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什么心灵修炼了。大概因为这个缘故，一九一四年左右那几年是我童年最幸福的日子。我跟母亲平起平坐，形影不离。她称我为她的男伴，她的小男人，我对她无话不讲。更有甚者，被束之高阁的创作转化成喋喋不休的话语，从我嘴里往外涌，我嘁嘁喳喳地讲述所见所闻，净是一些安娜—玛丽知道的东西，无非是房子、树木和人物。我非常乐意向她通报消息，仿佛成了世界的代言人，事物通过我发出信息。起初我感到脑袋里有人在唠叨，不断地说：“我走路，坐下，喝水，吃糖果。”我大声重复这些不断出现的议论：“我走路，妈妈，我喝一杯水，我坐下。”我好像有两个声音，其中一个声音似乎是我的，但不服从我的指挥，却让另一个声音作它的传声筒。我确定自己有双重人格，这些轻微的紊乱一直持续到夏天，把我搞得精疲力竭。为此我十分恼火，终于害怕起来了。“我脑子里有人说话。”我对母亲说，好在她并未在意。
这件事没有影响我的幸福和我们的结合。我们有我们的神话，我们的口头禅，我们惯常的玩笑。差不多有一年光景，我每说十句话至少要加一句：“但没关系”，语气间带着忍耐而讽刺的味道。譬如，“那是一条大白狗，不完全白，带灰色的，但没关系。”我们习惯于用史诗般的风格讲述不断发生的日常生活琐事。我们常常用第三人称的复数讲我们自己。例如我们等公共汽车，看见一辆车开过未停，我们中的一个嚷道：“他们气得直跺脚，咒天骂地。”于是我们齐声哈哈大笑起来。当着人的面，我们自有默契，一个眼色即心领神会。一家商店或一间茶室的女招待显得滑稽。母亲走出时对我说：“我没敢看你，否则我会当着她的面扑哧笑出声来。”我对自己的能耐感到骄傲，要知道没有多少孩子能使一个眼色就让他们的母亲扑哧笑出声来的啊。由于我们俩都羞怯，害怕受惊也是共同的。一天在塞纳河畔，我发现有十二本布法洛·皮尔历险记我没有买过。正当母亲准备付款的时候，走过来一个男人，白白胖胖的，漆黑的眼珠，小胡子抹得油亮，头戴划船草帽，一副时下英俊少年的派头，他眼睛死盯着我母亲，可是冲着我连连说道：“看把你宠的，小子，太宠你啦！”开始我大为生气，他怎么劈头就用“你”称呼我，但当我看到他古怪的目光，我和安娜—玛丽都不由得如受惊的小姑娘似的朝后蹦了一步。见此情景，这位先生不自在地走开了。我见过千万张脸都遗忘了，但这张猪油般的脸，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对肉欲一无所知，想像不出这个人想要我们什么，但是他的情欲如此露骨，连我也看出来了。从某种角度来讲，我看透了他的心思。这种欲望，我是通过安娜—玛丽观察出来的。通过她，我嗅出男性，害怕男性，讨厌男性。这件意外的小事加深了我们的联系，我拉着母亲的手，趾高气扬地迈着小步快速走着。确信自己在保护着她。这是那些年代留下的回忆吗？是的，时至今日，每当看到某个一本正经的孩子对受保护的母亲说话，样子郑重其事、温情脉脉，我便感到由衷的高兴。我喜欢这种甜蜜而孤僻的友情，世间俗人之间没有这种情谊，因为这不合他们的常情。我久久凝视这样一对对无邪的伴侣，等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男子时，赶紧转过头去。
第二件大事发生在一九一五年十月，我十岁三个月。家人不想再把我过久地关在家里了。夏尔·施韦泽闭口不提他的怨恨，替我在亨利四世中学注了册，让我走读。
第一次作文，我得了倒数第一名。我是小封建主，一向把教和学看做是个人之间的联系。玛丽—路易丝小姐出于笃爱向我传授知识，我出于好心和爱她接受知识。所以，从讲台上向众人权威性地授课使我张皇失措，我对这种冷冰冰的民主法则感到莫名其妙。我时时刻刻受着比较，总有人比我回答得好，回答得快，我那些假想的优越感化为乌有了。由于太受宠爱，我不肯否定自己；虽然由衷地佩服同学们，但不羡慕他们，心想等到我五十岁的时候，也会露一手的。总之，我晕头转向了，但并不苦恼。突如其来的慌乱使我十分卖力，但交的作业却一塌糊涂。外祖父为此大皱眉头，母亲赶紧求见我的班主任奥利维埃先生。他在自己的独身套间里接见我们，母亲运用了她悦耳的嗓音。我靠着她坐的椅子，一边听她说话，一边瞧着穿过窗玻璃上的灰尘透入的阳光。她竭力证明我的实际水平比作业要强，说我已经学会独立看书，开始写小说。等到讲不出别的论据，她便泄露我在胎里待满十个月才出世，因此比别的孩子成熟，好似烘炉里的面包，烤的时间较长，格外金黄松脆。奥利维埃先生专心听着，心软了下来。这主要多亏她的妩媚，而不是我的长处。他是一个瘦骨嶙峋的高个儿，秃头脑袋光得十分彻底，一双深凹的眼睛，蜡黄的皮肤，长长的鹰钩鼻下长着几根红棕色的毛。他拒绝给我单独授课，但答应“关照”我，我本无更多的要求。上课时我窥视他的眼色，他只针对我上课，这一点我十分肯定。我好像感到他喜欢我，我也喜欢他。几句好话，把什么都安排得妥妥当当的，我不费劲地成了一个较好的学生。外祖父看到我季考成绩单咕哝了几句，但不再想把我从学校领出来。五年级的时候，换了别的老师，我失去了优待，但我对民主已经习惯了。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游戏使我们“过度兴奋”
学校的功课很多，我没有时间从事写作，再说跟新朋友们交往后连写作的欲望也没有了。我终于有了伙伴。先前我一直被束缚在集体乐园之外，进去之后第一天就受到非常自然的接待，从此我不再离开。说实在的，我的新朋友们跟我比较近似，不像帕达扬那帮小伙子，尽叫我伤心，他们是走读生，宝贝儿子，用功的学生。不管怎么说，我兴高采烈。我过着两种生活：在家里我继续模仿大人；而孩子们待在一起的时候却又讨厌孩子气，这可真是些男子汉啦。我是这些人中的一个，每天放学我们结伴回家，马拉坎三兄弟，若望，雷内，安德烈，还有保尔，诺贝·梅尔，布兰，马克斯·贝科，格雷瓜，我们在先贤祠广场又跑又叫，这是最幸福的时刻：我脱下了家庭喜剧的伪装。我丝毫没有想到出风头，只是一股劲地应声嬉笑，重复那些口令和俏皮话。我不表现自己，而是顺从别人，仿效伙伴们的神情举止。总之，我只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跟他们打成一片。干脆，倔强，快活，我感到自己坚强如钢，解脱了生之多余的思想负担。我们在伟人旅馆和让—雅克·卢梭雕像之间的广场上玩球，the right man in the right place英文：各就各位。，真是各得其所，我成了不可缺少的了。不再羡慕西蒙诺先生了：我此时此刻守在我的位置上，梅尔向格雷瓜做传球的假动作时，会想到我以外的另一个人吗？这种迅如闪电的直觉使我发现了我的不可缺少性。相比之下，我以前那种奢求荣耀的梦想是多么乏味和丧气啊。
不幸，这种直觉来得快，去得更快。如我们的母亲们所说，我们的游戏使我们“过度兴奋”，有时把我们各组混成一个统一的小群体，把我整个吞没了。不过，我们忘记父母的时间不长，他们无形的影响使我们很快重新陷入动物群那种共同的孤独感中。我们的团体没有目的，没有终点，没有等级，在完全融合和并列之间游移不定。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彼此坦诚相待，但不能抵制外界使我们产生的相互看法，毕竟各自属于某些狭窄的、强大的和原始的群体。这些群体创造出蛊惑人心的神话，以讹传讹，硬要我们接受。我们这些孩子娇生惯养，思想正统，感觉灵敏，好动脑筋，害怕混乱，厌恶暴力与非正义。在一起也罢，分散开也罢，反正我们心照不宣地确信世界是为我们服务而创造的，我们的父母皆是世界之精华，所以我们切记不冒犯任何人，甚至游戏的时候也保持彬彬有礼。冷嘲热讽是严格禁止的。如有人发火，大伙儿立即围上去劝他平静下来，迫使他道歉，让—马拉坎或者诺贝·梅尔代表他的母亲训斥他。所有这些夫人互相都认识，而且互相毫不容情：她们互相转告我们的话、我们的批评、我们每个人对其他人的看法，但我们这些做儿子的却对她们的反应闭口不谈。有一天，我母亲看望马拉坎夫人回来后非常生气，因为马拉坎夫人直截了当地对她说：“安德烈觉得普卢尽找麻烦。”我对这个说法没有介意，这是母亲们之间的闲谈而已。我对安德烈没有记恨，对他只字未提。总之，我们尊重所有的人，富人和穷人，士兵和百姓，人类和畜生。我们只瞧不起包饭的走读生和寄宿生：准是他们作恶多端，他们家才对他们弃置不顾：或许他们的父母不好吧，但这个理由站不住，因为父亲是按儿子的品行区别对待的。傍晚四点，自由的走读生放学之后，公立中学便成了为非作歹之地。
如此小心谨慎的友谊总间隔着冷却的时期。假期我们分手时，并无遗憾。不过，我很喜欢贝科。他也是寡妇的儿子，有如我的兄弟。他漂亮、脆弱和温存。我不厌其烦地欣赏他梳成贞德式的黑色长发，但主要因为我们俩有着共同的骄傲。我们无书不读，躲在学校风雨操场指雨天可以活动的带顶棚的操场。的一角谈论文学，就是说无数次津津有味地列举我们所摸过的著作。有一天，他古怪地瞧着我，推心置腹地对我说他想写作。后来我们俩到修辞班当时法国公立中学中仅次于哲学班（即毕业班）的最高班。时又分在一起，他仍旧很漂亮，但得了肺病，十八岁上死了。
所有的孩子，包括文静的贝科，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贝纳尔。这是一个胖胖的、怕冷的男孩，活像只小鸡。他的好名声一直传到我们母亲的耳朵里。她们略有不快。由于无法使我们讨厌他，她们干脆不厌其烦地让我们以他为榜样。请看我们不公正的程度吧。他也是包饭生，我们却喜欢他，在我们看来，他是名誉走读生。傍晚在家灯下，我们惦记这位传教士，有他在丛林里教化这帮寄宿野人，我们感到宽慰。话说回来，寄宿生也十分敬重他。我现在已记不清这种一致的赞赏出自什么原因。反正他温存，和气，灵敏，除此之外，主要因为他是班上第一名。再则，为了他就学，他母亲节衣缩食。我们的母亲不跟这位女裁缝来往，但她们对我们说起她，往往为的是让我们掂量母爱的伟大，可我们想到的却是贝纳尔，他是这位不幸妇女的温暖和快乐。末了，大家对这样善良的穷人同情备至。不过，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另外一个原因是，贝纳尔跟我们若即若离，他总戴着一块羊毛大围巾，和蔼可亲地向我们微笑，但很少说话。我记得有人不许他加入我们的游戏。在我，他由于身体虚弱不能跟我们玩，更引起我的敬意。他好似被置身于玻璃柜里，隔着玻璃窗向我打招呼致意。但我们不接近他，我们之所以喜欢他，是因为他生前已像一个象征符号一样隐退了。儿童是遵守习俗的，我们看他十全十美到了无个性的程度而对他十分感激。他跟我们聊天的时候，语言浅显，很合我们的口味，让人高兴。我们从未见他发过火，也没有过度兴奋。上课的时候，他从不举手，但要是问到他，他言必有理，既不犹豫，也不卖力，恰如其分地吐出真言。他使我们这帮得天独厚的孩子惊讶不已。因为他是最优秀而不是得天独厚的。那年月，我们大家都是不同程度的丧父孤儿，这些父亲先生不是死了就是上了前线，至于留下的男人，都已精疲力衰，丧失了男子气，竭力让儿子们忘却他们。那是母亲统治的时代，而贝纳尔恰恰为我们体现了母权制消极的美德。
那年冬天，贝纳尔死了。孩子和士兵是不关心死人的，但我们足有四十个人聚集在他的棺材前哭泣。我们的母亲们参加了守灵，坟墓上铺满了鲜花，鲜花之多，使我们把这起死亡看成是那年颁发的超优奖。再说贝纳尔平时不声不响，好像没有真死，仍活在我们的周围，我们隐隐感到他神圣的存在，我们的品德起了一个飞跃。我们热爱自己的死者，低声谈论他，这是一种带伤感的乐事。或许我们也会像他那样过早地死去。我们设想着母亲的眼泪。感受到自己的珍贵。我在说当年的梦话吗？反正我模糊地记得这是一件难以忍受的事。明摆着，这个女裁缝，这个寡妇，失去了一切。想到这一层，当时我是否感到恐怖呢？是否隐约看到邪恶呢？是否觉得上帝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