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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序萨特文学创作进入鼎盛期
其实，反对萨特的人借《不惑之年》来攻击萨特存在哲学，因为这涉及到指导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大问题。法共乃至苏共对他进行大批判，称他的哲学为“静观哲学”、“奢侈哲学”、“资产者哲学”；天主教派也不甘落后，谴责他“突显人类丑行”、“处处表露不正经的东西，令人厌恶的东西”、“是悲观主义的”。一言以蔽之，贬斥为“存在主义”，涵盖好死不如赖活的哲理。萨特反其道而行之，正面阐明自己的观点，指出：“存在主义？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的哲学是一种存在哲学。”居然敢于接受红极一时的“当今讲坛”邀请做讲座，索性取题《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以示应战。海报一出，震惊巴黎，人们愤怒了：“恬不知耻！不可容忍！”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九日，左右两派蜂拥而至，挤得街区水泄不通。面对满满当当的闹场听众，萨特表现出惊人的冷静和勇敢：口才之雄辩、思想之独特、构思之新异、言词之新颖，居然镇住了满怀敌意的听众。更令人称奇的是，他空手而来，没有只言片字讲稿，却讲得那么令人信服。一直等他讲完，那些冲击会议的人才想起他们的任务，这才大喊大叫，砸椅子敲设备，把会场弄得狼狈不堪。第二天媒体反响可以想见：听众太多，会场太热太乱，倒彩声不绝于耳，人群推推拉拉，衣服扯破了，有人挤伤了、晕倒了，救护车来来往往。各种说法真真假假，顿时把萨特炒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形成真正的萨特热。
为了匡正视听，萨特同意把即兴演讲整理发表，标题仍是《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应当指出的是，这篇文章的针对性、自辩性很强。面对水平参差不齐的读者，萨特不得不通俗地讲他的存在哲学，所以难免有些简单化、概念化、庸俗化。但作者得到了始料未及的好处，即他的哲学从书斋走向大众，很快得以普及。战后整个西方信仰危机严重，这本通俗读物恰似久旱的及时雨，正符合知识青年和广大群众的需要，很容易被接受。一时间被译成各种文字，销量达几十万册，创造哲学著作畅销之最，以至于萨特的存在主义成为整个西方的时髦哲学思潮。从此，萨特成为一个坐标，标示了埋葬法国文学的某些传统，标示了西方国家的思想融合，也标示了萨特本人的转变：从个体转向集体，从个体存在转向集体存在。
萨特文学创作进入鼎盛期，自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九年不到四年中发表四十多种作品，包括文学、哲学、政治、时政、美学、伦理、音乐、造型艺术等；就拿文学来讲，包括小说、戏剧、批评、杂文、电影脚本、歌词等，继续主持《现代》，并应邀出访欧美许多国家，到处演讲，接待记者采访、电台广播。有人说“萨特有五个脑袋”。更有甚者，只要他发表什么，立即就被国外抢去译成几种十几种文字。一时间，萨特腰缠万贯，到处花钱和施舍。萨特存在主义的传播达到顶峰，他也成了西方屈指可数的名人。《周六晚报》惊呼：“萨特自我出口，其名声盖过戴高乐。”
确实战后萨特逐渐介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仅从文学理论上系统地提出介入文学，在创作上也转向和贴近大众的生活。特别明显的是，他积极主动介入意识形态和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有人称他是意识形态各条战线的“守夜者”和敢为天下先的政治思想探索者。可是树敌也越来越多，交恶最深最久的是法共总书记多列士，此公诬陷尼赞为“内务部派出的癞皮狗”和“第五纵队的特务”后不久一直躲在莫斯科，这回突然跑回来登上了副总理的宝座，公开执行斯大林主义。萨特向法共发难了，突破口是他最熟悉的文学，于是隆重推出《什么是文学》矛头主要指向苏共法共的文艺理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现在有人问，作家为了接近大众，是否应该为共产党（指苏共法共）服务，我的回答是——不：斯大林式共产主义的政治是与诚实操作文学职业不相容的。”《什么是文学》第三○七至三○八页，加利马出版社，一九四七年。这部著名的文学专著立即遭到法共猛烈的抨击。法共中央理论家罗杰·加罗迪批判萨特文学是“掘墓人文学”；挖苦萨特哲学是“形而上病态”；谩骂萨特思想是“与大资产者搞精神通奸”。另一位法共发言人则骂自己曾崇拜过的老师萨特是“危险的动物”、“轻率地与马克思主义调情”、“根本没读过马克思的书”，甚至骂《现代》编委是“绝望的资产者集团”。萨特嗤之以鼻地反驳，自以为熟读马克思著作的斯大林主义分子口口声声高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请读一下马克思一百年前发表的原著《共产党宣言》，上面写着：“全世界无产者和自由人联合起来！”言下之意，你们的打击面太大了。于是他决定团结所有被法共抛弃的自由人，走自己的路。形势发展飞快，法共在议会追随社会党（当时称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把戴高乐赶下台。然后奉莫斯科之命又跟社会党搞摩擦，因为社会党有接受马歇尔计划的倾向。闹不过社会党，法共部长们便集体辞职。一九四七年五月美国援助西欧的马歇尔计划正式启动，立即遭到苏联公开反对，法共奉命大搞内乱，指使工会大规模罢工，中断交通，使全国瘫痪，法国处在动荡和内乱中。在此混乱的形势下，戴高乐将军挺身而出，于四月成立法兰西人民联盟，并在同年十月举行的两轮市政选举中胜出，就这样，影响深远的戴高乐主义登上法国的历史舞台。
然而，站在风口浪尖上的萨特和梅洛—蓬蒂以及《现代》杂志和广播的同仁们怀疑戴高乐政党会积极推行马歇尔计划和倒向美国，并在国内实行独裁统治。于是萨特等人率先攻击戴高乐主义，萨特出言不逊，竟胡说“贝当元帅和戴高乐将军是一丘之貉”。深懂民意的阿隆觉得萨特出格了，在戴派猛烈反击中，出面调停，主持辩论。不料萨特越走越远，竟影射戴高乐将军是希特勒，事后还怪阿隆偏向戴派代表，从此两人分手。后来在记者追问下又否认影射，但并未与阿隆和好。
在政治形势对他不利的情况下，他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投入政治斗争。自由人鲁塞多次邀请他组建政党，推他为精神领袖，他毅然同意领导革命民主联盟，并亲自制订宗旨：既反对奉行马歇尔主义的大西洋资本主义，也反对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开辟中间路线，即第三条道路，主张建立革命民主的欧洲社会主义。然而，萨特太不识时务了，冷战双方那么强大，哪能容忍萨特书生说三道四呢？这不，同年三月十四日斯大林在政治局特别会议发话：“寻找两个阵营和解的办法已属枉然……冲突不可避免的时期即将来临。”况且党内派别林立，矛盾日益尖锐，那帮乌合之众实际上只把萨特当做财神爷，敲了他三十万法郎作为经费。萨特讨厌政治内斗，不久就撒手不管了。就这样，革命民主联盟从一九四八年三月成立到一九四九年六月解散，只存在十八个月。从此萨特永远不组建也不参加任何政党。他的失败，阿隆早在他筹备政党的时候就警告过他：“斯大林主义者留下的空隙，革命民主联盟千方百计占领之。在官僚专制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他们企图开辟革命浪漫主义道路，尽管因诸多失败而失望，但总是时刻待命。”《革命浪漫主义》，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日《费加罗报》。带有讥刺意味的革命浪漫主义是绝妙的评价：欧洲统一、欧洲大联盟、联邦民主宪法、欧洲民主社会主义，说得多好，可是能实现吗？然而具有理想的欧洲人看来非但没有责怪萨特，而且欣赏他的超前思想，对他的失败颇为同情。半个多世纪的今天，萨特的梦想正在实现中，尽管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萨特的政治斗争虽然失败了，但他的文学创作及其百科全书式的作品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战前的“自我为中心”已改掉了，战后他所有的理论著作和文学创作的主题都是当时在社会生活中世人最关注的焦点问题。
比如《死无葬身之地》。如果说萨特战前的剧本皆为借古讽今的神秘剧、寓意剧、荒诞剧，那么战后他的第一部剧作就以现实为题材，是介入社会生活的正剧。讲的是刚刚过去却仍旧脍炙人口的抵抗运动，着重表现抵抗运动分子在刽子手酷刑下硬是顶住不招供，偏不肯在刽子手面前表现得贪生怕死，不给卖国贼任何聊以自慰的借口。往深处讲，作者想表现一种真诚的行为，完全承担责任的行为。这里涉及性命攸关的问题，勇敢的人们在极端的处境下，情愿选择死亡的自由。从而充分表现了萨特精神自由的思想。
浩劫过后，欧洲沉浸在反思之中，最敏感的问题当首推犹太人问题，太敏感了，似乎谁都不敢碰。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便是萨特，也似乎非他莫属。果然，萨特在刚问世不久的《现代》，即第三期（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发表《反犹太者画像》，在此文基础上，次年出版《对犹太人问题的思考》，立即引起各方面的强烈反响。这部思想散论振聋发聩，一下抓住全欧洲最关注的问题，迫使人们严肃对待和处理，这关系到德法及全欧洲命运的问题。在分析了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后，他发出结论性的警告：“只要犹太人享受不到他们的全部权利，没有一个法国人会是自由的；只要犹太人在法国乃至全世界还要为他们的性命担惊受怕，没有一个法国人会是安全的。”《对犹太人问题的思考》第一八五页，一九五四年加利马出版社。这部著作很快列为经典，成为研究和关心犹太人问题的必读之作。当然，作者采用现象学描述是不完全、不完善的，萨特后来也承认应当从历史和经济的角度来论证，尽管结论是相同的。但当年一石激起千层浪，敢为天下先，抛出一块粗石，引来许多美玉。
第一部分：序编写剧本遇到的风风雨雨
最难能可贵的是，萨特反对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与《死无葬身之地》几乎同时上演和出版的《恭顺的妓女》，在美国起初引起批评萨特的舆论：“以怨报德”、“忘恩负义”，甚至说他是“反美分子”。不料此剧在美国公演却大获成功，攻击萨特的一切不实之词很快化为泡影。至于后来冷战加剧，萨特偏向社会主义阵营，莫斯科有人把《恭顺的妓女》改为《可尊敬的妓女》，即在原文中，妓女虽然揭露参议员儿子的劣行，但最后还是归顺了他。而改编后，妓女不肯归顺白人公子了，从而变成可尊敬的妓女。萨特也听之任之，同意公演和出版。五十年代中期，惟一在中国出版的萨特著作就是莫斯科版本的《可尊敬的妓女》。
最能体现萨特思想转变的是《自由之路》第三部《痛心疾首》（一九四九年八月）。主人公马蒂厄摆脱孤独，参加战争，与战友们一起体验传统价值观的毁灭，也获得一次机会来宣泄以前的无所作为和无能为力。他介入时局，融入集体，变得关心战友，谛听他人呼声，也为团体着想了。钟楼一战，他坚持抵抗了十五分钟，借以表明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做出真正属于他的行为。他狂怒的射击既表明他反抗社会强加于他的束缚，也清算了自己的怯懦，更宣泄了对自己对别人的怨恨，一了百了。就这样，自由人马蒂厄——某种意义上萨特的化身——从个体主义的体验转为接受一次族群的集体主义考验，融入集体，感受一次上层建筑的倒塌，在传统的价值废墟上萌发某种博爱。
《痛心疾首》完全按作者的创作意图，写得很顺手，也是现存三卷中写得最好的。但当他着手第四卷时，冷战开始了，时局起了很大的变化。他解释道：“我写小说遇到了麻烦，《自由之路》第四卷《最后的机会》写不下去了。……我无法在这部以一九四三年为背景的小说中说明白我们时代的是是非非。”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七日《快报》，参见《一种处境剧》第八十九页，加利马出版社，一九七三年。以介入“我们时代的是是非非”为己任的萨特又转向戏剧，因为在他看来，小说是不能说谎的，戏剧则可通过对话把谎言掩盖起来，剧中人物可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甚至可以诡辩，总之戏剧可以提出问题而不加以解决。于是萨特把自己对政治斗争失败的反思和对错综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