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因此以说理明心见长。”
所以说,到了一个国家,很容易感觉出这个国家是用什么来教化民众的。
如果民风纯朴敦厚,这是《诗》教的结果;民众通达事理,有远见卓识,是《书》教的结果;心胸大度,平易善良,是《乐》教的结果;心志纯洁,见识精微,是《易》教的结果;恭敬俭朴,谦逊庄重,是《礼》教的结果;善于言辞,言简义赅,是《春秋》教化的结果。因此,失去《诗》教,人则愚昧;失去《书》教,则多诬陷不实之言;失去《乐》教,浮奢淫逸;失去《易》教,民众则狡猾邪恶;失去《礼》教,社会风气则浮躁不安;失去《春秋》的教导,朝野秩序混乱。民风温和敦厚而不愚昧,这是由于深受《诗经》薰陶教育的结果。
子夏说:“不同的声调艺术化之后,就是音乐。盛世的音乐安祥而和乐,由此可以推知这个国家的政治一定非常和祥;乱世的音乐怨恨而愤怒,其政治则乖戾异常;亡国之音悲伦而忧思,这个国家的人民一定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没有比《诗》更切近了。”
太史公说:“《诗?大雅》说的是王公大人的事情,但其旨意却在于用德性来教化百姓,《诗?小雅》是通过讥刺小我的利弊得失,而使它的内在含义影响上层统治者。它们所说的内容虽然不同,但它们合乎仁德的宗旨却是一致的。”晋时王政衰微,南阳的鲁褒写了《钱神论》,吴郡的蔡洪写了《孤愤》。从前的史书认为‘乱世之音怨而怒,其政乖’,这些著作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民众如果既通达事理,有远见卓识,诚实正直,这是对《书》教深切领会的结果。《书》阐述帝王的治世之道,其中都典谟、训诰、誓命之类的文章,孔子的三千弟子都很精通其中的教义。心胸大度、平易善良而不骄奢淫逸,这是对《乐》教领会深刻的结果。
《乐经》说:“大凡乐音都是由于人心有所感而发。感情萌动于内心,就表现为声音,声音组成一定的曲调后就是音乐。盛世的音乐安祥而和乐,由此可以推知这个国家的政治一定非常和祥;乱世的音乐怨恨而愤怒,其政治则乖戾异常;亡国之音悲怆而忧思,这个国家的人民一定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音乐往往和政治的兴衰有着很密切的联系。五音中的宫调低沉稳建,就像统领天下的君王;商调比较刚正坚实,就像分管政务的文武百官;角调柔和适中,就像人民大众;徵调细腻轻扬,就像纷繁的事务;羽调轻松高昂,就像宇宙万物。如果这五种音调谐和统一,就没有滞涩杂乱的音调出现。如果宫音散乱,则流于荒漫,说明国君骄纵;商音散乱,则流于邪僻,说明臣子败坏;角音混乱,则流于抑郁,说明民众怨忿;徵音散乱,则流于哀怨,说明人民过分勤苦;羽音散乱,则流于危亡,说明财物匮乏。如果五音全部混乱失调,相互干扰抵触,这叫轻漫,那么国家的灭亡大概就没有几天了。上古圣明的国君提倡音乐的本意,并不是为使自己赏心快意,满足感官的享受,而是希望借此激荡血脉,振奋精神,从而和谐调整人心。五音与人的情性息息相通。宫音与脾与信,宫音与肺与义,角音与肝与仁,徵音与心与礼,羽音与肾与智一一对应,当五音发起时,会与其相应的五脏发生感应,并对信、义、仁、礼、智发生作用,从而对人的思想情绪给予调和与净化。所以听到宫音,会使人心情温柔舒畅,胸襟开阔;听到商音,会使人刚正不阿,向往正义;听到角音,会使人恻隐怜悯,待人温和;听到徵音,会使人乐善好施,宽厚爱人;听到羽音,会使人庄严穆,彬彬有礼。礼是对外在行为的约束,进而深入心里去调和情志;音乐则是由于内心情志的感应,进而向外扩展来影响人的行为举止。所以圣明的君王一定要人耳听雅正和颂赞的音乐,目睹庄严肃穆的礼仪,走路仪表恭敬,言谈不离仁义。所以君子即便整天不停地讲话,然而邪僻不正的思想感情永远没有机会污染他的心灵。”
第52节:做一个成功的杂家(2)
班固说:“音乐,是圣人所喜欢的。音乐可以使人心地善良,具有强烈的感人力量,所以古代的帝王都很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人有血气心智的情性,可是哀乐喜怒却没有常规。人受到音乐的感染,心有所动,就要通过情感流露出来。因此,当轻柔伤感的音乐发起时,听众就会悲伤忧愁;当平和舒缓的音乐响起时,听众就会感到安乐康泰;当粗犷猛烈的音乐响时,听众就会有刚强坚毅的反应;当率真坦诚的音乐响起时,听众就会向庄严肃穆;当宽裕祥和的音乐响起时,听众就会显出慈爱的情态;当放纵邪辟的音乐响起时,听众就会受到淫荡骚乱的诱惑。古代的君王为淫荡的音乐而感到耻辱,所以制作了雅正、赞颂的音乐让人听。他们依据人的情性,遵循节律,以礼仪为其内容,注入蓬勃的生气,以伦理纲常的内涵来引导听众,不使阳刚之气任性发泄,不使阴柔之气郁积不散,使阴阳刚柔和畅而交融而后再用中正平和的乐音表现出来。这样,就能感召激发善心,而不使邪淫之情毒化人们的心灵。这就是先王创立音乐的根本出发点。”
《吕氏春秋》说:“国家灭亡或是行刑杀人,并不是没有音乐,然而这种音乐不会使人快乐。快要淹死的人,可能也会发出笑声;被判罪的人,也可能要唱歌;发狂的人,也会舞蹈。乱世的音乐,和这三种人的歌舞很有点相似之处。”
范晔说:“钟鼓不是音乐的本质,但是乐器离不了钟鼓;猪牛羊不是用以表示孝敬的主要东西,然而瞻养双亲却不能没有它们。只看重乐器的重要性而忘记了音乐的根本目的,音乐就失去了意义。用和谐的韵律来协调内心的气质,这才是音乐的盛事。因为崇尚瞻养老人而伤害了双亲,反而是受了不能正确理解孝道的拖累。履行孝道而又能合理抚养老人,这才是最大的孝。”
东方、角音与仁、南方、徵音与礼,中央、宫音与信,西方、商音与义,北方、羽音与智——各各相应,这是乐理之常识。司马迁却认为徵音与心、智相应,羽音与肾、礼相应。这与旧例不符。这不是未流学者所能参详的。
心志纯洁,见识精微而不邪恶,这是对《周易》深刻领会的结果。《周易》奥妙精微,爱与恶此进彼退,从遥远与近身的天地万物都有所吸取,不让人过于亲近以致互相伤害。恭敬俭朴,谦逊庄重而不浮躁,这是对《礼》教领会深刻的结果。
太史公说:“我曾到过秦代掌管礼仪的大行官署,在那里考察了夏、商、周三代礼制的相沿变革,才真正明白了自古以来依据人情制定礼法,必须依照人性规定各种行为规范。人情道理千头万绪,要把这些事情安排好,就需要有规矩贯穿于其中的各个方面,用仁义道德诱导人们上进向善,用刑罚规范约束邪恶行为,由此使德行高尚者地位尊贵,使爵禄厚重者蒙受恩宠。用这些手段来统一天下,治理万民。人们的身体既然喜欢乘坐车马,那就在车身和车辕上涂绘金色纹饰;既然眼睛喜欢缤纷的五色,就在衣服上制作了各种不同的图案和花纹来美化仪容;既然耳朵喜欢美妙动听的声音,就调和金石丝竹来振奋人的精神;口舌喜欢品尝多种美味,就制作了形形色色的美味佳肴;人之常情是都喜欢珍奇美物,于是就打磨圭璧玉器来满足人们好奇的心理。古代贤王祭天所用的大车,只铺一块不收边的席子;上朝的服饰也不过是鹿皮做的王冕,白色质料的衣裳;欣赏音乐,乐器也不过是朱红丝弦和低部有孔的瑟而已;祭祀的祭品,也只是没有调料的肉汤和水酒而已。其用意在于防止淫佚奢侈,补救由于过分奢华而造成的弊病。因此上至朝廷君臣的尊卑贵贱的秩序,下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事事都有分寸,物物都有节制,这就是礼教维系社会秩序的功效。自从周王室衰微之后,礼乐制度都被废弃破坏,君臣上下,无不超越了自身应有的限度。譬如管仲的家,富贵可与诸侯相比,娶了三姓之女。循规蹈矩,坚守止道的人常受欺侮,奢华腐败、僭越礼制的却被认为是显贵荣耀。拿子夏来说,他是孔子最优秀的弟子,尚且还说‘当我在外面看到社会上的繁华瑰丽时,心里很喜欢,可当我回来听了先生的教导,心里也很高兴,这两种不同的感受,常在我心里交战,可又往往无法取舍判断。’子夏尚且如此,何况那些中等品质以卜的人,受不良教化的影响,能不被腐化的社会风气征服吗?孔子说:‘必须端正名分。’因为世间凡事“名不正则言不顺”。可是他在卫国与当权者的主张格格不入。岂不令人感到惋惜!”
第53节:做一个成功的杂家(3)
班固说:“人吸收了天地间的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的情感,先天而成的人性不能节制,圣人能找到办法加以节制,可是圣人不能灭绝人性。效法自然规律制定礼乐制度,目的就是为了通神明,立人伦,修正人的情性,节制人事使之恰当适中。人性有男女之情,有生来的妒嫉,因而制定婚姻的礼仪来规范它;有交接之道和长幼之序,因而制订宴饮的礼仪;有哀悼死者、思念远方亲人的人之常情,因而制订丧礼和祭祀;有尊重长者、效忠国君之心,因而制定朝拜觐见的礼制。悲痛时有哭泣顿足的节奏,高兴时有载歌载舞的举动,使雅正之人能名符其实,邪僻之人防止失常。因此说,婚姻的礼法废弃了,夫妇关系就有苦难,犯淫乱罪的人就会增加;宴饮的礼仪废弃了,长幼之序就会混乱,争斗的事件就会频繁;丧礼、祭祀的礼仪废弃了,骨肉之情就会淡薄,不热爱生活的人就会大量出现;朝拜礼聘的规矩废弃了,君臣的地位就会颠倒,犯上作乱的事件就会发生。所以孔子说:‘安定朝纲,治理天下,没有比礼制更好的了;移风易俗,没有比音乐更好的了。所谓以谦恭礼让治理天下,指的就是礼乐啊!’
善于言辞,言简义赅而秩序不乱,这是对《春秋》体会深刻的结果。
上大夫壶遂问司马迁:“当初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呢?”
太史公回答说:“我听董仲舒先生说,‘周朝的王道衰微时,孔子正作鲁国的司寇,想振兴王道。可是诸侯陷害他,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再说也没有用处,自己的主张在当时不会被采纳。于是便把自己的是非褒贬寓于作《春秋》所记的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之中,作为天下的准则。他贬斥僭礼的诸侯,声讨犯上的大夫,只不过是为了实行上道罢了。’孔子说:‘我想与其用空洞的说教去教育别人,还不如记载具体历史事件,因事见义,更为深切显明。’《春秋》一书,上能阐明三王之道,下能分辨人事的伦理纲常,判别嫌疑,明辨是非,论定犹豫难决之事,表彰善良,贬斥邪恶,尊重贤能,蔑视不肖。保存亡国的史迹,接续断绝的世系,弥补残缺,振兴衰废,这些都是王道的要点。拨乱反正,没有比《春秋》更适用的了。在《春秋》中,记载有三十六起弑君事件和五十二起亡国事件,至于诸侯流亡国外不能保住社稷的,不计其数。考察其原因,都是因为丧失了礼义为一为君治国的根本。”
壶遂说:“孔子那个时代,上无贤明的君主,下面的臣子又不被重用,所以才作《春秋》,留下议论,以便判断礼义,作为统一的王法。如今先生上遇贤明的天子,当官任职,上下各得其所,先生还要著书立说,想要阐明什么呢?”
太史公说:“不,不!我听父亲说:‘伏羲最为淳厚,他作了《易经》的八卦。尧舜的盛德,记载在《尚书》里,礼乐由此而兴。商汤、周武王功业兴隆,受到诗人的歌颂。《春秋》扬善抑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盛德,褒扬周王室,不仅仅是讽刺而已。’汉朝开国以来,到现在的圣明天子,承受天命,朝野上下充满肃穆清和的气氛,天子的思泽滋润无边,文武百官大力颂扬天子的盛德,总觉得不能表达自己的全部心意。况且天下有贤能的人如果得不到重用,那是国君的耻辱;如果主上圣明而其恩德得不到传扬,则是主管官员的过错。何况我专管史籍,如果不去记载明君的功德,这是莫大的罪过。我只不过是记述历史,并不是什么著作呀,而你却拿它与《春秋》相比,这就不对了。”
自从孔丘去世后,他的精微要妙的言论就断绝了,孔子的七十位弟子去世后,儒家的要旨就乖乱不堪了。战国时形势纵横交错,造成真伪分争的局面,诸子百家的学说纷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