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几次演讲及致亲友的信收集成册，取名《Labor improbus》拉丁文，取自维吉尔《农事诗》（I，144—145页）名句“顽强的工作无坚不摧”的一半。此处可译为《水到渠成》。——原编者注（普隆出版社，1910）。肖像：一幅由博尔迪兰绘制的绝妙肖像现存布维尔博物馆。
绝妙的肖像，不错。奥利维埃·布莱维涅蓄着一小撮黑胡须，黄褐色的面孔有点像莫里斯·巴雷斯。他们两人一定相识，在议会中坐的是一条板凳，但是这位布维尔议员没有那位爱国者联盟主席那般潇洒，他像棍子一样僵直，像玩偶匣里的玩偶一样从画布上蹦起来，眼睛闪闪发光，瞳孔是黑的，角膜发红。他抿着厚厚的小嘴，右手按在胸前。
我曾经十分讨厌这幅画。在我眼中，布莱维涅时而太大，时而太小，但是今天我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
我翻阅《布维尔讽刺报》时得知了实情。在一九○五年十一月六日那一期上，整个篇幅都是讲布莱维涅。在封面上，小小的他抓着孔布孔布（1835—1921），法国政治家，一九○二至一九○五年任内阁总理，主张政教分离。老爹狮鬣，解说文是：“狮子的虱子”。从第一页起，一切都清楚了：奥利维埃·布莱维涅身高一米五三。人们嘲笑他身材矮小，嘲笑他的声音像雨蛙——这个声音却不止一次地使整个议会发抖。人们还说他在皮鞋里加了橡皮垫圈。相反，出身帕科姆家的布莱维涅夫人则人高马大。编年史家写道：“他的另一半是他的双倍双倍（double），此处是双关语，意为复制品及双倍。，这话对他再合适不过了。”
一米五三！对，博尔迪兰小心翼翼地不让肖像四周的物品将肖像衬托得更矮小：一个墩状软垫，一把矮矮的安乐椅，一个书架及十二开本的书，一个小小的波斯圆桌。然而，他的身材与邻居冉·帕罗坦一样，两幅画的尺寸又一样，因此，这幅画上的小圆桌和那幅画上的特大桌几乎一样大，墩状软垫竟和帕罗坦的肩头一样高。目光本能地对这两幅肖像作比较，因此感到不舒服。
现在我想大笑，一米五三！如果我想和布莱维涅说话，我就必须弯腰或蹲下。他如此激昂地扬起头，这也不足为怪了，因为对这种身材的男人来说，命运总是在离他们头顶几厘米的地方起作用。
令人赞叹的艺术威力。这个声音极尖的矮小男人，留给后人的只是一张咄咄逼人的脸、一个高雅的手势和公牛般血红的眼睛。对公社感到恐惧的大学生，肝火旺盛、身材矮小的议员，都被死亡带走了。然而，由于博尔迪兰，这位秩序俱乐部主席兼道德力量组织的雄辩家万世永存。
“啊，可怜的小皮波。”
夫人遏制住惊呼。在奥克塔夫·布莱维涅——前者的儿子——肖像的下方，一只虔诚的手写下了这几个字：
一九○四年死于综合理工学院
“他死了！和阿隆代尔的儿子一样！他看上去很聪明。他妈妈该多么伤心啊！这些高等学校功课太多，脑子不停地转，连睡觉也动脑子。我很喜欢他们的两角帽，挺神气。那叫羽饰吧？”
“不，羽饰是圣西尔军校的。”
我也凝视那位英年早逝的综合理工学院学生。他那张蜡黄的脸和正统的髭须足以使人想到死亡即将来临。何况他已预见到自己的命运：明亮的眼睛瞻望远方，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情。但是，与此同时，他的头高高扬起，他穿着军服，代表法兰西军队。
Tu Marcellus eris！Manibus date lilia plenis……拉丁文：你将是马尔切鲁斯，双手散发百合花……引自维吉尔《埃涅阿斯纪》第六卷。马尔切鲁斯是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外甥，曾被视为王位继承者，但二十岁即去世。
玫瑰花被折断，综合理工学院学生夭折，还有什么比这更悲惨的吗？
我顺着长画廊慢慢走，不停下，路过那些从幽暗中露出的优雅面孔时，向它们致意：商业法庭庭长博苏瓦尔先生博苏瓦尔（Bossoire），作为普通名词，指船上升降船锚、小艇的吊架，用作姓名十分可笑，这种例子不止一处。——原编者注、布维尔独立港口管理委员会主席法比先生、商人布朗日先生及其一家、布维尔市长拉讷坎先生、生于布维尔、任法国驻美大使的诗人德·吕西安先生、一位身着长官制服的陌生人、大孤儿院院长圣玛丽—路易丝嬷嬷、泰雷宗先生及夫人、劳资调解委员会主席蒂布—古龙先生、海军军籍局局长博博先生、布里翁先生、米奈特先生、格雷洛先生、勒费弗尔医生、潘女士以及博尔迪兰本人——是他儿子彼埃尔·博尔迪兰给他画的。画中人的目光都明亮而冷静，五官清秀，嘴唇薄薄的。布朗日先生节俭而有耐心，圣玛丽—路易丝嬷嬷虔诚而灵巧，蒂布—古龙先生对己对人都十分严厉，泰雷宗夫人与严重疾病作顽强的斗争。她那张疲惫已极的嘴角流露出痛苦，但是这位虔诚的女人从未说：“我疼。”她克服病痛，拟定菜单，主持慈善活动。有时，话说到一半，她慢慢闭上眼睛，面无血色。这种衰弱持续不到一秒钟，她又睁开眼睛接着讲。缝纫工厂的人悄悄说：“可怜的泰雷宗夫人！她从不诉苦。”
我穿过了长长的博尔迪兰—雷诺达展厅。我回过头，再见了，美丽的百合花在法国文学中，百合花常是纯洁和德行的象征。，你们在绘画的小圣殿里精美无比，再见了，美丽的百合花，我们的骄傲和存在的理由，再见了，坏蛋们根据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纳吉尔出版社，第84页）中的说法，“坏蛋”是指那些试图证明其存在是必然的人（其实人在地球上的出现属于偶然）。——原编者注。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精心散布最不祥的谣言
星期一
我不继续写关于罗尔邦的书了，结束了。我不再写了。我将如何利用我的生命？
三点钟了，我坐在桌前，我从莫斯科偷来的那一沓信放在我身旁，我写道：
人们精心散布最不祥的谣言。德·罗尔邦先生上了圈套，因为在九月十三日致侄儿的信中，他说他刚刚立了遗嘱。
侯爵在我身旁。我将自己的生命借给他，直到最后将他安置在历史存在之中。我感觉到他，仿佛他是我腹中的微热。
我突然想到人们肯定会对我提出异议，因为罗尔邦对侄儿毫不坦率，如果他失败，他要让侄儿当证人，在保罗一世面前为他辩解。遗嘱一事很可能是他虚构的，好装作幼稚无知。
这是一个不值一提的、小小的异议，不必大惊小怪，但我却陷入遐想中，闷闷不乐。我突然又看见卡米尔餐馆那位胖胖的女侍者，阿希尔先生那副惊慌的模样，还有那个店堂，我在那里曾清楚感到自己被遗忘、被丢弃在现在时中。我不耐烦地对自己说：
“我这人连自己的往昔都留不住，还能盼望去拯救别人的往昔吗？”
我拿起笔，试图继续工作。那些关于往昔，关于现在，关于世界的种种思考，使我烦透了。我只要求一件事：安安静静地写完书。
然而，当我的目光落在那一叠白纸上时，它的外表令我吃惊，于是我手中的笔停在半空，我待在那里端详令人目眩的白纸，它是多么坚硬、鲜艳，它属于现在。它上面的东西都是现在。我刚才在上面写的东西还没有干，但已经不属于我了。
人们精心散布最不祥的谣言……
这句话是我想出来的，最初曾是我的一小部分，而现在，它印在纸上，它独立于我。我再认不出它了，甚至无法重新思考它。它在那里，在我对面，在它身上我找不到起源的标记。任何其他人都可能写它，而我，我不能确定它是我写的。字母现在不再发亮，它们已经干了。这一点也消失了，短暂的光泽已荡然无存。
我不安地瞧瞧四周。现在，只有现在。囿于现在中的一些轻巧、结实的家具：一张桌子、一张床、一个玻璃衣橱，还有我自己。现在的真正本性暴露了出来：它是现在存在的东西，所有不在场的东西都不存在。往昔不存在，根本不存在，既不存在于物体，也不存在于我的思想中。当然，很久以来我就明白自己错过了往昔，但是，直到那时，我还以为往昔仅仅撤出了我所能及的范围，它仅仅是退休，是另一种生存方式，是一种度假和闲散状态。每一个事件，在完成任务以后，便乖乖地、自动地进入一个盒子，成为名誉事件，因为虚无是难以想像的。而现在我知道，事物完全是它显现的样子，在它后面……什么也没有。
这个想法占据我达好几分钟，后来我使劲晃动两肩想摆脱它，我将那一叠纸拉过来。
……他刚刚立了遗嘱。
我突然剧烈地想呕吐，笔从我手中滑落，墨水四溅。这是怎么回事？是恶心？不，不是它，房间像每日一样和蔼慈祥。桌子似乎稍稍厚沉，笔稍稍紧实，然而德·罗尔邦先生却第二次死去。
刚才他还在那里，在我身上，安静而温暖，而且我不时地感到他在动。他是活生生的，对我来说，他比自学者或铁路之家的老板娘更鲜活。他很任性，可以好几天不露面，但是，在神秘的好时光，他常常像对湿气敏感的嘉布遣会修士一样，露出鼻子来，于是我便看见那张苍白的脸和发蓝的脸颊。而且，即使他不露面，他也沉沉地压在我心上，我感到自己装得满满的。
现在什么也不剩下了，就好比这些干涸的墨渍，它们原先的鲜亮也不再剩下了。这是我的错。我说了恰恰不该说的话。我说往昔不存在。因此，刹那间，德·罗尔邦先生就悄无声息地返回到虚无中去了。
我双手拿起他的信，怀着某种绝望拍拍它们。
“这是他，”我想道，“是他一笔一画地写了这些符号。他俯在这些纸上，手压着纸，不让纸在笔下滑动。”
太晚了，这些字句再没有任何意义。除了我双手捏着的这一叠黄纸外，其他一切都不存在。这里还有一段复杂的故事。罗尔邦的侄子于一八一○年遭沙皇警察暗杀，他的文件被没收，转入秘密档案，一百一十年以后，又被掌权的苏维埃存入国家图书馆，一九二三年被我从国家图书馆偷出。这事好像不是真的，我对这次偷窃也没有确切的记忆。其实，要解释这些文件为什么在我房间里，可以想出一百个更加可信的故事来。但是，与这些粗糙的纸张相比，那些故事会像气泡一样空洞和轻飘。我与其依靠这些纸来与罗尔邦沟通，还不如直接求助于招魂桌。罗尔邦不存在了，完全不存在了。如果他还剩下几根骨头，那么它们是为自己存在的，完全独立，它们如今只是一点点磷酸酯和碳酸酯，加上盐和水。
我作最后一次尝试，对自己重复德·冉利斯夫人的话——它往往被我用来描绘侯爵：
在他那张布满皱纹和麻点、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小脸上，有一种奇怪的狡黠神气，虽然他极力掩饰，但仍一目了然。
他的脸顺从地出现了，尖尖的鼻子、发蓝的脸颊，还有微笑。我可以任意——也许比以前更随意地——想像他的五官，但这只是在我身上的一个形象，一个虚构。我叹了一口气，仰靠在椅背上，感觉到一种难以承受的缺陷。
敲四点钟了。我无所事事地在椅子上已经待了一个小时。天暗了下来，除此以外，房间里没有任何变化，白纸仍然在桌子上，旁边是笔和墨水瓶……但是我决不会在已经开始的那张纸上往下写，我决不再顺着残废者街和棱堡大街去图书馆查资料。
我真想跳起来走出去，随便做点什么好排遣排遣。但是我知道，如果我动一动指头，如果我不老老实实地待着，就会发生什么事，而我不愿意它发生。它什么时候发生都为时过早。我不动弹，机械地看着我在纸上没有写完的那段话：
人们精心散布最不祥的谣言。德·罗尔邦先生上了圈套，因为在九月十三日致侄儿的信中，他说他刚刚立了遗嘱。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著名的罗尔邦事件
著名的罗尔邦事件结束了，就像热烈的恋情一样。我应该寻找别的东西。几年以前，在上海，在梅尔西埃的办公室里，我突然从梦中惊醒。后来我又做了一个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