裂开始于十一月九日，萨特居然在反共的《快报》发表正式声明：“我百分之百地、毫无保留地谴责苏联侵略（匈牙利）。我重申苏联人民没有责任，是苏联政府犯下了罪行。在我，此种罪行不仅仅是用坦克袭击布达佩斯，而且是十二年的恐怖和愚蠢所造成的。我声明，与目前仍领导法国共产党的人士，现在不可能，将来永远不可能再恢复联系了。他们的每句话语、他们的每个行为都是三十年谎言和僵化的结果。”萨特时年五十一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是个觉醒的人了，久疯痊愈，铲除了甜酸苦辣的疯根。”《文字生涯》第二十二页，加利马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很快，他在《现代》发表洋洋数万言的政论，题为《斯大林的幽灵》。立刻受到右派媒体的欢迎，一向反对萨特的《法兰西晚报》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刊登详细摘要，并非常聪明地指出《斯大林的幽灵》是未完成的《共产党人与和平》的续篇。事实上萨特十二年来一直是带批判精神的法共同路人，关系时好时坏，离距时远时近。
事实也是如此，这次与苏共法共的决裂，丝毫没有使他转向西方阵营，相反使他更靠近马克思主义。他痛惜苏共法共离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远，而他则越来越赞赏马克思主义。萨特自以为他的存在主义最接近马克思主义，为此写下极其著名的《方法问题》（1957），后来作为长序收入《辩证理性批判》（1960）。总之，通过《方法问题》他想论述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仍是当今的哲学，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马克思主义的环境并没有过时，而要建立马克思主义大写的“知”，非他莫属。然而，马克思主义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停滞了，变成僵化的教条主义，已经解释不了人类现象所处的广度，而他却能解释，这就在马克思主义真知的边缘产生了他的存在主义。现在，他试图把存在主义融入马克思主义，从内部使马克思主义复活，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的临时飞地。因为存在主义坚持启发性的方法，即客观的、发展的方法，适应人类的创造性。比如，马克思主义应当吸收美国的社会学和欧洲的心理分析学来充实自己，以便能够从整体性上懂得个性，不至于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以上两方面的内容，很快由《辩证理性批判》详细地从哲学上做出深入的阐述和论证。
萨特每次遇到大麻烦，都会调整自己的哲学思想，突破精神危机，发表重大哲学著作，但定稿谈何容易。所以他总要把哲学思维难以表达的思想同时用文学形象表达出来，这次是先推出相应的文学创作，体裁仍是戏剧，题为《阿尔托纳的隐居者》（1959）。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三日首场演出得到一致好评，媒体交口赞誉，评说是萨特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也许是最好的戏剧作品。所谓重要作品，是指内容具有里程碑性质，正如《隔离审讯》印证《存在与虚无》中“真诚作弊”的现象学诠释；又如《魔鬼与上帝》反映《圣冉奈，演员和殉道者》中所描绘的善与恶的辩证法，那么《阿尔托纳的隐居者》则包含着《辩证理性批判》中所阐述的系列相异性的哲学概念。剧中人物一个个身不由己，无能为力，摆脱不了命运的捉弄，因为他们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却要对自己的命运负完全的责任。
这次上演成功是萨特一生中内心深处感到最悲壮的时刻。赞扬声虽然使萨特感到一丝欣慰，但毕竟苦涩和无奈挥之不去。最使萨特高兴的是德国人的觉醒和集体忏悔意识。德国观众感谢萨特这位伟大的文化使者并通过萨特向法国人民感谢对德国人民的宽容和理解。萨特向德国观众和读者谈到集体犯罪观念和个体责任观念的关系时指出，忏悔是必要的，但弗朗茨没有因愧疚而自杀，而是意识到自己毫无用处，无益于任何人，再活下去毫无意义了才自杀。他鼓励青年人向前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在上文已经提到，萨特最早主张法德友好，是建立欧洲联盟的思想家。他的这番话顺理成章，顺势投缘。从此，萨特在德国人的心目中始终留下美好的印象。
我们可以看出，萨特与众多因匈牙利事件而退出法共的知识分子不同，非但没有消沉，反而越斗越猛。他与法共意识形态权威专家罗杰·加罗迪的辩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们的争论长达数年，互不让步，但只限于不同政见的理论辩论。加罗迪首先发难，在他一部论述现代主要思潮的专著中专门有一章批评存在主义，尤其针对《方法问题》，指出萨特面临两难境地，必须做出二者必择其一的决定：要么选择非理性主义信仰，要么在抛弃萨特存在主义的前提下再加入马克思主义。萨特予以反驳，发表公开信，题为《马克思主义与存在哲学》（1959），简单重提《方法问题》的有关论点。后来两人有过多次不同形式的交锋，最后加罗迪向萨特建议：“我们选一个人物来解释吧，我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您用您的存在主义方法。”《境况种种》之十，第九十二页，加利马出版社，一九七六年。通过个例来证明谁对马克思主义更有贡献。萨特接受挑战，并立即建议写福楼拜，加罗迪同意了。萨特早就有计划要撰写《福楼拜》，后来基本完成，而加罗迪则没有实践诺言，不了了之。随着法共在政治上连连失败，加罗迪全部著作已成历史尘埃，连他的名字也被世人遗忘了。
然而，萨特的精力越来越多地用于社会活动和支持世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运动。首先萨特不顾一切地投入国内政治斗争，以反对“戴高乐军人独裁政治”的精神领袖自居，最后误入迷途。当时戴高乐看到由他创建的第四共和国自他离去后越来越混乱，已经走入死胡同，于是决定复出。通过斡旋驻阿尔及尔法军总司令马叙将军出来干政，他易如反掌地重新取得政权，曾傲慢地宣称：“政权不再需要夺取，唾手可得也。”一向担心军人当政专制的萨特闻讯怒不可遏，但也无可奈何，无计可施，只能用拉封丹寓言中的各种动物来谩骂。当一九五八年九月全国公投成功，十月通过第五共和国宪法，萨特气急败坏，预言戴高乐将把法国人民从人类界带领到动物界。《想有个国王的青蛙们》，《境况种种》之五，第一三八页，加利马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当戴高乐总统向公众承诺：“法国正走向伟大的前景，正走向欣欣向荣……”萨特却充当民众代言人谴责这种自我陶醉，骂道：“我们全是杀手。”言下之意，法国人太不争气，选了这么个独裁者。但戴高乐毕竟不仅是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而且是学富五车、学贯古今的文化人和著作家。他深深懂得法国历史文化传统中始终存在两种传统的对峙，即以民族主义、黩武主义、保守主义的天主教传统为一方，以文人学士、教育家、神职人员、自由人的新教传统为另一方，但对峙时必须遵守游戏规则和底线，否则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因此，戴高乐自始至终力排众议，多次下令善待萨特，不可造次。他明明知道萨特早就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运动，不仅《现代》成了该运动的发言人，而且萨特本人也卷入一些非法的活动而且相当过分。但萨特是碰不得的，首先因为他的动机是正义的，不懂政治而已，纯粹的书生意气用事。
况且萨特是世界级的文化名人，光一九六○年一年，他应邀频频出国，去古巴会见卡斯特罗、去莫斯科会见赫鲁晓夫、去贝尔格莱德会见铁托、去巴西利亚会见巴西总统。如果他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向世人交代？但国内形势实在紧张到极点，萨特成了部分人想加害的替罪羊。一九六一年五月他的住宅遭爆炸，有人高喊：“枪毙萨特，恨死他了。”军方和内务部拿到确凿证据要抓他，戴高乐竭力阻止：“咱们不抓伏尔泰。”直到一九六二年戴高乐结束战争，让阿尔及利亚完全独立，法国人才明白他高瞻远瞩，赞赏他博大的政治家胸怀，从此“咱们不抓伏尔泰”成为世人皆知的历史佳话。其实戴高乐比谁都懂，法国之所以能成为大国，主要靠文化魅力，保护桀骜不驯的文化国宝萨特，是法兰西的荣耀。况且他明白，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可阻挡的潮流，而萨特成为这个潮流的代言人，对法国在第三世界树立威信是有好处的。
第一部分：序《文字生涯》问世
一九六二年七月一日，阿尔及利亚正式独立，巴黎和阿尔及尔都举行盛大的庆祝会，主席台上专门为萨特留着显赫的位置。但萨特再三谢绝邀请，对外公布的理由是，他忙于完成自传《文字生涯》。但从自传直到一九六三年十月和十一月才在《现代》连载发表来看，那显然是个托词。为什么谢绝如此巨大的荣誉？因为萨特并不在意荣誉仪式，而在意斗争过程，在意为道义、为正义而敢为人先，况且他已经担心阿尔及利亚独立后会怎么样：独立仅意味着给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提供机会，远不等于阿尔及利亚人民获得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不如不去出这个风头，埋头干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事实上，他确在写自传，即正在告别文学创作，清算作家生涯，清算几十年的疯狂，使自己从半空中回到地上，踏踏实实做人。
《文字生涯》问世，出乎所有人意料。人们惊讶之余多半是惊喜，一本非常独特、难以归类的小书，似是自传而非自传。虽然书中讲到父母双方的家族，从宗教信仰到日常生活，从两岁到十二岁所处的时间和地点，基本属实。但没有多少具体内容，仅仅举些支离破碎的琐事和逸事，不登大雅，况且找得出许多细节差错和年代倒错。最有发言权的母亲生硬地对他说：“你完全误解了你的童年。”善良诚实的母亲哪儿懂得儿子出了一部以自传为骨架的文学创作，简言之自传小说。虽然只提到十二岁以前的事情，但绝大部分篇幅都与他的读书和写作生涯有关，是萨特少有的一本完整的书。
《文字生涯》是萨特惟一没有受到争议的著作，四面八方一致赞扬。确实，从内容到形式都称得上精品。特别是语言，连最讨厌萨特的专家学者都说文学语言上乘、大手笔、美不胜收。对出乎意料的自我批评、自我嘲讽、自我间离，有少数人颇有微词，认为有些矜持和矫情，但并不否定情操高尚。当时有谁知道他这部自我解剖的小书整整写了十年，真可谓：十年辛酸有谁知？见过他手稿的都说，涂改、重写、修正之多绝不亚于巴尔扎克、福楼拜和普鲁斯特的手稿。总之，他把整个身心都投进去了，确实是哲学家、戏剧家、批评家、政论家和笔战家熔于一炉的手笔。
《文字生涯》一九六四年四月正式出单行本，许多国家立即用各自的文字快速出版译文，萨特颇为高兴。但他万万没想到同年十月，即正式出版仅仅六个月后，便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理由是此书“以表现出的自由精神和对真理的追求，广泛地影响了我们的时代”。萨特第一反应：理所当然要谢绝。这是萨特逻辑。他知道，拒绝必定引起是非和风波。他心里很难过，但决不做违心的事情。果然风波大作，是非不断，最后闹得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改变了评选游戏规则：从此往后，获奖候选人必须事先自荐或被推荐。这场由萨特引起的风波，许多人（包括笔者）都已评述过，此处不再赘评。但我们认为，除他本人讲的个人原因和客观原因外，最可信的理由是，萨特内心不愿意没有盖棺就被定论，说得刻薄一点，他不愿意像尸体那样用防腐香料保存，不愿意活活被塑像，或过早地被列入圣位。这是他一贯的行为方式：从不结婚不生孩子，到不承担对他有束缚的任何职务，到反对一切体制化、制度化、政党化、帮派化，直到拒绝一切来自官方或半官方的荣誉。比如，二战后他曾拒绝荣誉勋位勋章，五十年后又拒绝法兰西学院讲席。他还有事情要做，还有书要写。
然而，萨特虽然照旧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但人气开始下降了。他变得与主流社会或社会的主流越来越隔阂了。他回到蒙巴拿斯区重新生活。明的一面，照旧从事政治活动；暗的一面，继续埋头写《福楼拜》，始终未忘对加罗迪的承诺。
一九六七年初，英国德高望重的数学家、哲学家贝特兰·罗素（1872—1970）发起成立人民法庭，名为罗素法庭，来控诉和声讨美国侵略越南和声援民族解放战线的斗争。萨特是主要负责人，罗素年事已高，欧洲大陆的事全由萨特负责。从一九六七年二月二日萨特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