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传奇 作者:齐鲁- 第13部分

　　“四人帮”的猖狂时代一结束，仍在冤案阴影笼罩下的薄一波为了给这位步入歧途的故旧创造一个口心转意的余地，特地拜托当年同在太岳军区的另一位老战友去向这位故旧捎了口信，希望他利用拨乱反正的大好时机一改旧习多做好事，向新的党中央提供全部实情。

　　没想到，这位听了口信的故旧一下从沙发上蹦了起来，气急败坏地说：“这不可能！‘六十一人’的案件永远翻不了！这是中央定了的，毛主席批了的！”

　　胡耀邦和许多同志还知道，瞿秋白同志的遗孀杨之华大姐直到病重垂危之际，中央专案组的有关人才假惺惺地宣布对她“解除监护”，送往北大医院治疗。送到医院不久，杨之华大姐就含冤死去……

　　这些专案组，其凶残冷酷狡诈犹如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刑讯、逼供、诱供和制造伪证成了公开的秘密：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的专案人员在他的床头吊了一个三百瓦的灯泡，不交代“贺龙乞降通敌情况”，就折腾得他整宿整宿不能睡觉；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被整天罚站，不准解小手，硬逼他交代所谓的“贺龙罪行”；装甲兵副司令员顿星云拒绝参与诬陷贺龙和许光达、被专案人员猛一拳打瞎了一只眼；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通宵达旦罚跪，半边脸被抽打得黢青乌紫，骨瘦如柴，便脓流血；工程兵副司令员谭友林被连续几昼夜地突击审讯，险些死于狱中……

　　被迫害得最苦最惨的是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那些打手故意将面条倒在楼梯上，逼迫许大将趴下去舔了吃，并放肆地呵斥说：“你中央委员有什么了不起？你大将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想什么时候斗你就什么时候斗你！”他的专案组组长、装甲兵保卫部的某位副部长，在审讯时捏紧拳头带头朝许光达当胸一拳，打手们纷纷赤膊上阵，几次打得许光达心脏病发作昏死了过去。在场的医生将他弄醒，打手们接着再打，直打得他内伤累累，却不见出血。打手们打得他站不住了，就把他按在藤椅上打。有一次，一个狗熊般粗壮的汉子飞起一脚，将许光达连人带椅踢翻，然后又把他揪将起来扔回椅子里，鲜血浸透了他的白衬衣和被强行扒掉领章的军装。

　　专案组还对许光达施行车轮式滚动审讯。

　　一次，身高一米八以上的一个姓党、一个姓都的两个大块头，一左一右地反持住许光达的胳膊，将他的腰摁弯了九十度，主审人硬要他承认是“贺龙兵变总参谋长”，许光达据理力辩，坚决不承认，那个姓党的打手一拳又一拳地猛打许光达的腹部，边打边狂叫：“我干脆让你自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算了！”

　　姓党的打累了，姓都的上，同样边打边叫骂：“你过去说我是小贝利亚，老子今天就打你这个老家伙！’”直打得许光达口中的鲜血顺着嘴角往外流。

　　许光达的身体终于被彻底摧垮了！　1968年11月到1959年1月人院治疗六十天，仍受审七十九次，被逼写所谓的交代材料二十五份；又一次住院八十一天，受审二十九次，　逼写材料二十九份。1969年5月23日，许光达已报病危，专案组仍加紧审讯。　5月31日，即许光达悲辞人世的前三天，人已卧床不起，专案组还将他拖下地向毛主席的像请罪！1969年6月3日晚十时二十分，许光达在既无医护人员看护、又未获准亲属陪护的情况下，惨死于病房厕所的马桶上！只隔六天，即1969年6月9日，被折磨得骨瘦如柴不成人样的贺龙元帅于上午八时送到301医院，　于下午二时也离开了人世……

　　这些，都是如此这般专案组的罪恶记录！！

　　l973年12月21日，　毛泽东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同志的谈话中坦率承认：“我看贺龙同志（被）搞错了，我要负责任呢广对贺龙“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

　　1974年9月，　邓小平恢复工作时，贺老总的冤案终于得以昭雪。1975年6月9日——

　　贺老总辞世6周年，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和党中央参加了贺老总的骨灰安放仪式，对贺老总作了高度评价，再次肯定“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这也等于为受“贺龙专案”株连的所有受害者恢复了名誉。”但是“四人帮”和搞专案的一些人，竟然把周总理抱病参加的贺老总骨灰安放仪式还称为“复辟翻案的典型”。时至1叨8年的此时此刻，胡耀邦要求将中央专案组的一切档案材料转到中央组织部统一复查处理的当儿，有关专案组的一切违背党的传统精神的黑暗内幕，对胡耀邦和中组部的老资格来说，又早就不是什么秘密。对如此专案组的一些人，在平反冤假错案上，你还能抱什么“善哉善哉”的指望么？胡耀邦断然决定：对这些重大案件复查平反，中组部只能另起炉灶！

　　胡耀邦另起炉灶，大江南北，寻常巷陌。明查暗访，争分夺秒，搜集每份资料，积储了翻案的足够材料。

　　胡耀邦一回到中组部，立即把干审局及政策研究室的一些同志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说：

　　“有个案子，你们敢不敢翻？”

　　“实事求是。”人们都这样回答。

　　“可是要担大风险的哟！”

　　“再大的风险，”有人说。“还能超过‘四人帮’的？”

　　胡耀邦说：“对，要有这份勇气！”

　　胡耀邦说：按照党的一切工作都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是对伟大领袖晚年搞错了的事，也应该予以纠正。有些人硬扛着“两个凡是”牌子不放，坚持一错到底。针对这种态度，我们能不能这样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与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简单地说：就是用‘两个不管’的矛，去对付‘两个凡是’的盾！请大家议议行不行？”

　　大家说，应该这么办，这既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又简明有力。这时，胡耀邦才向大家谈了这次与汪东兴等人的正面交锋，并下达了准备一另起炉灶”的动员令。

　　但为稳妥起见，胡耀邦觉得有必要首先取得叶剑英、邓小平的支持。一天，他向中央负责人汇报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时，反映了“六十一人案”中许多人及死者亲属要求复查的强烈愿望，并表示中组部准备进行复查。

　　不久，　邓小平又接到了有关“六十一人案”的两封申诉材料。6月25日，他在其中一封材料上批道：“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

　　这也是实事求是问题。”7月4日，华国锋也指示胡耀邦：“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组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胡耀邦随即指定干审局副局长贾素萍等四位同志，全力投入这项工作。

　　胡耀邦说：作为专案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那个“结论”所依据的有关材料，都是中央专案组已经整理好了的。真正有重要价值的实事求是的东西，恰恰是戴着有色眼镜的人们最不屑一顾的。他们可算是做到了各尽所能地。“各取所需”，把被立案的人置于“永世不得翻身”之地而后快。事实上，一个重大的案子，究竟是何原因搞起来的，这必须查清楚。

　　在搞的过程中，中央专案组当然也作过一些调查；但那是“各取能需”的调查。他们所需要的，如获至宝；他们认为不合“口径”的，就不会写到结论上去。而这没被写到结论上去的一些真实情况，如果光看那个“结论”是看不出其一丝痕迹的。所以，我这“另起炉灶”，就必须下功夫对能够提供原始材料的地方和人都走访一遍，看看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样，才能还历史事实之本来面貌，才能分清哪些是当事人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哪些责任应是组织领导方面承担的。这样，才能真正地是非分明，对党对同志高度负责。

　　说完，胡耀邦又叮嘱他们：此案关系重大。为减少阻力，先不宜声张，要审慎、精细、踏踏实实地调查研究，珍惜每份资料，争分夺秒，争取三个月复查完毕，写上复查结论，在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拿出来。

　　谈完话正好吃午饭，胡耀邦也拿着自己的碗筷，和大伙边走边聊地向大食堂走去。他说：如果不把”两落实”（指落实干部政策。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抓得紧紧的。搞得美美的，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不会扬眉吐气，而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最大突破口，就是对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这些同志的特大错案的平反昭雪……

　　进了大食堂，卖饭的大师傅一眼瞅见胡部长排在大老远队尾，连连大声招呼：“胡部长！您靠前来；您工作忙，靠前来广胡耀邦说：“大家都忙啊！你就顺着来吧！”

　　胡耀邦买完饭，像往常一样，与大家围在一起边吃边聊。胡耀邦说：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我们这儿又是“党员之家”了。既然是“党员之家”，我们就要形成这么一股风气：多跑门可罗雀的寒门，少走车水马龙的大户。一句话：多走冷门，少走热门。

　　“老贾，”他转脸对坐在一旁的贾素萍说：“你能不能先抽空去看看薄一波？”

　　当天下午，贾素萍一行四人就去探望了无家可住而临时栖居于西直门外国务院第二招待所的薄一波。在第二招待所传达室，贾素萍一见这位须眉皆白，被“造反者”　打伤了一段脊椎骨而直不起腰的老者，　便十分热情地上前问候，并伸出手：“薄一波同志，您好！”薄一波顿即感动得涕泪交流。十多年来，不少的红卫兵、专案组无数次对他调查审问，从不称他为“同志”；也不通报单位姓名，更没有任何让人稍稍过得去的结果；而此刻站在面前的中组部派来的贾素萍等四人，不但亲亲热热地称他为“同志”，还说明是奉胡耀邦部长的委托特地前来探望他的，所以他激动异常。

　　“今天我们先来看看您。联系一下。”贾素萍说。“请您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找个时间，我们再来听取您的意见和要求。您看怎么样？”

　　“不，”薄一波兴奋而急切地说，“我的身体很好，不必另约时间，今天就谈行不行？”

　　边说着，薄一波就把贾素萍们请到自己的房间，一口气谈了七个多小时、一吐十多年来的悲愤和夙愿。

　　从此，贾素萍一行四人冒着盛暑，在京城到处奔走。他们找到了与“六十一人案”有关的周仲英、马辉元、刘有光、朱则民、孔祥祯等多人并逐一交谈。孔祥祯在交谈中指着自己已经残废了的双腿说：“过去红卫兵和专案组的人多次来，口称调查，可是比审讯还凶。我说的都是真实情况，他们全不信，还要逼着我在他们写好的诬陷的结论上签字；我不干，他们就整我，把我的双腿都整残废了。他们后来再找我‘调查’时，我就不再同他们谈一句话，给他们吃闭门羹！这次你们来了，我衷心欢迎……”

　　8月上旬，贾素萍一行飞到了安徽合肥。

　　一下飞机，江淮的炎热使他们好像突然掉进了蒸锅一样，但他们还是立即前往安庆，在一间小平房里找到了刘澜涛。这位原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从西安被揪到北京，　关押审讯了八年。1975年5月28日，他虽然被从监狱中开释出来，但专案组仍把“叛徒”帽子扣在他的头上，不给他自由，不许他和任何亲友见面，并逼迫他“下放”安庆。为此他写了一首小诗：“一九七五五二八，十年出禁总作罢。云海苍茫君何往，　党是亲娘神州家”　，以表明对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志。现在见到了“党员之家”派来的人，让他倾述他们当年在敌人的监狱中与敌人的斗争，以及他的一家在自己人的“文革”中的悲惨遭遇，富有理智而坚强的刘澜涛不禁热泪滚滚。他热诚地要用自己在院子里种的菜豆角亲手做菜，招待贾素萍一行。贾素萍说任务紧，婉言拒绝了刘澜涛的盛情，又仆仆风尘地赶到淮南去见安子文。

　　被幽禁于淮南的安子文，面对他在“文革”前做了十多年部长的中组部来的同志倍感亲切。他回想“文革”中被揪斗、被踢打拧掐，遭受过许许多多的迫害与凌辱。以及康生们强加的“叛徒”罪名，原以为人们早把他忘得一干二净，或仍然对他歧视敌视，谁知贾素萍一行不仅带来了部分同志的关怀与问候，还带来了平反冤案的希望。他刹那间苦屈难诉，呜呜痛哭不已。

　　贾素萍，行结束了在安徽的调查访问，又快马加鞭地赶到山东、天津和吉林，然后再折往西安，去访问一位年过七旬的知情人。连续数月，他们走访了“六十一人案”中所有受迫害而仍健在的同志，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