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数月，他们走访了“六十一人案”中所有受迫害而仍健在的同志，研究了他们及其家属子女的一摞摞申诉材料，查阅了中组部保存的这些同志档案中的各人有关出狱经过的自叙，调阅了大量敌伪档案，走访了1936年担任我们党北平市委书记的李葆华、党的“七大”期间熟知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中组部干部科长王鹤寿和晋冀鲁豫代表团的另一位副团长王从吾，并请他们都写了书面证明材料。
“文革”伊始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的宋任穷，也写了证明材料，证明周总理当时曾给他一个电话，让他这样回答“揪叛徒战斗队”的红卫兵：“赵林（中共吉林省委书记）的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不能让小将们在这个问题上胡乱发难。
张闻天同志的老伴刘英也写了一份材料。
她在材料中认真回忆当年张闻天作为党中央总书记，是如何与毛泽东、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研究批准了刘少奇的那个建议，并给刘少奇回电的。
中组部同志的调查研究紧凑而大有成效，直累得贾素萍心房纤颤。患了心脏病。写证明材料的同志也争分夺秒。 1978年8月21日，闷热的夜晚，于光远汗流浃背地跑到仍是“摘帽右派”的曾彦修住处，急急如今地说：“快快快，关于‘六十一个人’的问题，耀邦要我们赶快写出证明材料。就是四八年春节，刘格平请吃饭之后。康生对我们谈的那段话。”
曾彦修一听，连忙摊开纸，挥汗疾书。写完。两人签了名，于光远拿了就走，连夜送到胡耀邦家。
胡耀邦连忙挑灯夜读。这一段时间，胡耀邦不但常常夜读这类送到家的材料，而且贾素萍等人每次调查归来，他都立即听取他们的汇报，认真阅读他们写的每一份调查材料，在这些材料上先后批写了这样一些字句：“这份材料很有用”，“这份材料很说明问题”。“送中央常委阅”，“根据这些充分的复查材料，可以起草报告提纲啦”。
随后，胡耀邦与贾素萍等人一起，研究如何起草给中央的关于“六十一人案”的复查报告。一切似乎进展得一帆风顺，但是胡耀邦明白：问题远不是那么简单。
“两个不管”对付“两个凡是”。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一场面对面的决战拉开战幕。
1978年9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全党发出通知，在中南海怀仁召开全国信访工作会议，研究如何处理日益增多的申诉信和上访人员，如何落实政策才算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这个会议，是胡耀邦刚到中组部时就向中央建议举行的。汪东兴遂让胡耀邦主持会议，并在开幕式当天作主要讲话人。
明眼人看得出：这将是一场面对面的决战。
正因为这是一场面对面的决战，历来不爱宣读讲稿，而习惯于旁征博引、嬉笑怒骂皆文章的胡耀邦，这次却特别请来政研室和干市局的一些同志研究并协助起草讲话稿。在研究中，有人提出胡耀邦最好不要去。理由是：“人家正要找你的茬儿呢，你还送到门上去”’
胡耀邦说：这正是广泛动员平反冤假错案的最好时机，是踏破铁鞋也难找的最好讲坛，我们绝不能放过。我们永远记住这八个字：坚持真理，旗帜鲜明。尤其在有关党和人民利益的是是非非上，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更要明确表明自己的观点，那种不讲原则，“你好我也好”的庸俗腐朽气，是同我们党的性质水火不相容的。大家所以同意用“两个不管”去针对“两个凡是”，我想大概都有这样的意思，就是不能再搞个人崇拜了。我相信我们的党总有一天将会作出这样的历史性决议：永远永远地严禁个人崇拜。因为一搞个人崇拜，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谈不上实事求是，谈不上解放思想，就必然要搞封建复辟。其危害之烈，莫此为甚！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中说过：“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钳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林彪、“四人帮”们搞了这么多年的个人崇拜，对全党全国造成的危害之大之重之深，难道还不够吗？
胡耀邦说到这儿，在座的有人说：您说的都很对。但是现在，人家既然一直强调“两个凡是”，就会说我们这是“砍旗”而且在“真理标准”文章出来时就已经这样大说特说了。对这种谬论的反驳，我们也得想得周全些。
说得对。胡耀邦说：关于如何正确对待毛主席，我们与“两个凡是”论者是有原则区别的。对待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和正确的思想路线，我们一定要遵循不变；对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则绝对不能延续不变。否则，就是对党对人民的不忠。
这次谈话后，一连数日，在中组部的部长办公室，胡耀邦都抽出一点时间，向政研室的苗枫林等同志口授全国信访会讲话的主要内容，委托苗枫林起草讲话稿。
对胡耀邦的这个讲话，苗枫林认为非同小可、很可能引发一场激烈争论。因而在起草过程中，他尽量把观点阐述得十分周密而无懈可击。等把稿子弄好送给胡耀邦过目时，他又一次劝阻胡耀邦：“最好等时机成熟了再讲。”胡耀邦一听，不免有点气，说：“你们这些人就是谨小慎微。”苗枫林请胡耀邦再考虑一下，胡耀邦义无反顾地说：“怕什么！就是下油锅。也总得有人下嘛！”
这一边，人们忙忙碌碌，心情欢畅；另一边。有人气得咬牙咯咯响。
9月11日， 就在全国信访会议即将召开之际，刚刚印出了复刊第一期的《中国青年》杂志，刊有《破除迷信，掌握科学》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就遭到了查禁。因为，文内有这样的小插题：
林彪、“四人帮”是现代迷信的制造者；
现代迷信是新长征路上的一大障碍；
站在破除现代迷信的前列。
文章提醒广大青年：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现实告诉我们，科学与迷信的斗争是长期存在的；不但现代迷信妖雾未散，今后也很难完全避免再出现借“高举”以营私的政治骗子，很难完全避免以更新更巧妙的形式出现的现代迷信。为坚持真理而勇敢斗争、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是永远需要的……
很显然，这也是犯了“两个凡是”、“永远高举”的大忌的。汪东兴火急下令禁止发行。有些火爆不服气的青年人急得没法，把这篇文章和《春风吹又生》的复刊词帖上了西单民主墙，还有人搬请共青团中央的元老邓（颖超）大姐出面表示深切关注这件事。一位开国老将军也为这件事给《人民日报》的一位同志打了电话。这位同志回答说“是汪（东兴）副主席执意要这么干”。气得这位老将军把电话一掼：“什么副主席？”这时，汪东兴才很不情愿地，为这本青年男女广泛喜爱的杂志的发行开了绿灯。《人民日报》立即转载了《破除迷信，掌握科学》一文。
9月18日，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如期开幕。胡耀邦从从容容地走上了怀仁堂讲台，并发表了那篇讲话。台下掌声连连。他一回到中组部，一直提着心的苗枫林，急忙迎上去问胡耀邦的秘书张耀光：“讲得怎么样？”张耀光回答了三个字：“很对劲！”胡耀邦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照本宣科。”
“照本宣科”，还是出了事！按规定，大会秘书处应该立即把胡耀邦讲话全文登上会议《简报》。但是，等《简报》发下来，许多代表都傻了眼：胡耀邦讲话的精髓——用“两个不管”针对“两个凡是”的内容——被删得一字不剩。接着，续出的《简报》连篇累犊，借用某些会议代表之口，对胡耀邦的讲话进行了一系列批评指责。其中据说是来自河南省的代表说：胡部长的讲话也太离谱了！连毛主席定的案子都要否定，也太不尊重毛主席了！
负责会议日常事务的，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按说，他没有权力删改主持会议的中组部部长的讲话。胡耀邦遂找这位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问：“你这是何用意？为什么要删去这句话？”这位同志说：“这是汪（东兴）副主席让删的。”胡耀邦转身就走，没说第二句话。
会议闭幕，汪东兴同志作了会议总结讲话。他又直接面对全体代表宣告“两个不管” 的说法不妥。散了会，9月25日，胡耀邦找汪东兴等同志讨论这句话究竟有何不妥。被询问的同志中有人反问胡耀邦。
“如果是毛主席批的定的案子，你怎么办？”
胡耀邦说，“我相信：如果他老人家还健在，也会恢复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所以对他老人家过去批的定的被实践证明了的冤假错案，我们都应该平反改正。”
对方又有人说：“‘不管什么时候、什么人批的定的’，这说法未免太大而无当了！
如果这说法可以成立，那么国民党时代定的冤假错案，难道也得由我们去平？”
胡耀邦即刻把这种挑衅也顶了回去：“国民党都被我们推翻了，他们搞的冤假错案就自然而然地都被平掉了嘛！”
对方哑然。
过了些日子， 中组部的《组工通讯》 发表了胡耀邦的讲话全文，完全恢复了“两个不管”。
突破“两个凡是”的主阵地．
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的一系列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经过反覆检验的真理必然无敌于天下。
经过胡耀邦一系列委施加强劲的斗争，“两个凡是”的阵地越来越狭小，“两个不管” 的洪流节节壮大。 到最后，汪东兴等人不得不把中央专案组管辖的所谓“大案、要案”，全都转交中组部重新复查。1978年11月20日，中组部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这《报告》列举了大量经得起检验的历史事实后说：
我们认为，“文革”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错案。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一贯教导，我们对这一重大案件的结论和处理意见是：
（一）薄一波等同志在敌人的反省院对敌斗争的表现是好的。出狱时他们在敌人拟好的
“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并发表在当时平津的报纸上，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当时北方局的决定并不只是刘少奇个人的意见，参与决定这个问题的还有柯庆施等当时北方局的领导同志。1936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
他的批覆应该看作是代表中央的。许多同志说明，毛主席（事后）曾向他们表示中央知道他们出狱的经过，这一点应该认为是可信的。中央和北方局根据当时华北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形势以及簿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的表现，指示他们可以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以便为党工作，这是组织上当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现在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去重新审议当事人和北方局指示；即使认为这个指示有什么不妥，那么责任也只在于指示者，而不应归咎于指示的执行者。
（二）对那些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并登报后出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该恢复其党籍，恢复其原工资级别，酌情安排适当工作。因这一问题而使其家属、亲友受到株连和错误处理的，也应改正过来。已经去世的，应做好善后工作。
（三）在这批党员中，有被捕后，在入反省院以前敌人审讯时，有自首变节行为，或有其他政治错误，对这种人，应根据其问题的性质情节轻重，另作结论。至于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说的，在六十一人中，有少数人不是根据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而是自愿发表“反共启事”出狱的，对这种人，应当加以鉴别，另作结论。
（四）对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同志工作中的错误，包括严重错误，应当实事求是地另作结论。
l978年12月16日，作为中国共产党又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向所属全体党员和党外群众广泛传达。
随之，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对为数寥寥的“两个凡是”论者作了最后冲刺之后，一向对党对人民耿耿忠心的彭德怀元帅的“庐山沉冤”也被昭雪于天下；陶铸也与薄一波等人一起，从“叛徒”的桎梏中被解放出来……
历史的尊严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