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这种念头,爱迪生便迫不及待地想实现。但是火车的列车长是个少言寡语的人,他一直找不到机会和他商量。爱迪生只得静静地等候良机。一天早上,那位列车长见到爱迪生,便微笑地向他打招呼:“早安!怎么这么早就在休息,是不是报纸全卖完了?”“谢谢你,全卖完了……列车长……”
爱迪生认为这是最好的机会,因此鼓起勇气继续往下说:
“列车长,我有一件事想和你商量……”
“到底是什么事?”
“我想借用那间空的休息室,不知道可不可以?”
“你要那间空气不流通的房间做什么?当然可以借你使用,不过你要小心使用才行,不然一有损坏,我就不好向上级交待。”
“列车长,真谢谢你!我明天就开始使用。”
爱迪生很高兴,他郑重地向列车长表示他由衷的感谢。爱迪生就这样顺利地借到了那间休息室。第二天,阿尔就开始搬了些实验器材和药品到火车上来做实验。最初只有一点点药品,他把卖报的钱全部用在购买实验器材上,慢慢数目增加,变成一间完整的车内实验室了。
他仍旧很卖力地卖着报纸,可是当他一进入实验室,就忘记了外界一切的事物,专注在自己的实验上。这时爱迪生虽然只有15岁,但是却已具备了向新事物挑战的精神。
一旦开始做实验,就不能在列车内跑来跑去卖东西了,需要看住试验管内的药品反应。于是,阿尔又想出了一个办法。那个时代美国小学在星期天和星期六都放假,就让闲着的孩子乘车,替自己卖东西。想到这办法,阿尔马上开始进行。孩子们也很乐意,因为他们能不花钱乘车旅行,又可以赚些零用钱。实行了这个办法,阿尔在星期六和星期天这两天,便可随心所欲地做实验。
想到的事情,马上就干,这就是阿尔的作风。一天工作结束了,阿尔付给小帮手零用钱。小帮手把别人付给他的钱交给阿尔,爱迪生从来不点数。小帮手问阿尔:“你为什么不点一下钱呢?”阿尔回答:“我相信钱数是对的。”
他从来对钱不是很感兴趣,只是关心钱能买什么东西。亨利福特说:“不以蓄财为乐,是爱迪生的特色”。他相信他人直到他们证明再不能被信任时为止。
1862年春初,爱迪生发现了一件事情,这也可以证明他敏捷的智慧。他发现报纸上如果载有战事消息,那么销数就大为增加。若是他能预先得到这类消息,那他便可以先宣传一番,引得更多的购买者了。他便这样的记在心中,他找到了一个《底特律自由报》的排字工人,和他约定在新闻稿送上印刷架之前,让他先看一遍校样。这样,爱迪生便可以提前知道第二天报纸的内容,判断一下能卖出多少报纸,然后再决定买进数。
4月初的一个下午,阿尔在底特律站看见一群人正在看布告板上的新闻。阿尔读了广告板上的新闻之后,获悉许多人在夏伊洛战役被杀。他心想:“这一下,可不得了!”于是,他很快跑到车站的电信室,对电信员说:“拜托,拜托,请你马上拍电报给各站,要他们在车站布告张贴夏伊洛激战的消息”。由于这不是站长的命令,电信员正在犹豫,阿尔焦急地说:“请快点拍出去,像这样的消息,有必要争取时间告诉大家。凡是有家人在战场上的,一定很关心。如果你拍了,以后每天我送一份报纸给你。”电信员听说每天会送一份报纸给他,便马上开始拍发电报。阿尔随即跑去《底特律自由报》社。他对卖报的人说:“今天多给我1000份报纸,现在只有300份的钱,不够的明天付给你。”报社的人佩服地将1000份报纸卖给了他。
阿尔雇了一个孩子帮同把大束的报纸搬往行李车上。火车开出后,他便把它们折叠起来。不久便到了6公里外的犹蒂克,这是火车离开底特律后的第一个小站。这里平时只能售出去两份,他想这次当可以增加到6份,于是在车子徐徐停下时挟了6份预备下车。他向窗外望去,不由的擦了一下眼睛,惊异起来。月台上竟挤满了客人,这时他们正等候着他的报纸。他以通常5美分的价格,售出去了40份。
火车到克利门斯山站时,报价已由5分涨至一角。“汹涌的一群”(后来他曾这样描写过)等候着他的来到。这里本来只能销去12份,可是这次的新价格竟卖出去了150份。到休伦站时情形还是这样。在这里报价虽然已经涨至2角5分,大家都依旧急于知道会战的消息。
爱迪生回忆说:“就这样,我一直卖到了休伦港站。我把剩下的报纸搬到了总在那里等我的马车上,并雇了一个小男孩坐在车后的报纸堆上,以防有人偷窃。然后以每份2角5分或更高的价格把所有剩下的报纸卖得一干二净。”
当阿尔经过一个教堂时,所有的人都从教堂出来,想买他的报纸。每个人给的钱比他的邻居给的钱还多,一些人花1美元买一份报纸。没有什么比阅读在夏伊洛牺牲或受伤者的名单更重要。
1000份报纸就这样全部卖光了。阿尔一下子赚到一大笔钱。
他卖报回家后,平日总是给他母亲一个美元,但这一天他给母亲100美元。
那一次卖报的成功,给爱迪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由此,你可以理解我当时为什么会把电报看成是最好的发明了吧。因为正是各车站站长在广告牌上写了电文,才有如此巨大的成功。于是我毫不迟疑地决定自己要成为一名电报员。”
由于长斯卖报,爱迪生深深地体会到:报纸上的消息愈新,销路就愈好,因为每个人都想从报纸上得到最新的消息。南北战争期间,每个人都抢购报纸,想早点了解战争的消息。同时,搭火车的人也都想看些有趣的报导和读物以冲淡旅途的寂寞。基于这两点,爱迪生认为,若能在车内发行报纸,销路肯定不错。卖报的钱已经不能满足添置实验器材的需要,因此必须再多赚点钱才行。他想如果能自己发行报纸,一定能赚更多的钱。
但是发行报纸谈何容易。不仅需要印刷机,还要有新闻记者。印刷机的价钱昂贵,爱迪生买不起;而且撰稿人必须是行家,才能写出好的新闻报导,爱迪生更出不起高价来聘请这些行家。
有一天,爱迪生走在底特律的马路上,在一家叫做路易斯的商店里发现一架小型的印刷机,这本是菜馆里印刷菜单用的。后来菜馆停业,便作价抵给了这家文具店。他谨慎地察看了一番,决定把它买下。他对老板说:“叔叔,请你以最低的价钱卖给我。”老板以不解的眼光看着爱迪生:“你还这么小,要印刷机做什么?”爱迪生并没有回答他,只是再一次地要求他说:“我一定要买下这部印刷机,现在我没有足够的钱,明天中午我一定带钱来,请你不要卖给别人。”说着就离开这家商店。
他买到了这部印刷机,终于实现了发行报纸的美梦。爱迪生从来没有办过报,不懂报纸的撰写方式,所以便开始研究。由于他写得一手好文章,不久,他就能写出很好的报导来了。
报纸即将发行。他既是社长、记者、发行人,同时又是印刷工人和报童。办报的全过程都由他一个人包办,所以他的工作十分繁重。
由于采访新闻和撰写报导需要很多的时间,所以他并不想每天出版。他把各地的主要消息收集起来,一周发行一次,并把这份报纸命名为大干线《先驱报》。
《先驱报》有进取的意思,以此作为报刊的名字倒是颇合适的。由此也可看出爱迪生是个天资聪颖的孩子。
《先驱报》是一种小型的周刊。这份报纸是对开版,比许多报纸小,但内容丰富,颇受读者的欢迎。阿尔以每份8美分的售价卖给别人,每天大约有400人买它。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是在铁路上工作或是住在铁路附近的人。报纸登载了有关铁路沿线和在铁路上工作的人和他们家庭所发生的事情。爱迪生回忆说:“我的报纸纯粹是铁路新闻,出了车厢,大概没人发生兴趣。但是我对自己的创造感到十分自豪,把自己看成是地道的报人。我的新闻经常是‘詹姆斯溪车站的行李长约翰罗宾逊昨天摔下站台,一条腿受伤。他的同事都表示同情。’或者是:‘伯林顿三号机车已进厂大修。’”他自己讲,也有一些更吸引人的新闻,如在“出生”栏下就有:“A·利特尔的妻子在底特律枢纽站G·T·R休息室里生下了一个女孩,此为第二十二例。”
亨利福特回忆说:“爱迪生常有一种才力,就是他只要用几个字,便可以把他所要讲的意思完全写出;并非常简洁。他的思路既清晰,无怪乎他的文章亦条理清晰了。”
不久后,大干线《先驱报》传到国外。那是因为有一回,一位叫乔治斯蒂芬逊(GeorgeStevenson )的英国工程师搭乘了这班车,觉得这份小报很不错。这位工程师说:“少年人能发行这样的报纸,真不简单,我想买1000份带回去。”一次订1000份这是头一回。阿尔很高兴,其他的事情都放下不做,赶印了1000份卖给那位工程师。这位英国工程师拿走阿尔的《先驱报》回到英国后,在世界第一流的《伦敦泰晤士报》上大肆赞美爱迪生的出版物——把这份小报称作第一种在火车上出版的报纸。
像这样有名气、畅销的报纸,阿尔突然决定不办了。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是有一次,阿尔和人家商量要怎样才能增加周刊的发行量,那人告诉他:“想增加发行数,要多刊载一些读者喜欢的杂谈。人们都喜欢知道他人的秘密和失败经过。如果有这一类的内容,大家觉得有趣,就会买了。”
于是,阿尔和一位朋友开始办起了另一份报纸,该报取名为《秘闻报》。他将附近镇上一些有趣的传闻或他人失败的经过都登了上去。该报自然很受读者欢迎,报纸的发行量也大大地增加了,但却使那些被刊载的人非常恼火。休伦港的一个重要人物,由于他的故事被登在《秘闻报》上而十分恼火。一天晚上,他在圣克莱尔河旁遇见阿尔,十分生气地对阿尔说:“把这些事登出来,实在太不像话!”这人抓住阿尔,凶狠的骂过之后,又将阿尔丢进圣克莱尔河。因此没多久,阿尔就停止了对《秘闻报》的发行。
阿尔在火车上自己办报,传递铁路沿线有关南北战争的消息、市场动态、物价行情等,从采访到排版、印刷直至出售,都是他一个人。这在一般人看来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恰好说明他是一位“刻苦坚毅的天才”。亨利福特对爱迪生曾作过这样的评价:
“我不是说青年的爱迪生能破天荒的在火车中印刷报纸,也不是说他能在这样幼年时候办成第一流的报纸;却是说他有一种不可遏止的意志去成为科学家。并能运用他的天才向各方面进展;使自己能够赚钱去实行他真正的工作。
“当时,他还不知道他的真正的工作是什么,但他已知道一定先把物质的性质弄清楚,才能够利用物质。他不只是一个聪明能赚钱的孩子;他去赚钱不过是想达到目的。他的金钱除了维持简单生活之外,都用来供给买书籍买化学用品”。
爱迪生买了许多化学用品,放在火车间里,在逢着空暇的时期,努力于化学的研究。那时,人们常常看到,一个不修边幅的少年,在车厢试验室里一手翻看着化学课本,一手配制着什么药品。有时又在摆弄着电池和不少瓶瓶罐罐。德国大学教授弗瑞森斯的《定性分析化学》英译本,成了他在颠簸的行车中潜心钻研的内容。但是,好景不长。有一天,火车开到离休伦港约10公里的地方,经过曲折的路基,因为路轨辅得不很完善,车身忽然震动起来。有一样东西砰然一响,落在地上。正埋头做实验的阿尔急忙回头一看,原来是实验室里放磷块的玻璃瓶由架子上翻下,瓶子打得粉碎,那块磷因摩擦而起了火,把车厢地板也燃着了。爱迪生吃惊不小,连忙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来,想扑灭那火,可是火势不小,愈烧愈烈。他正在束手无法之际,一个名叫亚历山大史蒂文森(AlexanderStevenson )的铁路业务员推门进来。史蒂文森对阿尔一直友好,但当他看到此景,由不得生气了。史蒂文森一将火扑灭,就在阿尔的耳部重重打了一巴掌。等到车抵次站,他便对阿尔说:“火车里不能留这样危险的东西,而且一刻也不能再留,快去快去!”他不由分说立刻勒令阿尔下车,并把所有的实验用具,印刷机、铅字、桌凳以至书籍、衣服等全都抛到车厢外。
阿尔无法,只得转回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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