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描写，因为他有革命的现实主义的精神，他更真实，同时也确信共产
主义的将来，他要引起他的观众走上这条理想的光辉照耀着的道路。因为夏
衍同志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坚定的、勇敢的革命者。而契诃夫不过是沙俄时代
一个有正义感的作家，他看到那个社会要衰亡，他憧憬未来，希望光明，但
他不知道光明怎么到来，他也不知道需要多少革命者怎样勇敢地、无私地牺
牲自己，才能获得人民的时代。
夏衍同志写这个戏，不写革命者如何在特务的刑讯室里怎样被酷刑折磨
还坚持不屈。他抛弃这类写法。他把革命者内心感情写得更深。一个革命者
奔向革命时，也并不是一块没有性情、没有个性的“钢铁”，他自己不可能
毫无准备，没有对革命的思索与信念就能跳进革命的熔炉里去的。革命者是
最有感情的人，他对亿万受压迫的劳动人民有感情。在夏衍同志的剧作里，
我没有见一句口号，没有一点概念的东西，我没有看见一个“革命者”挥动
着红旗，对人群叫喊：“你们跟我前进吧！前面是希望，是光明，你们跟我
跳出旧社会的火坑吧！”夏衍就是夏衍。他是在黑暗的人生中，从社会科学
的真理中取得真理的火焰，走上革命道路的。因此，他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剧
作家。他的心里充满了圣洁的情感，他在冷静中饱含着热情，在热情中保持
必须正视人生的冷静。因此，他的戏总是深刻的含蓄，是现实提炼出来的精
华，是催促人民觉醒的呐喊。但是他决不作出一丝为革命“呐喊”的样子，
决不做虚张声势的文学家。他有洞察革命道路和各种人生世态的犀利的目
光。他的戏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就是真实地、简练地、有力地为
革命而写戏，力争取光明而写戏。正如他写过的《包身工》，他的戏剧都像
《包身工》那样富有感情，那样激动人心，那样深刻地告诉我们要打倒黑暗
的统治者，争取人民成为世界的主人，他的戏启发人走向革命，他一生的道
路是我们这些后辈文艺工作者应该深刻认识、深刻理解的革命道路。
我们崇敬这样一位有卓越成就的文学家、戏剧家、电影剧作家、文艺界
的领导！我们应该学习他一生没有浪费一寸光阴，学习他为人民而活着、为
革命斗争着。他经常说出自己心里话，他是敢于讲真话的人。他爱护后代，
抚养过无数后生，帮助他们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艺术道路。他的年龄不能
限制他无限的生命力，他举着火把为着我们这一代——老年的、中年的、青
年的文艺工作者照路。
我想再谈两点。一点就是他对朋友的热爱。我只想举一点说明，他曾经
写过《于伶小论》，他怎样评论于伶呢？他引了一段于伶同志的话作为结论：
“为了戏剧，为了自己爱定了的演剧艺术，我愿意而且决定了出生入死出死
人生地把生命赌在这受难的尤其是孤岛受难的戏剧运动里面，我将无计毁
誉，无论成败，但求尽我心、竭我力，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合作的志同道合
者，对得起戏剧家的本份与良心。”这些话放在我们夏衍同志的身上，也是
十分恰当的。
此外，我想谈一件小事情，就是关于《赛金花》。大家对《赛金花》的
各种看法，不提了。但我很不平。我曾经看过夏衍同志写的《（赛金花）余
谈》，他反对对于《赛金花》剧本的各种不尽事实的污蔑。说：“她虽则有
可咎的理由，可是在和她同一时代、同一事件里面不去责备读书明理、执掌
国柄的人物，而一味的要求一个市井妓女去维持民族的尊严，也不能不说是
一桩可笑的举动。”这话说得太对了！怎么能说赛金花能代表中华民族呢？
再糊涂的人，不应该也不能这样看夏衍同志写的《赛金花》！我忽然想起莫
泊桑的一个很有名的小说《羊脂球》，“羊脂球”也是一个妓女的绰号。当
许多贵族老爷、太太、商人没东西吃的时候，羊脂球带了一大包东西让给大
家吃。大家吃得高兴，直说羊脂球怎么怎么好。到了一个关卡，普鲁士的军
官不准他们通过。这些贵族者爷们力劝羊脂球去跟这个普鲁士军官睡觉，而
羊脂球是绝对不愿意的。但是为了大家，她听了大家的话。等到第二天，这
个普鲁士军官放行了，大家突然绷着脸，瞧不起她这个妓女。大家想想，这
些过去骂赛金花的人比那些贵族老爷又相差多少呢？我是看过《赛金花》在
南京演出的。在那一场有一个读书人在公堂之上摇头晃脑跪着念古文的时
候，忽然张道藩拿起痰盂扔到台上，大发雷霆说：“怎么这样演呢？”他这
样一闹剧场就乱了，戏没法演下去了。但是第二天，人民还是要求继续演。
我认为《赛金花》这部作品的重要性，就是在于讽刺、责骂那些不抵抗主义
者，那些对外国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叩头主义者，不抵抗的掌握国柄的人
物。《赛金花》被一些人咒骂过，但我觉得今天是我们重新认识《赛金花》
的时候了。
我讲得太多了，用了太多时间。我非常感谢我的老前辈八十五岁的夏衍
同志，感谢您给我许多教导，直接的、间接的教导。尤其是我从您的剧本里，
您的为人里，学了不少东西。非常感谢。
我与大家一样祝您健康长寿！祝您活到一百岁时，还有无限的生命力量！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八日
（原载《剧本》1985年第
9期）
这样的戏剧艺术家——纪念焦菊隐诞辰八十周年、逝世十周年
焦菊隐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今天，纪念他诞辰八十周年、逝世十
周年，真是感慨万端，简直不知从何说起。
这些年，我每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见着数十年来的艺术同行和同事，
便不由地怀念这位博学多能、才气纵横的朋友。我常想，如果现在他活在我
们中间，活在排练场和舞台上，我们会多么高兴，看到他那令人景仰的、不
可替代的光彩，心中一定会为我们能从事的戏剧事业感到自豪。
菊隐先生使我十分想念的缘故是多方面的。
首先，他是我真正感受到彼此心灵相通的戏剧艺术家，一位杰出的导演。
他说过“写戏，就是写人。写人，就是写性格。”而“表现性格，就是表现
思想。”
这两句话多么简练，包含了多么丰富的内容。应该说，他道透了戏剧艺
术的精髓。
因此，无论郭沫若的《蔡文姬》、田汉的《关汉卿》、夏衍的《一年间》
与老舍的《茶馆》，经过他深刻的挖掘，艺术的洗练，以他独到的导演构思，
把作者的心灵，思想与情感，天然般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一个个血肉丰满的
人物，活了起来，使我们真的认识了他们，理解了他们，被这个人的世界深
深吸引，沉思默想，不能忘怀。
我们常说，没有好剧本和好演员，就没有好戏。现在，我愈发明白了，
没有一位才能与思想都攀上高峰的导演，好剧本与好演员的本领也是枉然。
焦菊隐先生是剧本与演员的桥梁，他既是一座美伦美矣、精心建造的大桥，
又是一条天然与清新的河流。
舞台仿佛是一汪水塘，剧本仿佛是水，而演员又像水中的鱼。他的劳动
使这一切交溶在一起。
有许多演员、舞台美术工作者，他们也像我一样地怀念焦先生。因为，
二十多年来他们与焦先生共同创造了多少部好戏。正是在这种创造中，他们
成熟了。有些已经成为出色的戏剧艺术家。他们从焦先生那里得到的启发，
得到的教益与灵感，就像火种被点燃，一星星、一点点，已经燃成了美丽的
火焰。
焦先生一直主张“启发演员的主动性”，他的办法很多。我有时想起来
就感到后悔，没有好好地、细心地看他排戏。我相信，那是一种艺术、修养
与作风的陶冶，人们可以从中体会到再创作的艰辛与享受。值得欣慰的是，
有多少人看他排戏已经数不清了，他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都会留下焦先生天才
的火花。
听说排《关汉卿》的时候，有一个演员用了鼻烟壶做道具，焦先生看到
了。据他所知，鼻烟壶是明朝才传到中国来的，元朝不会有。然而他还怕不
准确，一直问到历史研究所的专家。他们回答说：“现在的资料还不能证明
元朝已经有了鼻烟壶。”于是焦先生说：“那就不用这个道具吧。”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道具，由此可以想到焦先生对艺术认真严格的态度。
这实在值得我们学习。
焦先生年轻时办了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培育出许多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
家。为了更透彻地了解民族戏曲的内容与形式，他不但研究“唐、宋、金的
大曲”，还向各位京剧界老先生请教。而且拜了一位当时大家都十分推崇的
老前辈、精通昆曲的曹心家先生和专工小生的冯蕙林先生作者师。使全校师
生惊讶的是，他每日也和学生一样压腿、吊嗓。他并不是想成一位名演员，
而是在用身心去琢磨祖国的民族艺术传统。
因此，他很早就主张话剧要继承我国民族的表演形式。在郭沫若的《虎
符》的演出中，他实践了他的设想，同时也显示出他卓越的才能。但在《虎
符》上演之后，他却这样谦虚他说：“如果说，过去的戏都没有传统的表演
风格，那就太武断了。我个人以为，我国话剧演出，有的戏在民族形式上更
突出些，有的戏虽已具有了民族风格而不易使人察觉。”经过多少年的追求、
体验、创造，他写了《关于话剧吸取戏曲表演手法问题》的论文。文章的价
值与作用已经越来越被今天的人们所理解了。
我在谈焦菊隐先生，然而我对导演艺术却是外行，对于他所创造的导演
艺术流派，也是耳濡目染，讲不出个道道。但是我相信一句话：“心有灵犀
一点通。”这样说，我并不是指我自己，而是指每一个致力于戏剧艺术创作
的人，每一个热爱戏剧艺术的观众。焦先生的影响在人们的心里，他的声誉
已经传遍了国内外。
昨夜醒来，想到焦先生，是那个沉默的，几乎不说话的上了年纪的人。
那时他和我都在“牛棚”，铺挨着铺。现在，他已经离去十年了。但是我知
道，我不会忘记他。我还知道，大家都会记住他。他的生命不会完结，永远
被戏剧艺术的熠熠光辉照亮。
（原载《北京日报》1985年
12月
14日）
伯钊同志，你永远在我们中间
最近我心脏病经常发作，又忙于开会，只听说伯钊同志正处抢救之际。
厚生同志怕我过分激动，告诉我，医院不许探望，要等医生通知，才能去。
两天过去了。四月十七日晚间才告我伯刽同志已经逝世了。我被这突然消息
惊呆了，我怎么也不相信，她会离开我们。我要奔赴医院，因为正开着剧代
会，被阻止了。我在开会，但伯钊同志的音容笑貌浮现在我的眼前：雪白的
头发，红通通的面庞，精神抖擞、就像她依然同我们坐在一起讨论。
我不相信她会去世。伯钊同志讲一口浓重的四川话。她腰杆笔挺，从不
知疲倦。年龄对她，好像永远不留下痕迹。她总是朝气蓬勃，保存着一颗对
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她的心扉永远敞亮着，毫无隐讳。不管别人爱听不
爱听，她从来不说一句违心的话。她是非分明，勇于说出自己的意见。伯钊
同志性格顽强，为党的利益、为党的正确路线，坚持不懈地与错误路线斗争。
这样一个好同志是不会死的。她是一个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她为
我们树立一个如何为革命与文艺工作的光辉榜样。她是不会死去的。
一九四八年底，我和许多文艺界的朋友，由上海绕香港、烟台转到北平，
我首先接触的老红军，老战士，解放区的老文艺工作者，就是李伯钊同志。
那时候，她还很年轻，穿着一件旧的棉军装，束着皮腰带，戴着军帽，笑容
满面地和我握手，谈起工作，滔滔不绝，洋溢着满腔热情。她身穿那身洗得
退了颜色的旧军装，十分干净。人不高，但挺拔、矫健。我心里说，她就是
三过草地的革命战士啊！
我比伯钊同志只大一岁，但在革命征途上，她是我的大姐。在政治上、
生活上，她对我关心备至。她在任何人面前，从不摆老革命家的架子。尤其
是正当她写从来没有人写过的歌剧《长征》时，她多次找我讨论，要我提意
见，我说：“我没有革命经验。”她却说：“你有写作经验！”她不停地间
我剧本结构，歌词的准确性等等。我很难为情，她十分严肃地说：“你在剧
本结构上，词句上，是有办法的！”她简直不像在瑞金当过高