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雪停了，我和刘妈冒着严寒来到桥儿胡同。车一拐弯，远远就望见谢家门口挑了烧纸，那纸在风里忽闪忽闪地飞。院里搭了个小棚，三两个吹鼓手在灵前有一搭没一搭地吹打，乐声单薄草率，断续的音响在这凄寒萧瑟的小院里颤抖着，刺得人心也发颤。一个腰系白带子的木讷男人把我们迎了，也说不出什么话，两片厚嘴唇翻过来调过去就是俩字，“来了”、“来了”。想必这就是六儿的继父、石匠张永厚了。刘妈问及谢娘后来的情况，张永厚说，是昨儿擦黑儿咽的气，吃不下东西已经有一个月了。说着，就把我们往灵前领。
我看到了那口沉闷的黑漆棺材，我知道那里面装着谢娘，装着可怕可哀的死！六儿跪在棺前，一脸的疲惫，认真地承担着儿子的角色，这个院里，真正穿孝的也就他一个人。一个女人，头上扎块白布条，见我们一走近，就开始了有泪没泪的号啕，不是哭，是在唱，拉着长声在唱，那词多含混不清。据说，这是谢娘的一个远房亲戚，丧事完后，谢娘遗下的衣物首饰将归其所有，这是她耗在这里，不肯离去的原因。几个穿着团花绿衫的杠夫，坐在棚的一角，喝茶聊天，他们在等待启灵出殡的时辰。
我来到棺前，我看到了里面的谢娘。
已经不是给我做炸酱面的那个媳妇了，完全变作了一具骷髅，一副骨架，骨架裹着一身肥大厚重的装裹，别别扭扭地窝在狭窄的棺里。谢娘的嘴半张着，眼睛半闭着，像是在等待，像是要诉说。刘妈说，怎能让她张着嘴上路呢，得填上点儿什么才好。趁刘妈去准备填嘴物件的空隙，我趴在棺沿，轻轻地叫了一声“谢娘”。我想，我是替父亲来的，谢娘所等的就是我了，如果有灵，她是应该感应到的。
棺里的谢娘没有反应，那嘴依旧是半张，那眼依旧是半闭。
我该怎样呢？我想了想，将兜里一块滑石掏出来，这块滑石是我在地上跳间画线用的，已经磨得没了形状，最早它原本是父亲的一个扇坠，因其软而白，在土地上也能画出白道儿，故被我偷来充作粉笔用。现在，我把这个“扇坠”搁在谢娘僵硬的手心里，虽然我很害怕，腿也有些发软，但我想到谢娘对我诸多的宠爱，想到那温热的炸酱，想到这是替父亲给谢娘一个最终的安慰，便毫不犹豫地做了。
刘妈用一小块红绸子扎了一个茶叶包，塞进谢娘半张的嘴里。
谢娘的嘴，被刘妈的茶叶堵了，她再也说不出话了。
杠夫们走过来，要将棺盖盖了。我听见六儿撕心裂肺地哭喊“妈”时，我的眼泪也下来了，我跟他一起大声喊着“谢娘”，也肆无忌惮地张着大嘴哭。刘妈将我拉开了，说是生人的眼泪不能掉到死鬼身上，那样不好。刘妈小声地告诫我要“兜着点儿”，她说，这是谁跟谁呀，咱们意思到了就行了，你不要失了身份。
我不管，我照哭我的。
六寸长的铁钉，砰砰地钉了进去，将棺盖与棺体连为一体。六儿在棺前不住地念叨：妈，您躲钉！妈，您躲钉啊！那声音之凄，情意之切，感动得刘妈也落了泪。我知道，随着这砰砰的声响，谢娘从此便与这个世界隔绝开了，我那块滑石也与这个世界隔绝开了……
杠夫们将棺上罩了一块红底蓝花的绣片，这使得棺木有了些富贵堂皇的气息，不再那样狰狞阴沉。几条大杠绳在杠夫们的手里，迅速而准确地交叉穿绕，将棺材牢牢捆定。杠头在灵前喊道：本家大爷，请盆儿啦——
这时，跪在灵前的六儿将烧纸的瓦盆掂起，啪的朝地上砸去。随着瓦盆碎裂的脆响，吹鼓手们提足精神猛吹了起来，棺木也随之而起，六儿也跟着棺木的启动悲声大放。灵前，自始至终，只有一个六儿，未免孤单软弱。他之所以叫做六儿，是父亲按金家子弟的排列顺序而定，暗中承袭着金家的名分。按说，此刻我应该跪在六儿的身后，承担另一个孝子的角色，而现在却只能在一边冷冷地看着，如一个毫无关系的旁观者。
棺木出了小院，向南而去，送殡的队伍除了那些杠夫以外只有张家父子两人。六儿打着纸幡走在头里，他的继父、石匠张永厚抄着手低着头走在最后头。
乐人们夹着响器散了，回了各自的家。
远房亲戚说要加紧收拾，不能耽搁，再不招呼我们。
我在路口极庄严肃穆地站着，目送着送殡队伍的远去。在雪后的清冷中，在阴霾的天空中，那团由杠夫衣衫组成的绿，显得夸张而不真实……我想，我要把这一切详细地记下来，回去一个细节不落地说给我的父亲。这是我能做到、也是应该做到的。
不知此时坐在吉祥剧院看《望江亭》的父亲是怎样一种情景。
七
“生不能相养以共居，殁不能抚汝以尽哀”，这该是多么凄惨的感情缺憾，多么酸苦的难与人言。遗憾的是后来父亲从没向我问及过谢娘的事情，在父女俩单独相处的时候，我几次有意把话题往桥儿胡同引，都被父亲巧妙地推了回来。看来，父亲不愿谈论这个内容。所以，谢娘最后的情况，父亲始终是一无所知。
为此，我有些看不起父亲。
五十年代中期，父亲去世了。
我到桥儿胡同找过六儿。小院依然，枣树依然，他那个当石匠的爹正在院里打磨，我不知道那时候的北京怎会还有人使用这个东西。石匠已经记不得我了，我也不便跟他说父亲的事。打听六儿的情况，知道他在永定门的服装厂上班，改名叫张顺针。
我在服装厂的传达室里见到了这个叫做张顺针的人，彼时他已是带徒弟的师傅了。张师傅戴了一顶蓝帽子，表情冷漠而严峻，进来也不坐，插着手在屋当间站着。我说了父亲不在了的事，本来想在他跟前掉几滴眼泪，但看了他的模样，我的眼泪却怎么也掉不下来了。张师傅说，您跟我说这样的事有什么意思么？这倒是把我问住了，我停了一下说，当初您到我们家说令堂不在了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什么意思呢？张师傅看了我一眼，从那厌恶的眼神里，我找到了当年六儿的影子。我说，当初我父亲是很爱您的，他对您的感情胜过了我所有的哥哥。张师傅哼了一声没有说话，任凭着沉默延伸。谈话无法继续下去了，我只好起身告辞，没等我出门，他先拉开门走了。
我回来将六儿的态度悄悄说给老七，老七叹了口气说，怎的把仇竟结到了这份儿上，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更何况还有个父亲母亲的情分在其中。既是这样，也只好随他去了。
第二天早上，有人送进来一包衣物，说是一姓张的人让带来的。金家人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包长袍马褂的老式装裹，无疑这是送给去世的父亲的。我知道，这是六儿连夜为父亲赶制出来的。说是无情，真到绝处，却又难舍，这大概就是其人的两难之处了。金家没人追究这包衣服，大家谁都明白它来自何处。母亲坚决不让穿这套装裹，她说父亲是国家干部，不是封建社会的遗老，理应穿着干部服下葬，不能打扮得不成体统，让人笑话。
母亲的话有母亲的道理，在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上，穿戴齐整的父亲，俨然是社会名流的“革命”打扮，一身中山装气派而庄重，那是父亲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的一贯装束，是解放后父亲的形象。至于那个包袱，在父亲入殓之时被我悄悄地搁在了父亲脚下。我知道，这个小小的细节除了我的母亲以外，在场的我的几个哥哥都看到了，大家都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状态，他们都是过来的人，他们对这样的事情能够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宽容。
到底是金家的爷儿们。
与六儿相关的线索由于父亲的死而斩断，从今往后，再没有理由来往了。“文革”的时候，我们听说六儿当了造反派，是的，他根红苗正的无产阶级出身注定了他要走这一步。在我的兄长们为这场革命而七零八落时，六儿是在大红大紫着。我和老七最终成为了金家的最后留守，我们提心吊胆地过着日子，时刻提防着红卫兵的冲击。而在我们心的深处，却还时时提防着六儿，提防着他“杀回马枪”，提防着他“血债要用血来偿”的报复。如若那样，我们父亲的这最后一点儿隐私也将被剥个精光。给我们家看坟的老刘的儿子来造了反，厨子老王从山东赶到北京也造了我们的反。惟独六儿，最恨我们的六儿，却没有来造反。
后来，我从北京发配到了陕西，一晃又是几十年过去，随着兄弟姐妹们的相继离世，六儿在我心里的分量竟是越来越重。常常在工作繁忙之时，六儿的影子会从眼前一晃而过。有时在梦中，他也顶着一头繁重的角，喘息着向我投以一个无奈的苦笑。惊慌坐起，却是一个抓不住的梦。老七给我来信，谈及六儿，是满篇的自责与检讨。他说仁人之于弟，不藏怒，不宿怨，惟亲爱之而已。他于兄弟而不顾，实在是有失兄长的责任，从心内不安。老七是个追求生命圆满的人，而现今世界，在大谈残缺美的同时，又有几个人能真正懂得生命的圆满，包括六儿和我在内。
八
来北京出差，在电视台对某服装大师的专访节目中，我突然听到了张顺针的名字。原来这位大师在介绍自己渊源的家学，向大家讲述从他祖父谢子安起，到他的父亲张顺针，他们一直是中国有名的服装设计之家。他之所以能成为大师，绝对的有历史根源、家庭根源和社会根源以及本人的努力因素……我听了大师的表白，只感到不是说明，是在检查，这样的套路，每一个出身不好本人又有点问题的人，在“文革”时都是极为熟悉的，现在换种面目又出现了，变作了“经验”，只让人好笑。
依着电视的线索，我好不容易摸索着找到了张顺针的家，当然已不是昔日的桥儿胡同，而是一座方正的新建四合院。今天，在北京能买得起四合院的人家，家底儿当在千万元以上。也就是说，贫困的谢娘后代，如今已是了不得的富户了。想起当年武老道“若生在贫贱之家，前程不可量”的断语，或许是有些意思。
朱门紧闭，我按了铃，有年轻人开门，穿的是保安的衣服，料是雇来的门房。我说来看望张老先生，看门的小伙问我是谁，我说是张先生年轻时的朋友。那小伙很通融地让我进去了，他说老爷子一人在家快闷出病来了，巴不得有人来聊。
院里有猛犬在吠，小伙子拢住犬，告诉我说，老爷子在后院东屋。
迄远来到后院东屋，推门而进，一股热腾腾的糨子味儿扑面而来。靠窗的碎布堆里，糨子盆前低头坐着一个花白头发的老人，这就是六儿了。
见有人进来，老人停下手里的活计，抬起头，用手托着花镜腿，费劲地看着我，眼睛有些浑浊，看得出视力极差，那模样已找不出当年桥儿胡同六儿的一丝一毫。
我张了张嘴，那个“六儿”终没叫出来，因为我已经不是当年使性较真儿的混账小丫头，他也不是那个生冷硬倔的半大小子了，我们都变了，变得很多很多。该怎么称呼他，我一时有些发蒙，叫张先生，有些见外；叫六儿，有些不恭；叫六哥，有些唐突……后来，我决定什么也不叫。
我说，您不认识我了么？
张顺针想了半天，摇了摇头，笑容仍堆在脸上，他是真想不起来了。
我说我是戏楼胡同的金家的老小，以前常跟着父亲上“桥儿胡同”的丫丫。
听了我的话，对方的笑容僵在脸上。我估摸着，那熟悉的冷漠与厌恶立刻会现出，尽管来时我已做了最坏的心理准备，心里仍旧有些发慌。但是，对方脸上的僵很快化解，涌出一团和气和喜悦，亲热地让我坐。我将那些碎布扒开，挑了个地方坐了。
张顺针说，咱们可是有年头没见了，有三十年了吧？
我说，整整四十年了。
张顺针说，一眨眼儿的事，就跟昨儿似的。您这模样变得太厉害，要是在街上遇着了，走对面也不会认出来。说着顺手从他身边的大搪瓷缸子里给我倒出一碗浓酽的茶来。我喝了一口说，您这是高末儿。
张顺针说，能喝出高末儿的是喝茶的行家。现在高末儿也是越来越难买了，不是我跟“吴裕泰”经理有交情，我哪儿喝得上高末儿。
我说，您还在打袼褙？
张顺针笑着说，您看看，这哪儿是袼褙，这是布贴画。这张是“踏雪寻梅”，这张是“子归啼夜”，那个是“山林古寺”，靠墙根摆那一溜儿画都是有名字的。
经张顺针一说，我才在那些袼褙里看出了眉目来。原来张顺针的这些布贴画与众不同，都是将画面用布填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