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在我们家里从本质来说就是个尊贵的客人，不理财，不拿事；他所熟悉的就是吃喝、会友，起着门面的作用。父亲走了，孩子们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放松，是件求之不得的好事。
所感到失落的是老六，失了依赖的老六有种终身无托的恐惧和孤独，他的心只系着父亲。没有别人。每每父亲来信，信中所关注的也只有老六，仿佛他的其他儿子们都是无足轻重的陪衬。当然，儿子们对父亲的来信也从来不闻不问。老六则不然，老六要让他的母亲把父亲的信一遍一遍地读，不厌其烦地听得很认真。这使人感到，老六与父亲的关系在父子之外又添加了某种说不清的情债，不能细想，细想让人害怕。
春天的一个上午，天气晴好，金家的孩子们要在看门的老张的带领下到齐化门外东大桥去放风筝。孩子们托举着风筝，纠缠着线绳，你喊我叫，闹哄哄打狼似的涌出了二门。出门时被站在台阶上的二娘叫住了，二娘由屋里拽出了满脸不痛快的老六，将他推进孩子群中，让他和大家一块儿去放风筝。老六不想去，转过身就往屋里走，被矮他一头的老七一把拉住，老七刚封上开裆裤没有两年，却小大人儿似的很能体恤人。老七说，六哥别走，我带着你。二娘说，让小的说出这样的话来，老六你羞不羞。老六低头不语，二娘说，到野地去，让风吹吹，把一身懒筋抻抻，是件再好不过的事了，你怎的还不愿去？说着二娘向老张使了个眼色，老张就将一个沙燕风筝塞给老六，连推带操地护着金家的小爷儿们出了门，奔东而去。
二娘在廊下深深地叹了口气。
依着二娘的意思是有意将老六混在金家的哥儿们中间摔打摔打，目前她的这个儿子过于细腻软弱了。这不是金家人的性情，也不是她的愿望，在她的思想深处，很怕真应了老六是德宗转世的说法。她嘴上说不信，心里也难免不在打鼓，把她的儿子和那个窝囊又悲惨的光绪皇帝连在一起，她这个做母亲的何以能心甘情愿！为此她希望她的儿子能粗糙一些，能随和一些，能平平安安地长大成人。她没有给人说过，夜深人静之时，她常常用手使劲地按压老六头上那两个突起的部位，她惟恐那两个地方会生长出什么意想不到的东西来。
那天，放风筝的一千人等热气腾腾地回来了，刘妈站在门口挥着个布掸子挨着个儿地拍打。拍哪个，哪个的身上尘上冒烟，呛得刘妈捏着鼻子不敢喘气儿。刘妈说，这哪儿是去放风筝，明明地是去拉套了，瞧瞧这一身的臭汗，夹扶都湿透了。末了，刘妈拽过冻得直流青鼻涕、浑身瑟瑟发抖的老六，拍打了半天，没见一丝土星。刘妈笑着说，敢情这是个坐车的，没出力。老张说，这小子有点儿打蔫儿，那帮驴们在河滩里疯跑，就他一个人在大桥桥头上傻坐着，喊也喊不下来。刘妈摸了摸老大的脑袋说，有点儿烧，得给他再吃两丸至宝锭。
金家虽是大宅门，对孩子却是养得糙，从不娇惯，这大概也是从祖上沿袭下来的习惯。全家的子弟是正儿八经的八旗子弟，老辈儿们崇尚的是武功，讲的是勇猛精进，志愿无倦。到了我们的阿玛这儿还能舞双剑，拉硬弓，骑马撂跤。祖辈的精神自然是希望干秋万代地传下来，不颓废，不走样，发扬光大直至永远。这个历经征战，在铁马金戈中发展起来的家族，自然要求他的子弟也要勇武强壮，经得起风吹雨打。所以，我们家的孩子们从小都很皮实，都有着顽强的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谁有头疼脑热多是凭自己的体力硬扛，很少请过大夫。遇有病情严重的，特殊的照顾只是一碗冲藕粉，病人喝了藕粉也就知道自己的病已经到了极点，再没有躺下去的必要，该好了。下人刘妈充任着我们的保健医师的角色，刘妈带过的孩子多，经验丰富，她对小儿科疾病的治疗方法往往比医院的大夫还奏效。我们每一个孩子出生后，都穿过她用老年下人们的旧衣裤改制的儿衣。她认为，下贱才能健康，才能长寿，越是富贵家的孩子越应如此。她还认为，有钱人家的父母都是锦衣玉食，所以生下的小孩子百分之百内火大，不泄火就要生事，就要出毛病。为此，她天天早晨要给我们家的大小孩子吃至宝锭，一边喂一边念叨：至宝锭，至宝锭，吃了往下挺。至宝锭的形状像大耗子屎一般，上面有银色的戳迹，以同仁堂的为最佳。同仁堂的至宝锭化成汤喝到最后有明显的朱砂，那是药的精华，刘妈必定要监视着我们将那个红珠珠一般的东西一点不剩地吞下去，还要将药盏舔净。如没有红珠，刘妈就要向管事的发脾气，说他弄虚作假，买的不是同仁堂的正宗货。
放风筝回来的老六在刘妈的安排下吃了两丸至宝锭，晚饭也没吃就睡去了，半夜就发起高热，浑身烧得像火炭一般。第二天，喝过了藕粉也没见退烧，人已经开始昏迷，说胡话，叽叽咕咕，如怨如诉，还哀哀地哭。刘妈说，这孩子该不是撞克了什么，东大桥那儿是什么地方，那儿是北京城的刑场，是处决犯人的地方。这个六儿他不比别的孩子，他太弱……二娘听了就让老张拎着两刀纸拿到东大桥烧了，想的是真有鬼魅，给些通融，让它且饶过我们家六儿。纸烧过，并不见老六病情有所好转，反倒从喉咙里发出呼呼的声响。二娘害怕了，让人请来胡同口中药铺坐堂的大夫为老六看病。大夫看过后说老六寸脉洪而溢，君火与相火均旺，旺火遇冷风热结于喉，是为喉痹，民间又叫闹嗓子的便是，不是什么大病。大夫开了当归、川芎、黄柏一类滋阴除火的方子，说煎两服吃下去就好了。两服药吃下，老六并不见起色，咽喉症状继续加剧，常常喘不过气，憋得一张脸青紫，脖子的皮肤也被抓得鲜血淋淋。家里先后又请了几个大夫，各样方法使了不少，老六的病只是一日重似一日。二娘急得没办法，托人给在欧洲的父亲打电报，那人回来说联系不上，说那边朋友回电说，四爷上个月在法兰西，这个月又去了英吉利，漂漂泊泊毫无定踪，下半年能转回德意志也说不定。
老六病得在炕上抽搐，翻白眼；二娘急得在屋里一圈圈转磨，如今是想灌藕粉也灌不下去了。
舅姥爷来家，二娘向舅姥爷求主意，舅姥爷见了老六摇头说怕是不好。二娘说孩子阿玛不在家，无论如何也得舅姥爷做主，这是他阿玛最喜欢的一个，真有什么闪失怎么得了。舅姥爷说，再喜欢也不行，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打针吃药，救得了病却救不了命，这都是有定数的。二娘说，真就没办法了么？舅姥爷说，容我算算看。说罢摸出一大把麻钱儿，在桌上一把撒开，上为艮，下为坤，合而为剥卦。二娘也是懂得易经的人，一见这卦象脸就白了，眼泪扑籁籁往下直淌。舅姥爷说，你也看见了，这是天意，老天爷要收他回去，谁也没办法，挡也挡不住。二娘说，舅姥爷是高人，万望想个变通的法子，救您外甥一命。舅姥爷说我有什么法子，你看这卦，艮为山为止，坤为地为顺，顺从而止，上实下空，是困顿危厄之象；从卦上看，鬼在本宫，外方得病，更在上三爻，必是外感风邪。外官也有暗鬼，伺机而动，上下有鬼，内伤兼外感，是为杂症。鬼动卦中，药力也难扶持，虽良医也不能救。天行也，有生有灭乃自然的法则，谁也违背不了的。
舅姥爷说得没错，那天没过半夜，老六就被那二鬼夹持着奔了黄泉之路。
老六生生是被憋死的，临死前，他在炕上辗转反侧，怪声号响，整如一条喝了雄黄的大长虫，几个人也按捺不住。那时金家的孩子们个个敏声屏气，缩在自己的房内不敢出来，静听着偏院里发出的长一声短一声的哀嚎。老六折腾到夜里，渐渐地没了气息，挺了。直到偏院传出信说，六少爷走了，大伙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好像金家宅门里没有老六才是正常的。
二娘抚着僵了的老六尸身哇哇大哭，说了许多没法儿向孩子父亲交代的话，大家劝也劝不住。第二天，二娘让老张去白云观访武道长派几个道士过来做法事。老张去了又回来了，说老道没派来道士却让带回一张画得花里胡哨的符，让贴在偏院的门口。老张传达老道的话说，什么法事也不要做，金家这个老六从根上来说就不是什么正经东西。老道没有道破他的来龙去脉就已经是很给他面子了，让他知趣一点儿，赶快上他该去的地方，别再祸害人了。亲戚们此时谁也不再说什么“贵人自有天相”的话了，舅姥爷说，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没落住终不能算这个家里的人，给他一副薄棺材高底葬了就是，也算他没白到世上走了一遭。
那副寒碜的白皮棺材抬进院来的时候，二娘见了几乎心疼得昏了过去。她说从没见过这么破烂穷酸的棺材，连漆也不上一道，用这样的棺材来装殓她的儿子，让她何以能心安！我母亲也说，这棺材太差了点儿，装街上冻饿而死的倒卧还差不多，装金枝玉叶的哥儿忒不合适，于金家的身份也不相称。二娘让管事的去换，被刘妈拦了，刘妈说，太太糊涂了，哪儿有空棺材抬进又抬出的道理。舅姥爷的主意没错，太太忘了哥儿“应该长在贫贱之家”的话么，命中注定就是命中注定的。还哥儿一个舒坦自在吧，让他顺顺当当地托生，比什么都好。
二娘不再坚持，眼瞅着四个杠夫抬着那口薄棺材吱吱扭扭地出了门。
老六死的那年是八岁，他没能过了阴历冬月初十他的九岁生日。
应了武老道“三、八岁”的预言，父亲当年还问过人家“三、八岁当怎样”，当怎样呢，就当这样，老道没有直着说罢了，天机不可泄露。
以现在的观点来看，我们家老六的死因当是白喉，是白喉杆菌引起的一种传染病。搁今天，配以抗生素治疗绝不致引起死亡，就是到了老六最终的窒息阶段，只需将气管切开也不是没救。可在七十多年前，医疗条件有限，老六就那么匆匆忙忙、稀里糊涂地走了，想来让人遗憾。
最遗憾的是我的父亲。据我母亲说，父亲从国外回来以后知道了老六的事情大病了一场。经过那场病，父亲的头发全部脱光，终目迷茫恍惚，走路打晃，得两个人架着才能从屋里北炕走到南炕。对父亲这场很著名的病，北京的小报上有过报道，说他老人家因为失子悲伤过甚，得了伤寒。我后来想，伤寒的确是个很可怕的传染病，它是由伤寒杆菌而传染的，跟老六怕没有什么直接联系，那时候的人把伤寒跟老六挂在一块儿，实在是有些不伦不类了。
三
我在这个家里长成一个浑沌的小丫头的时候，二十多年已经过去，就是我们家最小的男孩老七舜铨，也进入了青壮年的行列，成了京师名画家。随着时间的消磨，人们对老六的传说已经淡而又淡了，金家已经没有几个人还记得那个忧郁的、早逝的男孩儿。
偏偏我是个爱幻想的孩子，在孩童时候，想象在我的生活中占了很大成分，我常想的人物就是那个神奇的、半人半龙的老六。他和母亲给我说的老马猴子，和大家时常谈论的院里的狐仙，和我所向往的一切神神怪怪一起，活跃在我的精神生活中，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有一回，父亲领着我去一个叫做“桥儿胡同”的所在，以我粗通文字的水平，已经能认出胡同口墙上的蓝色搪瓷标牌，是“雀儿胡同”，不是“桥儿胡同”。而父亲偏说是“桥儿胡同”，让我回家对母亲也务必要说是“桥儿”，不能说是“雀儿”，否则以后就再不带我出来遛弯儿。在北京人的发音中，“桥儿”和“雀儿”实在没有什么不同，前者是二声，后者是三声，往往说快了就“桥”、“雀”不分了。但父亲则嘱咐我一定要将两个字分清楚，万不可弄含混了。
父亲去桥儿胡同没坐他那辆马车，他坐的是三轮。我坐在父亲身边，听着身底下链条的喇喇响声，从小洞里看着车夫一弯一弯的背影，只感到困倦，想睡觉。父亲拍着我的肩说，别睡啊，留神着凉。我唔了一声，并没有多少清醒。父亲说，马上就到你谢娘家了，你要听话，别淘，跟你六哥好好玩儿。我问哪个六哥……父亲说当然就是那个长犄角的六哥，还能有谁！我听了一激灵，困意全消，我说，真是咱们家的老六吗？父亲说，当然。
胡同很小，没有雀也没有桥，只有一堆堆的烂布，臭气熏天地堆在各家的房前、门口，让人恶心。事后我才知道，这些破布都是从脏土堆捡来的，洗净晾晒干了，用糨子打成袼褙，卖给做鞋的鞋场。一块袼褙能卖八大枚，八大枚能买一斤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