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实用的纵横术奇书:帝王学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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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实用的纵横术奇书:帝王学的智慧- 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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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东方浩编


  卷一 帝王用人术

  第1节:管得最少的领导是好领导(1)

  管得最少的领导就是好领导
  本书开卷评说帝王学,要讲的就是两个字:“君道。”用现代人的话说,就是怎么做好领导,怎么管好你的一亩三分地。我们先概括地说,识大体,弃细务,此乃君道,也是每一个管理者都应把握的基本原则。做领导的人,绝不能事必躬亲,要做到“以不能为能”,反之,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古往今来的例子都告诉我们:这样的领导往往做不了什么大事。
  君道,是作为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乃至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所必须通晓、掌握的根本原则。把我们审视的目光投回古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帝王也是一个管理者,只不过他所管理的不是一般的团体,而是一个庞大的国家。不过,关于怎么做帝王的一些原则、方法,则同样可以推而广之地运用到对现代社会普通公司、团体及社区的管理中去。
  从中国历史的先例中,正反两面的例子都数不胜数。在两千多年前的楚汉战争中,刘邦在这方面的才能就体现得淋漓尽致:在他的汉军中,制定大政方针和战略思想的有张良;负责经济规划,在战时及时解决军需问题的有萧何;而声称自己带兵“多多益善”的韩信则是最高军事指挥者,负责南征北战;甚至屠狗者出身的莽夫樊哙也屡次救过刘邦的性命——正是这些英雄各尽所能,成就了刘邦的“无能”之功。刘邦他可以什么都不会,但是,只要他能用好手下的人才就可以了,这是领导者成功的必备素质。而反观声称“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的楚霸王项羽一方:谋略他信不过范增,以致在鸿门宴上犹柔寡断,纵虎归山,放了刘邦,最终酿成大患;带兵打仗,他又信不过手下的众多大将,总是身先士卒,亲冒矢石,总给人一种要与将士争功的感觉——另一方面,脾气暴躁的他倒是也能体恤士卒,遇有伤病员,在难过之余,他甚至还会黯然流泪,并亲自给他们送饭、喂汤。但是,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在打了胜仗、该封赏功臣的时候,项羽却对封王的大印爱惜不已,直到把“圆的磨成方的”,把印玩出缺口才肯给人家。因为项羽这样不爱惜人才,韩信、陈平这样的大人物才会离开他投靠刘邦。长此以往,项羽身边就没什么人才了,所以我们说,他这个“老板”做得很不合格——你项羽脑子里整天考虑的不是该怎样壮大、充实自己的团队,要么是婆婆妈妈的,要么是干出坑杀秦国二十万降卒这样的蠢事,因此,当时人称他这样做为“妇人之仁”,而他最后的下场也很惨,不得不自刎于乌江边上。因此,项羽这个历史人物的形象,便只具有美学的意义了——宋朝女诗人李清照说“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也是在抒发这种美学理想,在她眼里,项羽是一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但是却不适合做万乘之尊的皇帝。
  关于这样的道理,古人说过的话都值得我们在这里再了解一遍——春秋时的先哲老子说过:“以正道治国,以奇正用兵,以无为取天下,这是成大事者必须明白的最高法则。”而战国时的大儒荀子的说法则是:“做帝王的,善于管理别人才算是有才能;普通人,以自己能干为有才能。”此外,西晋哲学家傅玄说:“能让士大夫忠于职守,服从命令;让诸侯国的君主分到土地并守住它;让朝廷三公总揽天下大事并参政、议政,那么天子就可以悠哉优哉地坐在那里统治天下了。”
  那么,这三个先贤是怎么知道这个秘诀的呢?他们身为一代大哲,对历史可谓烂熟于胸——他们只要想想尧、舜是怎样做天下之主的,就会明白了:
  在尧为帝王的时代,舜为司徒,契(商的始祖)为司马,禹(夏的始祖)为司空,后稷(周的始祖)管农业,费管礼乐,垂管工匠,伯夷管祭祀,皋陶判案,益专门负责驯化用于作战的野兽……这些具体的事,尧一件也不做,只是悠然自得地做他的帝王,而这九个人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做臣子呢?这是因为尧懂得这九个人各自都有什么才能,然后量才使用,并让他们个个都成就了自己的一番事业,而尧则凭借他们成就的功业而统治天下,达到大治。

  第2节:管得最少的领导是好领导(2)

  前面我们提到,汉高祖刘邦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好,他曾经说:“说到运筹帏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定国安邦、安抚百姓、供应军需、保证粮道畅通,我不如萧何;统领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的精英。但是我会使用他们,这就是我夺取天下的资本。”我们看,这真是一语道破了天机!
  三国时的哲学家刘邵在他写的《人物志》中说:“一个官员的责任是以一味调和五味,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则是以‘无味’调和五味;大臣们以自己能胜任某种工作为有才能,帝王却以会用人为有才能;大臣们以出谋划策、能言善辩为有才能,帝王以善于听取臣民们的意见为有才能;大臣们以能身体力行为有才能;帝王以赏罚得当为有才能。最高统治者正是因为不必事事精通,所以才能统筹众多有才能的人。”这就是“以不能为能”的秘诀所在。
  所以说,知人,是君道;知事,是臣道。那种无形的、不可捉摸的东西——这也是做帝王不容易的地方——才是有形万物的主宰;那些让人无法轻易看见其渊源的东西,才是世事人情的根本。打仗时敲鼓,那“咚咚”的声音不属于五音中的一种,却能作五音的统帅。掌握了君道真谛的人,不会去做文武百官各自负责的具体事情,也只有这样,才可以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为人君者,必须严守这一准则,而在具体部门负责、做“一把手”的政府官员、老板们也必须知道他们自己应当做什么事情,也只有这样,才可以把属于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情做好。在中国历史上,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
  西汉时,淮南王刘安在他写的《淮南子》里做过这样的比喻:“巧手匠人在建造宫室时,做圆的东西一定要用圆规,做方的东西一定要用尺矩,做平直的东西一定要用准绳。东西做成后,人们就不再去理会这些工具了,只是奖赏工匠的奇巧。宫室造成后,人们也再不会去管那些匠人了,而只是说,这是某君某王的宫室。”而荀子说:“做帝王的射箭要想做到百发百中,就不如用后羿;驾车要想做到驰骋万里,就不如用王良(春秋时著名的相马师与御车能手);治国要想做到一统天下,就不如任用贤明正直的能人。这样做不仅省心省力,所成就的功名也极大。”这就是说,做帝王的人要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像自己拥有一样去支配使用,而那些不明白这个道理的统治者就不是这样做的,他们往往事无巨细,凡事都要亲自做才放心,因此不会信任、重用有才德的贤人。反过来,做领导的不用有本事的人,那么有本事的人就会讨厌他,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功名、事业受到损害,其所管理的部门乃至整个国家、社会都会出现危机,这样的领导就会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残酷的现实无情淘汰。
  战国时的法家申不害和尸佼在他们所写的《申子》和《尸子》中也对这一道理进行过深入的探讨。《申子》里说:“人君应当知晓他治国的最高原则,群臣应当知道自己所该负的职责。说话算数,说了就办,是各级官员的事,并不是帝王必须遵循的原则。”《尸子》里则说:“举荐贤能是各级官员的功绩,善用贤能才是帝王的功绩。”
  将历史的眼光拉回现代,如果以解放战争为例子,这一古老的原则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获得最终的胜利,究其原因,首先是人心向背的问题,但也不排除双方最高统帅部指挥谋略这一因素。在人民解放军这一方,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只决定战略方针,却不对具体的战役做战术干涉,而是放手让陈毅、粟裕、刘伯承、邓小平、彭德怀、徐向前、林彪、聂荣臻等将帅在华东、中原、西北、东北各地自主或协同作战,毛泽东那气势磅礴的指挥将本节所论述的领导原则体现得淋漓尽致。
  总之,在占据道义阵地的前提下,毛泽东统帅有方,所以取得了节节胜利。相反,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最高统帅部,却经常干涉各个战区以及各场战役的战役、战术布署,老蒋动辄亲自飞临前线指挥,结果,他的“聪明才智”始终挽救不了“党国”的颓势,在他的“瞎指挥”下,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最后不得不逃到孤岛台湾,偏安一隅。

  第3节:管得最少的领导是好领导(3)

  上面说的是一国的领导应该如何行事,而小到一个社区、团体,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例如,某民办报业机构,初创时期在招募员工时可谓千挑万选,整个团队也称得上是兵强马壮。可是,企业经历了一段初始的亢奋后,紧接着面临的却是一片萧条惨局。至于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还是这家报社的总编不识大体,做不好领导。据说,他总是抢着干记者、编辑们该干的活儿,弄得手下人无所事事。反过来,他对手下人的“无能”总是表示不满,动辄训斥员工。结果可想而知,最后整个单位上下是怨声载道,大家都说,“他愿意干让他一个干好了”。接着,众人纷纷辞职,各自走散了,这个单位也垮了。熟悉职场生活的人都知道,这样的事在当代中国社会屡见不鲜。
  在起用人才上是这样,在对待财富的问题上,道理也一样。从前商汤、周武消灭了夏桀、纣王,一旦拥有了夏、商两朝的全部财产,就把土地、财宝封赏给有功的大臣,举国上下没有不欢天喜地、心悦诚服的。用亡国者的财产赏赐功臣,整个国家的臣民都会争相效命,这就是懂得如何使用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做法。
  荀子说:“能修明礼教的,可以为帝王;会巩固统治的,国家就强大;善于笼络人心的,社会就稳定;只知道搜刮民财的,必然亡国。所以,推行王道的国家是为了使老百姓富有;推行霸道的国家则有能力让有才能的人富有;苟延残喘的国家只会让当官的富有;而将要灭亡的国家,统治者知道大难就要临头,于是开始拼命想把财富统统据为已有,这时就会出现私人的库房、箱柜塞满金银财宝的现象。这种情况,叫做当官的‘肥得流油’,老百姓‘四处漏水’。”
  荀子又说:“当皇帝的不谈论自己有多少财产,地方诸侯不应过于在乎自己的利益,当官的不应计较自身的得失。”
  从前,周厉王爱财,因而亲近当时建议他搞国家专卖的荣夷公,大夫芮良夫劝谏说:“难道周朝的王室要倾覆了吗?荣夷公这种人,利欲熏心,不知大难就要临头了,你为什么要亲近他?利益,是世上万物自然产生出来的,是大地宇宙包容承载的公共财产,有如空气和阳光一样,可是世上偏偏有人妄图独占它,那可就后患无穷了!天地万物是天下众生的共同财富,每个人都要从中获取他的生存所需,怎么能独自占有呢?如果有谁执意要这样做,天下怨恨他的人可就多了!人怨甚多而又不知自己即将大难临头,荣夷公用这种方法来引导国王,这样还能长久得了吗?”
  后来,果然不出芮良夫的预料,周厉王在逼迫得国民们只能“道路以目”之后,激起了“国人暴动”,随后果真被放逐到了彘。
  战国时,魏文侯的仓库发生了火灾。在古代,发生火灾是一件很不祥的事,昭示着上天的惩罚。于是,他赶紧身穿白衣离开正殿,以示哀痛。大臣们也都哭起来。这时,公子成父却走进来祝贺道:“我听说天子把整个国家作为收藏财富的仓库,诸侯把自己的领地作为收藏财富的仓库。你现在把国家的财富都储藏在国库里,显然藏得不是地方,这种藏法,不发生火灾也要发生人患。现在火灾发生了,不过,幸亏没有发生更可怕的人患,这不也挺好吗?”
  孔子曾经说:“老百姓富裕了,做国王的能不同他们一起富裕吗?”因此说,圣明的君王用他的土地分封诸侯,用他的财物赏赐功臣,不和老百姓争夺利益,算是懂得了做一个最高统治者的原则——那就是把不为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当做自己的来支配使用。
  “破财消灾”的通俗道理,在这里成为一条深刻的“君道”——为人君者不应太注重琐碎的人或事,只要抓住“领导权力”这一关键性的东西,对人对事对钱财,何不放开一些呢?
  因此,作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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