堤岸的涛声。
就在他领受着这种特殊的、远过于战争的血与火的艰苦磨历时，中共中央西南局派来专案人员，向他了解西南“‘三家村’首犯”张黎群在团中央时的“反党劣迹”。
张黎群在陕北米脂县当了一年多的县委书记处书记，于1960年初被调回北京，分配到中共中央工业工作部担任兼办公厅副主任。庐山会议结束大反“右倾机会主义”的风暴平息后，毛泽东又决定恢复1954年“高饶事件’”后撤销的各大区中央局，于是取消了中央工业工作部、交通工作部。财贸工作部，让工业部的人分为华北局和西南局两个班底，张黎群遂回自己的四川老家，担任西南局办公厅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全党全国大谈实事求是，邓拓、吴晗、廖沫沙在北京《前线》杂志频频发表议论，邓拓在《北京晚报》开辟了《燕山夜话》专栏；张黎群在《重庆晚报》和《成都晚报》，分别开辟了《巴山漫话》和《夜谈》两个专栏。“文革”伊始，北京的“三家村”被彻底一砸烂”；西南的两个“三家村”被点名的成员——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马识途、四川省委宣传部长李亚群、四川文联主席沙河、《成都晚报》总编辑陈伯林等人也立即被关进了监狱。首先被关进监狱的张黎群，自然成了西南“三家村”的“首犯”。西南局专案组的人来到河南潢川，就是很想从胡耀邦口中弄出一些能够加重张黎群“罪行”的材料。但是他们看错人了！
专案人员对胡耀邦说：“张黎群窃踞《中国青年报》总编辑位置达八年之久，在报社形成了一条修正主义办报路线，你应该向我们揭发他的这些反党罪行！”
胡耀邦不加思考地立即回答：“他还没资格犯修正主义路线的错误。因为他只是团中央眼皮底下一个直属部门的负责人。如果说《中国青年报》那时候有过这样的错误，那么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来承担，因为我是团中央的第一书记。”
几句话，就把专案组的人打发回去了。
当然，他们是悻悻而返的。他们回到大西南，“提审”张黎群时就指着张黎群的鼻子说：“那个胡黑邦真是顽固透顶！他自己都泥菩萨过河了，还大包大揽地死保你哩！不过他不说，你自己得老实交代……”
1972年4月， 驻团中央的军代表，把胡耀邦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胡耀邦看了这个“审查报告”很生气，逐条予以反驳，拒不签字，并对这位中央特派军代表说：你们不要用大帽子压人！
然后他在自己写的《对审查报告的几点意见》中说：“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如果难以取得一致意见，我建议军代表的审查报告直送中央，而不必经我签。”其后直到“文革”结束，他也没签字。
就在这拒不签字的时候，他给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位年轻人写了一封很长的覆信，信的最后一段说——
我很幸运地能够活下来，并且同你们一道，看到了那些赫赫一时的专门为个人权势作恶的家伙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变成了一堆堆臭狗屎；而那些为祖国为人民利益一往直前地奋斗的同志，却在人民群众心灵处生根开花，这是最值得记取的一件根本大事。它决定着我们一生应该忘却什么，追求什么……
1972年秋，他才离开了潢川干校，回北京检查身体和休息。不久，干校的其他人也陆陆续续地回到了北京。
“九大”时，康生主动伸出手来想和胡耀邦握手，胡耀邦扭头便走。结果他没能担任“九大”中央委员。
胡耀邦敢于当众嘲笑林彪：
“突出政治真的那么灵？！我看游泳时就得突出鼻子！”
胡耀邦襟怀坦白，大义凛然坚持与林彪。
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坚决斗争。早在延安时期担任总政组织部长时，他就不与康生交往。 1966年8月3l日，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派王力到团中央宣布罢免一大批团干部的官。尽管康生当时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可那天晚上，胡耀邦还是公开讲：“康生是老左”。并谈了对江青、王力等人的看法。
党的“九大”前夕，胡耀邦作为“走资派”正接受批斗，周总理请示毛主席，要找几个年青的“八大”中央委员担任“九大”中央委员，目标是胡耀邦和谭启龙两个“红小鬼”。
“九大”时，康生主动伸出手来想和胡耀邦握手，胡耀邦扭头便走。结果，他没能担任“九大”中央委员。
后来，团中央干部集体上书请愿，要求胡耀邦担任人大代表。汪东兴找他谈话并指出，只要你承认反对中央领导同志，你就可以担任人大常委。胡耀邦绝不“摧眉折腰事权贵”，两次拒绝。他说：“我没有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当时我是八大中央委员，江青什么也不是，怎么说我攻击中央领导同志！”他曾对人说：“我感到最苦闷的时候，不是在团中央住‘牛棚’的时候，而是在l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到lop年4月‘九大’那一段时间，因为我对林彪的问题有所察觉。当然，那时候不可能想到林彪会反党叛国，但是已经感觉到了两点：一是林彪对干部不公正，把他的人都拉上来，同时对别的人狠整，打下去。我在‘九大’小组会上用别的方式，提了一条意见，说：‘洪湖苏共没有中央委员’。二是林彪关于干部政策，关于改造世界观，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我总觉得有点荒唐……因此，开完‘九大’到黄湖（五七干校）以后，我就不再提‘林副主席’了。”
胡耀邦早在林彪发迹之时，就对此有所觉察。他曾对林彪鼓吹的许多唯心主义、实用主义谬论表示过轻蔑与反感。早在“文革”前夕，林彪神吹“突出政治”之说时，胡耀邦就敢于当众嘲笑：“突出政治真的那么灵？！我看游泳时就得突出鼻子！”
对过去盛行的对领袖人物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方式，胡耀邦也表示过异议与反感。他认为，这是一种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礼仪形式。早在50年代，他就说过“人能活一万岁吗？这种说法不科学嘛！”他提倡青年学会独立思考，即使是对领导人物说过的话，“也可以怀疑”可以“一分为二”地进行分析。
胡耀邦在受审期间。 接受过无数次“外调”与“审问”，先后写过100多万字的材料。他自己认为，除对一位领导同志一度上纲过高外，一般都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林彪曾指使人批斗他十几次，逼他写材料证明一个老干部曾“叛党通敌”，他说：“叛党通敌不能随便说哟，我反复想，不是这么回事，始终坚持不写（假材料）……林彪垮台后，我立即写几千字的材料，揭发这件事，说林彪的罪恶之一就是陷害好人。”
l974年春天，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批林批孔批木儒”的文章，对所谓“法家”的评价越来越高、闹了不少笑话。有些文章含沙射影攻击周恩来总理，使许多有政治头脑的人感到担忧。一位同志对胡耀邦讲了上述疑问与忧虑，胡耀邦心照不宣地笑了，说：“咱们只谈观点，不谈人事。”他翻开正在阅读的一本列宁著作，指着一段划红杠的地方——
“我们的党由于党内。出现‘左倾’反对派而遇到的严重危机。是我国革命所遇到的严重的危机之一。”
“文革”期间，胡耀邦不仅在政治上立场坚定，不摧眉折腰事权贵。在思想理论上，他也敢于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他经常对身边的同志说一个人不可能没有缺点，犯错多不要紧，但不能没有诚实。诚实的品格最重要，他还鼓励知识分子要实事求是、敢讲真话。胡耀邦曾经嘲笑这样一种“笔杆子”，他们好象是古代的“御用文人”：你想用什么。他能写什么；还能写得振振有词，吹得神乎其神。1958年能吹亩产几万斤，1968年能吹林彪’最。
最、最”，现在又把“法家”说成“爱护人”的革命家，陈胜、吴广与秦始皇几乎成了“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共同反对奴隶主复辟势力。胡耀邦对这种“笔杆子”极为轻蔑，说这种人“既没有知识又没有骨头！”
随邓小平复出，胡耀邦重新回到领导岗位，随着邓小平再次下台，胡耀邦也再次受到冲击。
l974年邓小平复出， 胡耀邦才算结束了干校式生活。第二年8月，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担任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即党组）第一副组长，负责整个中科院党的组织领导工作。他立即投入“全面整顿”。他深知建国后这许多年来，知识分子被整苦了！而建设一个好端端的国家，没有大批扬眉吐气的知识分子是不行的。
1952年秋天，正是由于邓小平提议，党中央决定把胡耀邦从川北区党委书记兼川北行政公署主任调任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那时，他就对团中央宣传口各单位负责人说过：过去几十年的革命只两个字，叫做“解放”；今后的一切也是两个字，叫做“建国”。要建好国，必须渡过两条大河；这两条河不是黄河、长江，也不是金沙江和大渡河，而是“贫困、之河”和“愚昧之河”。要渡过这样的两条大河，没有人才辈出的知识分子是不行的。老实说，知识分子也是建国的主力军。
l957年3月， 有人说“许多青年只埋头钻研业务，不问政治”，意欲对这些青年批判批判。胡耀邦闻言，立即向《中国青年报》的同志打招呼：可不能一刀切地对这些青年进行批判。因为国内的阶级矛盾已基本解决，今后长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同自然界作斗争，这就需要钻研自然科学、钻研业务。胡耀邦说，可以把这归纳成十二个字，叫做“抬头了望政治，埋头钻研业务”，这就合人心、顺趋势了！
胡耀邦的这一席话，直说得青年报的同志笑了起来。
可是，而后这许多年，胡耀邦认为知识分
子们被整得最苦。他一到了中国科学院，就与中科院核心领导小组的另一位副组长李昌一道，顶着炎炎热浪，走遍各个研究所，与科学家们促膝交谈。l975年10月24日，在中科院“纪念红军长征四十周年大会”上，胡耀邦对济济一堂的科技人员说：“建国二十五年后的今天，请我们科学院立下新的丰功伟绩的同志上台来，讲讲四个现代化的长征故事——新的长征、新的长征故事。”他还认为，知识分子们的“五子”问题——房子（缺房住）、妻子（两地分居）、孩子（人学人托难）、票子（工资大少）、篮子（忙于刻苦钻研，常常吃不上菜），一定要解决！于是在“全面整顿”中，他首先领导科学院起草了一份上报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反映了当时科技战线的真实情况，恢复了1956年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啥》的正确论断。
然而十分可惜：不久涌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黑潮，胡耀邦跟着邓小平再次受到了冲击……
胡耀邦要时选宁告诉叶剑英：
“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l976年10月6日， 那四个不可一世的人物去了该去的所在，在家深居简出的胡耀邦又一次心潮澎湃，顿感大解放。他觉得我们这个党又有救了。他想到：为什么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折腾，使全党全国付出了无比惨重的代价，摧垮不了所谓的“刘邓司令部”？而不可一世、大有靠山的“四人帮”却可以被一举粉碎呢？
归根结底，他说，还是个“人心向背”的大问题。
那么，在这历史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他认为第一要做的大事，就是中兴伟业；而这中兴伟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狠抓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调动全中华民族所有成员奔向“四化”的热情与激情。这种热情与激情，被压制得太久太久了！粉碎了“四人帮”，陈云、叶剑英、邓小平就不约而同地率先提出必须首先解决这个大问题。因为这是全国各民族的人心所向。
胡耀邦更掰着指头对人——估摸过：“反右派”和“反右倾”反掉过多少万人；“大跃进”中的“拔白旗”和七千人大会之后的“四清”运动又伤害了多少万人；举国上下大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冤案迭起，哀怨声遍野。每一次运动都说“坏人只占5％左有”，但不断地整来整去，多少个5％加在一起，天下还剩下多少好人？
十年“文革” ，国家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就占当时国家干部总数的17．5％；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和地方副省长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