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之外，没有别人听得见。顶天立地的作家却好像在立等这句恭维话，听了之后立即重新上场。一个曾侄孙侧着金发的头在阅读我的历史，泪水润湿了他的眼睛。未来的光明使我的心充满阳光，我沉浸在无限的爱中。我乖乖地读下去，阳光终于消失了。我什么感觉也没有，只感到一种节奏，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击。我开动了，其实早已开动。我在向前进，马达隆隆。我感觉到心灵在飞速跳动。
综上所说，我的一生以逃避开始，外部力量使我逃避，从而塑造了我。宗教通过陈旧的文化观念，作为原型，显露出幼稚性，这对孩子来说，再容易接受不过了。人们教我圣史、圣经、信条。却没有给我提供相信的手段，结果引起了混乱，而这种混乱造成了我的特殊品性。信念，如地壳褶皱似的发生了周折，大大转移了。我对天主教的神圣信念转移到了纯文学；我成不了基督教徒，却找到了他的替身：文人。文人的惟一使命是救世，他活在世上的惟一目的是吃得苦中苦，使后人对他顶礼膜拜。死亡只是一种过渡仪式，万古流芳成了宗教永生的代用品。为了确信人类永远与我共存，我主观上确定人类将无止境地存在下去。我在人类中间瞑目，就等于再生和永存。但要是有人在我面前假设有朝一日大难降临，地救毁灭，哪怕要五万年之后，我也会惊恐万状。如今，我虽已看破红尘，但想到太阳冷却仍不免感到忧虑。我的后人在我死后第二天就把我遗忘，我倒不在乎。只要他们世代活下去，我就能长存在他们中间，无名无姓，不可捉摸，但始终存在，如同在我身上存在亿万我不认识的死者，我使亿万死者免于遭受灭顶之灾。但人类一旦消亡，那么世世代代的死者将同归于尽。
这种神话其实非常简单，我毫不费劲就心领神会了。我既是耶稣教徒，又是天主教徒，这种双重教派的属性妨碍着我信神，即一般人所称的圣人、圣母、上帝。但是某种巨大的集体力量深深感染了我，在我的心里扎下根。时刻注视着我，这就是他人的信任。通常被信任的对象只要换个名称或作表面的变动，立即就被这种力量识破，遭到它的攻击，受到它的重创，然而乔装改扮却使我受骗上当。我自以为献身于文学，其实我接受了神职。在我身上。卑躬屈膝的信徒所持的信念变成自命不凡的天降大任。为什么上天没有降我大任呢？一切基督教徒难道不是预定灵魂得救的人吗？我野草似的生长在天主教教义的沃土上。我的根吸取其养分，从而制造自己的液汁。由此导致我自以为清醒，实为盲目，害了我三十年。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无日不写作
一九一七年在拉罗歇尔的一天早晨，我等同学一起去上学，他们迟迟不来，我等得不耐烦，无事可干，决定想想上帝。转瞬间，上帝从九重天上滚落下来，无缘无故地不见踪影了。我颇为礼貌地表示惊讶，心想：上帝不存在。从此我以为万事大吉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确如此，因为后来我从未想使上帝复活。但他人依然存在，即看不见的人，圣灵，此人确保我的委任，并以无名而神圣的伟大力量指导我的一生。要摆脱他，我感到困难重重，因为他躲在我的脑后，化装成概念，让我用来了解自己，确定自己的地位，为自己辩护。长期以来，我通过写作向死神、向戴着面具的宗教请求把我从偶然中解脱出来。我是教会的一员。作为活动分子，我想用我的著作解救自己。作为狂热的信仰者，我企图用令人不快的文字揭示沉默的存在，我把事物和事物的名称混为一谈，这也是信仰。我眼花缭乱，只要眼睛继续发花，我就认为自己太平无事。三十岁的时候，我成功地露了一手：在《恶心》中描写了我的同类多余而不快的人生——这完全是心里话，读者尽可以相信——同时为自己的人生开脱。我当年是罗冈丹《恶心》中的主人公。，通过他表现我生活的脉络。但并不感到得意。同时，我是我自己，命运不凡的人，地狱的编年史家，并对自己的原生质进行显微透视摄影。后来我乐陶陶地论述人是怪诞的。我自己就很怪诞，我跟他人的区别仅在于我被委任说明这种怪诞性。一旦意识到这一点，怪诞性就改观了，变成了我内心深处的潜力，变成了我完成使命的对象和我获得光荣的跳板。我囿于这种自圆其说，没有看穿。我用这套理论来观察世界。弄虚作假已入骨髓，路子走错了，但我仍津津乐道地描摹我们不幸的人生。根据教条，我怀疑一切，只不怀疑自己；我用一只手恢复被另一手摧毁的东西，把不安视为我安全的保障。我那时候很幸福。
以后我变了。我准备将来叙述怎样的酸楚侵蚀了缠裹我、使我产生幻觉的轻纱，何时和如何尝试暴力和发现我的丑陋——这长期是我的消极因素，如同有腐蚀性的生石灰，摧毁着神童的心灵——以及出于何种原因我经常性地不论自己，甚至根据一种思想使我不快的程序判断其是否正确。追溯性的幻想已破灭，什么殉道，什么救世，什么不朽，一切皆倾塌，大厦成了废墟，我在地窖里逮住圣灵，然后把它逐走。树立无神论要经过长期而痛苦的努力，我认为已经彻底树立了。现在，我心明眼亮，不抱幻想，认清自己真正的任务，无疑配得上荣获公民责任感奖。近十年来，我是一个觉醒的人，久疯痊愈，铲除了甜酸苦辣的疯根，反而大吃一惊。我想起积习不禁好笑，但不知道此生今后留作何用，我又回到七岁时无票旅行的地位：检票员进入我的车厢，望着我，没有以前那么严肃了，其实他只想尽早走开，让我安稳地旅行，只要给他一个站得住脚的托辞，他就满足了。可惜我找不到任何托辞，况且我无心寻找，我们就这样面对面尴尬地一直待到第戎，而我知道第戎没有任何人在等待着我。
我解除了包围，但我没有还俗。我一直写作。我不干这个干什么？
Nulla dies sine Iinea拉丁文：无日不写作。。
这是我的习惯，再说也是我的职业。我长期把我的笔当做剑，现在我认识到我们无能为力。不管怎么说，我现在写书，将来继续写书，反正书还是有用的。文化救不了世，也救不了人，它维护不了正义。但文化是人类的产物，作者把自己摆进去，从中认识自己，只有这面批判的镜子让他看到自己的形象。此外这座破旧不堪的大厦，即我的假象，成了我的特性，我虽已摆脱神经症，但本性是改不了的。儿时的种种特性尽管大大减弱，遭到消磨，受到挫损，吃不开了，不出头露面了，但仍残存在五十来岁的人身上，大部分时间龟缩在阴暗的角落里，等待时机，趁你稍不提防，便抬头翘尾，以新的伪装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我真心诚意断言只为我的时代写作，但我对现时的盛名很恼火。这算不上什么光荣，因为我还活着，仅此一条就足以推翻我往日的幻想。是不是我暗自还抱有幻想？不尽然。我想，我的幻想已改编过了，因为我失掉了默默无闻死去的机会，有时反倒庆幸被人误解哩。格里塞利迪斯没有死，帕达扬仍跟我形影不离，斯特罗戈夫阴魂未散。我隶属于他们，他们隶属于上帝，而我不相信上帝。请你们想想如何理清其中的关系吧。就我来说，我理不清，有时怀疑我是否在玩输家算赢家的游戏，竭力践踏往日的希望，为的是得到百倍的偿还。在这种情况下，我将成为菲洛克忒忒斯菲洛克忒忒斯，希腊神话传说中的神箭手，参加特洛亚远征途中被蛇咬伤，伤口化脓，臭不可闻，被同伴抛弃在一座荒岛上，后特洛亚久攻不克，又把他请到战场，射死特洛亚王子帕里斯。，卓尔不群，但臭不可闻。这个残废者愿奉献一切，直至无条件交出宝弓，但可以肯定他暗地里在期待着报偿。
“随他去吧。”妈咪会说，“做人嘛，悠着点儿，别太费劲啦。”
我感到我的疯狂有可爱之处，那就是起了保护我的作用，从第一天起就保护我不受争当“尖子”的诱惑。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具有“天才”的幸运儿。我赤手空拳，身无分文，惟一感兴趣的事是用劳动和信念拯救自己。这种纯粹的自我选择使我升华而不凌驾于他人之上。既无装备，又无工具，我全心全意投身于使我彻底获救的事业。如果我把不现实的救世观念束之高阁，还剩什么呢？赤条条的一个人，无别于任何人，具有任何人的价值，不比任何人高明。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巨大的打击—再也不能写作
米歇尔·贡塔：一年以来，关于你的健康状况流传着一些说法，有些是好心的，有些却不那么好心。到这个月你满七十岁了。萨特，你身体好吗？
让—保尔·萨特：很难说我身体好，但是我也不能说身体坏了。这两年来，我遇到一些意外。特别是我的腿，只要我走路超过一公里就会痛，一般我不超过这个距离。另一方面，我的血压相当成问题，不过这个毛病近来突然消失了：我曾有相当严重的高血压，而现在，经过服药治疗，我恢复到一种几乎是低血压的状态。
最后，特别严重的是我的左眼后面出过血——我只有左眼看得见，因为右眼在我三岁那年就基本上丧失视力了——现在我还能模模糊糊地看到形状，我看得见光线、颜色，但是我不能清晰地辨认物体和人脸。因此我再也不能读书和写作了。说得确切一些，我能够写字，就是说用我的手描出一些字，我这样做，眼前勉强还过得去，不过我自己看不见我写下的东西。至于读书，对我来说是绝对不可能了：我看见一行一行字和字与字之间的空白，但是我不再能分辨这些字本身。我已丧失阅读与写作能力，再也不能作为作家从事活动：我的作家职业已彻底断送了。
然而我还能说话。因此，如果电视台能筹到经费，我的下一项工作将是一套电视节目经与电视台商定，这套节目由萨特建立一个班子，独立制作，预定于一九七五年十月分十次播出，每次一小时零一刻钟。脚本写成后，内务部长与内阁总理以萨特受到他的班子中某些成员的操纵为借口，拒绝批准经费。，我将设法在这套节目里谈论本世纪七十年间的事情。这项工作，我是与西蒙娜·德·波伏瓦、彼埃尔·维克多彼埃尔·维克多，即法国极左派组织的领袖贝尼·莱维。和菲利普·加维合作的，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见解要发表，此外他们还担负我自己无力胜任的编辑事务：我对他们口述，他们做笔记，或者我们在一起讨论，然后他们把我们商定的提纲写下来。偶尔我也动手写字，就是说我把这套节目应当包括的一篇演说的内容记下来。不过只有他们能辨认我的笔迹并且念给我听。
我目前的处境就是这样。除此之外，我身体很好。我睡得很香。与同志们合作的这个工作，我干得很有效率。与十年前相比，我的智力也许同样敏锐——并非更加敏锐但也未见衰退，而我的感受性也没有变化。我的记忆力通常情况下是好的，就是人名不太记得住，往往要费很大劲儿才想得起来，有时候还是忘了。我能根据物体占据的位置来辨认它们、使用它们。我一个人上街困难不大。
——再也不能写作，这毕竟是个巨大的打击。你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却显得很平静……
——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打击夺走了我存在的理由：你不妨说我曾经存在过，现在我不再存在。我本应十分沮丧，但是由于我自己也不明白的原因，我自我感觉还不坏：我从来没有因为想到自己失去的东西而忧伤、消沉。
——没有任何反抗？
——你叫我反抗谁，反抗什么呢？别以为这是斯多噶主义——虽然你知道，我素来对斯多噶派有好感。不是的，既然事已如此，我无能为力，所以我没有理由难过。我有过难受的时刻，因为两年以前，有一个时期，病情比较严重。我患过轻度的谵妄症。我记得与西蒙娜·德·波伏瓦同在阿维农的时候，我曾在外面转悠，寻找一个与我约定在某个场所一条长椅上会面的姑娘。当然，根本没有什么约会……
现在，我能做的全部事情是将就我的现状，对之做通盘的考虑，衡量各种可能性并且尽量利用它们。当然，最使我感到不方便的，是我失去视力。在这件事情上，我请教过的医生们都认为无法挽救。这叫人恼火，因为我感受到的东西足以使我产生写作的愿望。这种愿望并非始终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