资料》第12辑。
“你们打着代表(厦门大学文科全体同学派金工等四人赴鲁迅住所挽留先生/编者)的头衔来,所以我不会。”
·与金工等的谈话,录自金工《鲁迅在粤的片断回忆》,文刊
1936年10月26日《华西日报》,转自《鲁迅研究资料》第12辑。
我统计所有的不动产,只有在北京一所房子,这房子是去年花八百元买来的。这样说来,我捐二角给厦门大学,未始不比陈嘉庚不慷慨了(这是按照陈嘉庚所有财产与供给厦大经费的比例而言)我钱捐了,收条却还没有拿到呢?(此语似较上一段有更大的权威性/编者)
·1927年1月13日在林文庆于鼓浪屿大东旅社饯别鲁迅的宴席上讲,见探秘《鲁迅君的作风》,文刊1927年2月17日香港(华侨日报》,转录自1999年第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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